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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帝国顾问冯·克留格已经在电话里和盖德及兰斯道夫谈过约翰·魏斯的事。
正当瓦利司令部全体人员热火朝天地忙着搬迁时，魏斯却接到一项命令，要他到帝国顾问指定的几个集中营去出一趟差。
亚历山大·别洛夫已经完全进入约翰·魏斯的角色，这一决定真叫他感到委屈。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魏斯大为恼火；居然没有一个上司对他的出差提出异议，也没有谁为军事情报局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约翰·魏斯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军事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在瓦利司令部困难的时刻离去而感到惋惜。
正因为如此，魏斯在兰斯道夫面前便明显流露出敬而远之的态度，脸上总带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他对自己这种委屈的情绪简直有点沾沾自喜，而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他们分明对他不公平，因此他可以指望在将来得到补偿。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在职务的提升方面毫无好处的出差却突然给了他几天的自由。想找到埃莉扎，没有这几天时间是不行的。
魏斯从不同渠道搞来的情报都说明不了埃莉扎为什么被捕，但他从中知道了她被囚在哪个监狱。
这座监狱很远，在一个山区的古城堡里。古堡的高墙内有一幢不大的现代化钢筋水泥建筑。这里专门囚禁特别重要的政治犯，通常只有一、二十名犯人，因此警卫队的人数也不多。
一些有声望的德国历史学家认为，纯正的贵族气质是代代相传的，一个出身低贱的人，无论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如何得天独厚，也不可能具备这种高贵的气质。他们说，真正的贵族气质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魏斯不知道这些学者的理论有何根据，也许他没有那么渊博的学问来跟他们辩论这个问题，但是眼下他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变成一个傲慢自大、头脑迟钝、不明事理、刚愎自用的普鲁土人。作为一个高傲已极的普鲁士人，他在一些问题上的无知将被别人看成是故弄玄虚，而不是由于他对自己碰上的某些事情（魏斯知道会碰上的）毫无了解。
魏斯提出了营救埃莉扎的方案，和祖鲍夫一起作了仔细研究。为了让祖鲍夫相信这个方案万无一失，他可费了不少精神，最后不得不采用强硬手段，宁肯让自己的威信受一些损失。起初，祖鲍夫把他的方案称作胆小怕事的可怜花招，说只有那种假仁假义的人，那种即使为了营救命在旦夕的同志也不敢公开直接地冒一次险的人才于这种事。
“肃反人员的小聪明教会您瞎编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祖鲍夫说。“这不是战斗行动，而是电影剧本！”
争论激烈时。他还举出捷尔任斯基的权威性例子，说他无所畏惧，深入虎穴，只身去见那些发动暴乱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至此祖鲍夫仍不满足，还说魏斯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情报人员，是摇笔杆子的，而不是战士。
然而祖鲍夫终于还是让了步。魏斯好言相劝无效，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做说服工作。他站起来板着面孔说：“少尉同志，我命令您……”
祖鲍夫只得服从了。
瓦利司令部的雕刻师巴巴什金及时给魏斯做好了必要的证件。他干得很匆忙，因为司令部的技术部门马上要随汽车队转移到柯尼希斯贝格去。
祖鲍夫小组的集合地点选在距监狱四十公里的一处茂密的山林里。这是按照地图确定下来的。
祖鲍夫必须在夜间率领全组人员，携带装具、武器和军服到达那里。他还必须搞到一些集中营囚犯穿的衣服，特别是盖世太保逮捕重要犯人时使用的手铐和脚镣。
魏斯应单独到达集合地点。
他客客气气地送走了祖鲍夫，自己也动身上路。给他开车的是个叫做普达舍克的捷克人，瘦高个儿，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是这个人在夜酒馆里相当成功地当过一名丑角力士。这是魏斯通过埃莉扎为他安排的职业，当时那位扮演卓别林的演员已被盖世太保处决了。他之所以丢掉了性命，是因为有时在刹那间装出元首模样，加以丑化。
普达舍克曾是捷克著名的十项全能运动员，不仅身上肌肉发达，连脸也结实得象个铁疙瘩。他善于控制自己的脸部，能让两顿的肌肉象强壮的二头肌那样鼓起来。他玩起地滚球来一点也不费劲，只是稍稍低着头，不时反一眨眼睛。
魏斯发展普达舍克还颇费过一番脑筋呢。当时普达舍克为了弄清魏斯是否真是苏联情报员，曾要求他把苏联所有著名运动员的名字—一回忆出来。
后来普达舍克相信了，对魏斯欣然从命。他感到十分幸福，那张抑郁不乐的脸上增添了一种骄傲的神情。照他的说法：这回可要叫法西斯心惊肉跳了。后来果然如此。魏斯把他介绍给祖鲍夫后，他们就开始在一起战斗。据祖鲍夫反映，普达舍克在每次行动中都胸有成竹，象一位行家，仿佛他是在体育场上和对手较量，而且早就料定对方不是他的对手。
有一回魏斯责备普达舍克太冒失。这位捷克人忧郁地说：“即使我被打死，按得分来说我也赢了。”同时扳扳着青筋磷磷的细长指头，—一列举他和祖鲍夫夜袭时给敌人造成的损失。
一个德国军官，不带任何警卫，乘坐敞篷小汽车在波兰公路上行驶，这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魏斯知道，波兰游击队，苏联行动小组以及逃亡战俘自动组织的队伍是决不会放过这种猎物的。
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普达舍克。
后者问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你呢？”
普达舍克忧伤地点点头：“有生以来也没有象这样害怕过！要是咱们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那可太惨了！”
为了保险些，他们决定穿便服前往。普达舍克甚至提议从波兰地下工作者那里搞些证件来，但时间不许可了。
幸而一切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指定地点。
祖鲍夫的人隐蔽在一条灌木丛生的山沟里。他把卡车也开进了山沟，这辆车是他们从离城相当远的一个补给基地上偷出来的。卡车挡上了一圈胶合板，和监狱里的带篷汽车一模一样。
包括祖鲍夫在内的八个人都穿党卫队制服。其余的人穿集中营条纹号衣，脚下是系带子的木底鞋，胸前缝着一块布，上面写着“K”字，即“战俘”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祖鲍夫就地用推剪给他们剪了发，有的剪光半边脑袋，有的从当中推出一道沟，有的则理成光头。这是因为每个集中营都用各自的方式给囚犯留下标志。
大家都在忙着，有人用墨汁在臂上写集中营囚犯的号码，有人朝脸上抹泥土。普达舍克也干起来。他把有些人怎么弄也不显瘦的脸化装得非常成功。
“囚犯”化装占去了不少时间，这当儿魏斯换上一套专门为他准备的上尉制服。
他觉得这套制服很合适，穿上身仪表堂堂。那种普鲁士武功世家的傲慢派头，那种对周围人冷冰冰的蔑视目光，都显得非常自然。现在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不禁会感到别扭和反感……
四周荆棘丛生。满地是灰白色的碎石。仿佛从长满苔藓的峭壁下挤压出来的一道山泉发出温暖的水声。狭谷里一片幽暗。头顶上的夜空闪烁着柔和的星光。
聚集在这里的战士不少是初次见面。他们是为了执行任务才会合到一起，任务完成后就要各奔东西，或许永无再见之日，因为情报系统的人员实行严格的专业化，各有各的分工和岗位。当然，还有一个更为简单而自然的原因使人们不能重逢，那就是战斗中会有牺牲。
倘若有谁不知道他们是为何聚到一起，可能会觉得这些人一个个都十分得意，因为一张张差别很大的面孔上都显得非常兴奋。然而他们兴奋绝非是因为对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不了解或估计不足。相反，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是极为困难的，说不定在场的人一个也不能生还。
这里的人对悄悄徘徊在身边的死神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是孤独的。最后时刻的意义就在于默默地经受住一切。要隐姓埋名，不向敌人暴露身份。要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而牺牲：无名无性，无亲无故，出身不详。
隐姓埋名地死去，这是一个侦察员最崇高也是最难建立的功勋。对此必须有充分准备。必须在敌人夺去你的生命之前忘掉自我，把记忆中的一切都毁掉。不等敌人杀死你本人，你就在心中杀死对于自己的记忆，这样，即使在万分痛苦的情况下你也想不起自己是什么人。
而现在可太好啦！这回是和自己的同志一道，肩并肩地进行一场公开的战斗。他们兴奋地盼着这场战斗快些到来。
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也是手执武器，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在同敌人的猛烈拚杀中倒下。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
他们都是在敌后搞秘密工作的，身边没有手枪，就连铅笔刀也没有。他们需要把自己伪装成对占领者服服帖帖，愿效劳犬马之劳的奉公守法的顺民。
他们认为，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无权放弃夺取胜利的最后机会。他们被折磨得渐渐失去理智时，仍能机敏地对付刽子手们愚蠢的逼供，同保安局审讯人员，同盖世太保或军事情报局反间谍人员决战到底。他们常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认为服毒自杀有损自己的尊严，认为这跟投降相差无几，是意志薄弱，是对最后的机会丧失信心，而最后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一定会使你最终摆脱敌人严密的侦讯。
这就是苏联侦察员在斗争中遵循的崇高道德原则。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但这成了他们的一条精神准则。战斗到底，当一个无名战士，他们的名字就叫无名氏。
那些隐姓埋名而被处决的人博得了战友们深深的尊敬。谈到这种人，大家会说：他牺牲得象个肃反人员。意思是他什么也没有泄露，无名无姓地死在刑讯室里。敌人未能得知他的名字。对敌人来说，他叫无名氏。
自甘默默无闻——对于具备这种高尚品德的人来说，这就犹如选取保加利亚杰出革命家瓦西里·列夫斯基的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如果我胜了，这是全民的胜利；如果我败了，这是个人的失败。”
这句话反映出敌后情报工作的实质。这句话说明了敌后情报人员的功勋……
魏斯望着隐藏在灌木丛里的同志们。他们把上农铺在地上，仔细擦拭着手枪和冲锋枪，检查着每一发子弹。他们把武器暗藏在囚服里，让人从外边看不出来。体格健壮的人盘算着怎样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为此作了种种准备。有人在帆布手套里放了铅屑，有人在蒸熟的芜菁里塞进螺栓，有人把一卷留声机发条磨得象刮脸刀那样锋利，有人把三角刮刀似的织针插在粗糙的裤缝里。
魏斯在和军事情报局的同僚们交往中，早已养成一种我行我素的派头。他很清楚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每一个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能说。和他们打交道并不费劲，他好象是下意识地做着这一切。而和某个战友碰头时，为了节约时间，遵照秘密工作原则，他只说与任务有关的话，听取回答时也只听那些与任务直接有关的事。
但是现在，他忽然置身于如此众多的亲人中间，心里觉得又高兴又慌乱。是啊，什么躲躲藏藏，节约每一秒钟时间，象扳起的手枪机头那样绷紧神经，这些长期养成的习惯现在统统都突然不需要了，这怎么能不叫人心慌意乱呢。
他带着凄苦的微笑徘徊在战士中间，党卫队制服下的那张脸变得认不出来了。约翰·魏斯不见了，山沟里只有一个不知何故穿上德国军官制服的萨沙·别洛夫。他走来走去，心情激动，就象一个业余戏剧演员等在边幕后面那样不知所措，他担心，大家也在为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这样的一个俄罗斯人，能够扮演德国法西斯分子约翰·魏斯吗？他的外貌上并没有足以演好这个角色的特征。也许大伙儿都在想：让这位相貌憨厚，眼神沉郁的别洛夫扮演一个固执任性，傲慢专横的德国军官可不那么容易。而别洛夫却在想：这些同志身上的工人作派与押解兵那种僵硬呆板的姿态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至于那些身穿带条囚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两眼炯炯有神，露出一副调皮相，故意把带条的圆形囚帽歪戴在耳边，扣在头顶上，哪象是集中营的犯人？显然是假扮的。他们缺少行将被处死的人常有的那种萎靡不振的神态，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们身穿可怕的条纹囚服，却自由自在地躺在灌木丛里，就象在家里穿着睡衣似的。
但是，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又表现出他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们彼此不问：“你是谁？”“从哪儿来？”没有一个人为无关的事多费口舌。他们虽然是在休息，但并不随地乱坐，而是俩人一组，井然有序。每一对战士都有明确的任务，人人都清楚战斗打响后自己该如何行动。各个细小的环节都考虑到了，包括情况变化后应当采取的各种替代方案，或者万一行动失败必须撤退和隐蔽时，由谁来掩护战斗小组，把装满炸药的防毒面具滤毒罐引爆等等。
拂晓，一个身穿盖世太保制服的自行车队士兵骑着摩托车将一封密件送交了监狱长。这封公文及其中关于接收囚犯的命令，都是事先在瓦利司令部下属的证件伪造所里伪造的。
同时趁着天色未明，一名战士开始守候在监狱同外界联络的电缆沟里。他并不剪断电缆，只造成短路，扰乱通话，使双方无法在电话里交谈。
黄昏，行动小组登上卡车，严格遵照押解犯人的规矩各就各位。
祖鲍夫身穿党卫队制服坐进了魏斯的汽车。
跳伞运动员梅霍夫，身穿盖世太保制服，坐在司机普达舍克旁边，他负责装扮魏斯的警卫员。
梅霍夫是个经验丰富的爆破手。他说自己耳朵不好是由于他干的工作声音太响。他还说，他现在看有声电影和无声电影都是一回事。要是能活到战后，他就得象个老头子那样在胸前挂个助听器了。不过梅霍夫是言过其实了，其实在需要的时候，他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低垂的浓云仿佛被立陡的峭崖刺穿，下起了倾盆大雨。四周天昏地暗。沉重，密集的雨滴落在湖面上，扬起了一片水雾。
道路婉蜒在多石的陡坡间。魏斯的小汽车超过卡车，前面很快现出了那座破败凄凉的古堡的轮廓。
堡外的警卫见魏斯出示军事情报局证件，立即让车开了进去。驶过沉重的古老石门，他们进入城堡内院，到了第二道围墙，这是一道混凝土墙，上有高压电网、汽车在铁门边被拦住。门卫只准两位军官——魏斯和祖鲍夫从远离大门的一道小门进入守卫室。
卫兵让他们在守卫室里稍候。
一名值勤的党卫队一等兵进来，仔细检查了证件，要他们再等会儿，拿着证件出去了。
没等多久，一等兵带着两名卫兵又回来了J他请军官先生去警卫队长的住所，住所就在办公室旁边。
监狱长，这里的人称呼他警卫队长先生，是个瘦高个儿，但却垂着个大肚子。他从桌后欠欠身子，作个手势请军官坐在对面的两张雕花靠背的老式安乐椅上。
他面前放着魏斯派人送来的命令，还有值勤一等兵拿给他的来人的证件。
“先生们，请讲吧，”监狱长说，发愁地望望悬在两条瘦腿之间的大肚子，小心翼翼地摸了它几下。
魏斯说：“唔？”他蛮横地望着监狱长那双浑浊的眼睛问道：“看来，您这儿没有厕所吧？”
“有，我吩咐他们送您去。”
“我不想去，”魏斯说。“不过我们象是打搅了您的清静吧？您不必客气、我们有时间。”魏斯随口对祖鲍夫说：“我们可以给警卫队长这点面子，是吧？”
“命令不大合乎规定，”监狱长说，用一只发黄的手把公文朝魏斯面前推了推，公文上有蓝铅笔划的几条粗线。
魏斯冷笑一声，根本不看命令：“警卫队长先生，奉告您，本人不是司令部文书，没有必要来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公文不合规定呀，”监狱长不肯让步。他那枯瘦的脸上出现了固执的表情。“不接到合乎规定的文件，我不能收留您的犯人。再说，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呀。”
“您不能收留？”魏斯追问了一句。
监狱长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抵。
“好极了，”魏斯笑嘻嘻地说，“您的拒绝使我们非常满意。”他站起身，迅速地一点头：“告辞了，警卫队长先生。”
“就走吗？也许赏光喝杯酒吧？”
“也好，”魏斯宽厚地说，“不过，我得先给我们的人下个命令，监督他们执行以后才行。”好象要使对方放心，他又说：“只要几分钟就够了。”
“到底是什么事？”监狱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