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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酒杯，盛满南方的温煦
盛满泛红的灵泉
白沫如珠，向杯沿争先眨眼。
他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从变成另一个“克拉彭教派”19世纪初由英国社会改革人士组成的颇具影响力的团体，因主要活动多集中在伦敦西南的克拉彭地区而得名，主张剔除社会疾病，改变道德观念，其成员主要为福音派人士和议员。的厄运中拯救出来，使之以同样超脱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美学和抽象真理的探求之中，而不是一头扎进福音教派。这功劳并不能全都归于克莱夫，因为虽然他常给人以欢快、机智的空谈家的印象，但是他也具有学究气质。他总是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书籍。人们能够听到许多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才华横溢的演讲，其中必不可缺的是克莱夫的，他那广博的阅读量、灵敏的感知力以及良好的判断力，构成了他的讲演特色。同样必不可少的，还有利顿、弗吉尼亚、梅纳德、德斯蒙德•；麦卡锡和哈里•；诺顿（HarryNorton）哈里•；诺顿（1886～1937），“使徒社”成员，数学家。这些人的演说。克莱夫无法忍受疾病的困扰，所以在他最亲爱的人的病榻之前，他也常会溜之大吉。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却并不那么神经质。戈登广场46号具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恐怖，它源自厨房地下室里滋生的大批蟑螂。当这些讨厌的虫子变得令人忍无可忍时，克莱夫便会穿上狩猎专用的靴子，深更半夜跑到地下室里，对它们狂踩一气。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除我以外）再也无人敢采取如此勇敢的行动了。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克莱夫和邓肯/安杰莉卡（1）
克莱夫•；贝尔和邓肯•；格兰特
本文选自安杰莉卡•；加尼特：《蒙蔽在善意中》，伦敦：查图—温都斯书局、贺加斯出版社，1984年，第134~142页。——原注
安杰莉卡•；加尼特
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家族史中，安杰莉卡•；加尼特的身份、经历，比这一圈子里任何其他成员的都要来得错综复杂。身为瓦奈萨•；贝尔和邓肯•；格兰特的女儿，她却被视为瓦奈萨和克莱夫•；贝尔的女儿而抚养成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致丧失来自欣德（Seend）的克莱夫家族的财政资助。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遇难之后，她于十八岁时才被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世。二十二岁时，她嫁给了刚刚丧偶的戴维•；加尼特，而后者与邓肯及瓦奈萨的亲密友情，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开始。
安杰莉卡•；加尼特将其所写的关于自己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童年经历的故事命名为“蒙蔽在善意中”（DeceivedwithKindness）。此处节选的章节，原题为“有着两个父亲的孩子”（ChildofTwoFathers）。
我记得那年的夏季长得没有尽头，热得难以忍受，而且令人充满倦意。有一天，瓦奈萨感觉稍佳，便带我到她在查尔斯顿庄园的画室去，在那里她告诉我，我的生父是邓肯•；格兰特，而并不是克莱夫。她紧紧地拥抱着我，还说到了爱。我敏感地注意到，在她那亲切的举止里，隐藏着一种尴尬与不安，这种尴尬与不安犹如海浪一般冲刷着我的头脑。很难说是什么促使她在那一刻将实情告诉了我——有多少是出自许久以前他们所设计好的计划，有多少是源于她当时真实的情绪。她很可能感到，不论这种情绪多么隐蔽，自己这一举措应该源自对朱利安的回忆。她即将透露的消息，将帮助我变得成熟，而且朱利安的在天之灵也会对此表示赞许。与此同时，想必她一定感觉到了要将自己从谎言中解脱出来的急切需要，我们大家曾在那个谎言中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由于担心我会因接受这一事实而困惑，她说一切无须改变，因为重要的并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现在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比如，我对昆汀的爱，就不应因为知道他是同母异父的哥哥而受什么影响。我清楚地记得这番话在我心里激起的奇异的、小小的震撼，那时我就意识到自己真的非常喜爱昆汀，虽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把它说出来，但是这种感觉足以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含蓄而不动声色的家庭里。尽管朱利安曾经在信中告诉她说我比他还要感情用事，但我并不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如果瓦奈萨事先指望在告知实情时看到我惊讶的表现，那么她肯定是失望了：我当时泰然自若，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虽然当被独自留下来后，我顿时变得快乐无比，因为这是一件自己早已偷偷发现了的事情。不论在表面以下的深处可能发生什么大爆炸，那一瞬间我只觉得，一个久已丢失的东西，现在终于被放回了原处。
我仍然没有和邓肯说话，或许是因为害怕他会挫败我心中的得意之情。我宁愿独自享受心满意足的感觉，因为自己无法克服那种情绪：就是有了这么一位爸爸，我的命运便被打上了特殊的标记。我是一个手里握着红玫瑰的小女孩，她爱上了王子，爱上了那个既神秘可怕又魅力无穷的怪兽。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幻想之中，幻想着一位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邓肯的样子。我也没有注意到，正当自己迫切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时，我的牺牲精神真正意味着什么。我本应和邓肯说话的。可是事实上，瓦奈萨却对此事再也不吭一声，他同样也缄默不语，而我则仍将自己封闭在梦幻之中。
我与邓肯的关系从来没有超越过这一点：我敬重他，但有想当他女儿的念头只是我的一相情愿，然而我得到的反应只是无动于衷的平静。令我困惑不解的是，这种平静表现为一种没有性别特征的、淳朴而含有善意的障碍。我无法看清它的周围有些什么，可是——现在我不禁怀疑——是否其中还包含着某些可以进一步观察的东西？诚然，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它太模糊、太私密，也太自私，所以无法答复一个女儿所提出的请求。因此，我们的关系虽说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愉悦，却只不过是一种幻影而已。我们并不像父亲和女儿。我们之间没有斗嘴，没有抗争，没有权威的展露，也没有天伦之爱变得强烈的时刻。一切都很温和、平静，很表面化——真的，是他那种保持无动于衷的本事，才使他成为如此有趣的伙伴。我被一个渴望拥有理想的父亲的梦想——一个不现实的梦想——纠缠着，而且它始终困扰着我后来的生活。我的婚姻只不过是这种梦想的延续，它几乎完全将我吞噬了。
我如此纯粹地信赖他们的判断力，以至于从未想过因为他们对于此事的沉默而去责备邓肯或是瓦奈萨。即使后来，当我将愤恨之情发泄到瓦奈萨身上的时候，我也无法让自己对邓肯进行任何指责。正是在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错过的一切，以及那种含糊不清的状况是如此地使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虽然瓦奈萨自欺欺人地安慰着她自己，认为女儿现在有了两个父亲，但是实际上——在感情的现实里——我却一个父亲也没有。把邓肯和父亲这个身份联系到一起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要试图承担这样的角色。在这方面，克莱夫做得要更好些，不过他的角色扮演得没有说服力，因为他知道真相。如果我们大家都承认了这个事实，那么情况该会多么不同啊！在其他事情上，邓肯可能已经努力表示了他的慈爱。但是瓦奈萨从未想过，或许他也是由于她的支吾搪塞而不敢承认现实，恰如她从未意识到，正是由于向我隐瞒我真正的父亲是谁，所以她其实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将我视为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人了。她无疑总是怀有负罪感，并感受到了我的怨恨之情，即使我当时并不知晓其中真正的原因；她也无疑常常试图用溺爱来弥补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过失，而这样做只能使我觉得更加受压抑。
结果是，我在情感上变得力不从心了，虽然这样想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倘若她以前把我的生父是邓肯这件事告诉我，那么我的生活原本是可以变得更加轻松些的。我的窘境可能确实没有多少变化，因为他的性格是始终如一的。唯有了解真相，而非沉溺于谎言的欺骗之中，才能真正改变所有的一切；那些制造谎言的人，对于欺骗所带来的后果，从未作过全面考虑。
不过奇怪的是，当这个时刻到来之时，当我被告知真相的时候，世界看上去不是更加真切，而是变得更加虚幻了。好像没有人能够公开、自然地谈论这个话题：瓦奈萨处在忧虑而得意的状态里，邓肯则并不想努力将一种更为坦诚的关系引入到我们彼此的身份中。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犹如做了什么不负责任的事情的孩童，企图通过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由此带来的责难。
就连克莱夫也没能从我最近获得的消息里受益。瓦奈萨告诉我，他更愿意把我看做亲生的女儿，所以我对他最好什么都不要提及。这是一件令人极其遗憾的事，因为他的关爱建立在某些比伪装更好的东西的基础之上，看到一切已经摊牌，他的解脱之感原是可以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轻松自如一点的。如果他希望的话，他本来可以领会到，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能够阻止他将我视为亲生女儿的东西，而从我的立场来说，自己对于他的那份真挚爱意，原本也是可以得到释放的。
无论克莱夫是否注意到了，反正我对他的态度深深地受到那种不确切的情况的影响，而且这又与我看出了瓦奈萨对他的感情的变化有关。我当时没有深究这些细节，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尽管从表面上看，她对他满怀信赖，满怀对他的学识的尊重，同时怀有一种激情不再的爱恋，但是，从她希望他维持假象的角度来看，她实际上是在欺骗、压榨他那更加美好的感情。难道她从未想过，当我将他视做亲生的父亲而有所求助的时候，当我企盼从他那里得到道德上的支持，而他却深知自己没有资格提供这种支持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若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瓦奈萨就会说，既然克莱夫了解真相，他就只得对我表现出关爱之情而不必承认需要永久搪塞的任何理由。她也许还会说，要是我能更加早熟，更加敏感一些，她便会早点将这事告诉我，从而降低我可能求助于克莱夫的风险。然而，她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撇开或是超越这种关爱之情，他的回答因他的父亲身份而具有的权威性将会被剥夺，而这，正是我所渴望实现的，要是最终能够抛开这种权威性，那该多好啊！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克莱夫和邓肯/安杰莉卡（2）
瓦奈萨设想她自己能够把握整个局势，虽然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将傲慢与慷慨混为一谈了，而且对于现实而言，她所表现出的即使不是冷漠，也是一种盲目。说她没能认识到父女关系的重要性可能会让事情更加简单易懂一些，然而我又并不这样认为——她显然期待我和克莱夫之间的关系能变得更加亲密——但她可能并不理解，一个女儿原是渴望被父亲拥有的，而克莱夫却没有权利这么做。
然而，与邓肯相比，他确实对我表现出了更大的责任感，尽管我那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使我无法真诚地对此作出回应。我因为心存疑虑而痛苦万分，我将它归因于他那与生俱来的冷淡，或是他对于性的话题的某种含沙射影、话里有话的态度，这令我十分尴尬。不过，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虽然今天回顾我们的关系时我感到后悔，因为当初对于他的善意没能适当地、公平地加以对待。
克莱夫以宽宏的气量欢迎我降临到这个世界，对于我的存在，他一直给予热情的关注，甚至当瓦奈萨想要离开的时候，他偶尔也会代替她来照顾我——这些，邓肯是绝对做不到的。当然，内莉（Nellie）和路易（Louie）一直在我们身边，但是作为一个参照点，克莱夫却更加可靠、沉着而且生性快乐。小时候，我得了腮腺炎，为了掩饰，就贴切而且勇敢地说道：“噢，天哪，我从床上跌下来了！”听到我这番天真的逻辑判断，他非常高兴，在后来的二十年中还时不时地提起此事——旧事重提让我恼羞成怒，从而遮蔽了我的双眼，没能看到他这么做的背后隐藏着对我深深的喜爱。我还记得有一次对他做过十分无礼的事：当时我还小，不过已经到了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年龄，然而我的舌头，就像蜥蜴的长舌一般，似乎全然不听指挥地在自由翻动着，最后我说了一些现在业已遗忘在无意识中的话——这些话语在他那里遭遇到了一片茫然的惊讶神情，遭遇到了一种怀疑，它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尽管对此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什么。
还有一次，由于我到了觉得欣德看上去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魔力的年纪，就问瓦奈萨是否必须去那儿过圣诞节。她让我去问克莱夫，我诚惶诚恐地前往戈登广场50号，在书房里见到了他，他端坐在有着藤条靠背的椅子上，抽着烟斗。虽然我无意给他带去痛苦，但是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的态度实在缺乏策略：年幼无知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不仅一直深爱着那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们，而且会永远热爱那片被我这个年少气盛的家伙刚刚摒弃的土地。克莱夫透过眼镜片默默地注视着我，我知道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然而，如同外交谈判一般，他向我保证，只要我今年到欣德去过圣诞，那么明年就可以不去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谈判，因为，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这却是我第一次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跟他说话，第一次表明自己有能力通过主动的选择而不是听从别人的吩咐去做某件事。
如果克莱夫曾因我们之间的虚假关系而忍受过种种窘境，那么既然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他便似乎毅然决定不再对此加以计较了。生活条件优越的他，半辈子都像单身汉似的住在伦敦的他，能够送给我平生拥有的第一颗牡蛎或是鸟蛋，能够将我介绍进他社交世界的朋友圈中，和他们一起坐在椭圆形的红木餐桌前共进午餐。我们面对着停止冒汽的香槟酒和盘中被压碎的紫色西番莲果的残渣，在飘荡于空气中的欢声笑语的作用下，一坐就可以坐到下午，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十分快乐的事。克莱夫喜欢把我带到朋友中去炫耀。然而，对于我的困境他也非常敏感，深知邓肯没有能力表现出对我进行性教育的兴趣，他就让我阅读《达佛涅斯和克洛伊》（DaphnisandChloe）——这部田园牧歌，这部抒情浪漫的作品，恰好适合我当时的心理成长阶段。随着我的法语水平日渐提高，他又介绍我读《曼侬•；莱斯柯》（ManonLescaut），后来还奇怪地挑选了《危险关系》（LesLiaisonsDangereuses）给我看，我当时可能已经知道，这本书属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最爱。确实要感谢克莱夫，有了他，我才能成为梅里美（ProsperMérimée）梅里美（1803～187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中篇小说成就突出，主要作品有《高龙巴》、《嘉尔曼》等，后者的故事因乔治•；比才（GeorgesBizet）所作歌剧《卡门》而广为流传。的热心崇拜者，才学会了欣赏《卡门》（Carmen）、《高龙巴》（Colomba）、《伊勒的维纳斯像》（LaVénusdIlle）以及《致一位陌生女士的信札》（LettresàuneInconnue）的部分内容。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克莱夫郁郁寡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悲观的人，他的天分从未得到过完全发挥。在人们的印象里，周遭有着那么多的朋友——他们的评判标准虽然很高，但也有所局限——他却从来没有真正通过能够使之跻身“一流”行列的、颇带讽刺意味的考试。不管这是由于他的文学成就缺乏个性，还是由于他对自己风流韵事的态度太过歇斯底里，对此都难以评定，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们的批评逐渐奏效，于是怀着某种辛酸，他承认了他们批评的公正性。无疑，他的天资不但包括头脑的机敏，也包括善于体察人性的一面——这里，他显露出了深谙人情世故并且愤世嫉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