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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0-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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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天资不但包括头脑的机敏,也包括善于体察人性的一面——这里,他显露出了深谙人情世故并且愤世嫉俗的天分——他还有着善于制造各种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的快乐的一面,对于这种悠闲舒适的快乐来说,添加的椅子越多,就越会使人感到尽兴。虽然“兔子”戴维•;加尼特已经指出,他的慷慨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的,可是他却更喜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欢愉:他总是欢迎每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总是乐意毫不吝啬地奉献一切。他喜欢看到朋友们如他期望的那样展现自我,尽管这样肯定会给他们增添负担,从而会限制他们的相互交往,可是这委实属于一种能够使人消气的爱意:在他面前,朋友们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应这片仁爱之心。    
    比起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其他任何成员来,克莱夫在社交方面的经验要更加丰富,性格更加随和,而且能力也更强,部分原因在于他有钱,同时也是由于他渴望与那些以耗费钱财为生活方式的人士交往。与瓦奈萨和弗吉尼亚不同的是,他并不畏惧有钱人那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优雅风格,尽管他也确实要求这些风格必须和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以及身材面貌相称。虽然这是他性格之中相当突出的一面,然而你有时又会感到,他自己身上倒是恰恰缺乏精巧雅致的气质。他热切地希望通过精心准备的俏皮话,通过各种恭维语和双关语原文为“doubleentendres”。,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做到了令人难堪的境地,但是最终让朋友们真正感到陶醉的,与其说是他那18世纪的风格,倒不如说是他的那份极易被识破的良苦用心。    
    克莱夫身上有着两个人的影子,两个都是至少落伍于时代一个世纪的人:一个是城里人,半吊子,会写文章;另一个是乡下人,大地主,爱好运动。我认为,他在扮演后一种角色时,才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安逸和舒适,因为关于乡村生活的知识、技能和热情,从他童年时代就被培养出来了。事实上,这两种性格都无法使他适应这个世界,而令你喜爱他的理由之一,就在于他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总有这样一种能力,善于把周围的环境,改造成为骄奢淫逸之徒的欢乐窝或是富甲一方的乡绅的宅院。    
    在查尔斯顿庄园他并没有产业,然而他悠然地行走在乡野之间,仿佛这片土地归他所有似的,而且这里的牧羊人、狩猎场的看守者、花匠以及他们的妻子,全都深深地喜爱他。倘若这种越权行为把瓦奈萨激怒了,为了把自己的支配权夺回来,她不但会凭借某种冷漠的态度,而且还会声称自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举措,将克莱夫气喘吁吁地晾在那里,使其意识到操控她的世界有多危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之间其实总能保持某种平衡:虽说克莱夫喜欢自己处于边缘的感觉,瓦奈萨却从没把他从悬崖边上推下去过。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对瓦奈萨的情感主要成为了一种崇拜,崇拜她不用牺牲个人的社交关系,就能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继续创作绘画。对于她的美貌,他从未感到厌倦过,而且还欣赏她对孩子们的热爱以及她那非凡的组织天赋。他爱慕她的深奥,当这种深度被添加进她的温存和幽默之中时(即使她的幽默不是以他为对象的),她便被赋予了一种独有的特征和神秘,这种特征和神秘,他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她年轻的时候,其坦荡诱人的欢愉、善解人意的温柔与灵感勃发的嘲弄交织在一起,令人无法抗拒。克莱夫不仅是个凡夫俗子,而且还是个小男孩,所以对他来说,瓦奈萨的魅力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富有母性的端庄和贤淑。如果从她的角度而言,这种温情相当迅速地消失不见了,那么部分原因就在于她已无法继续去爱这个像自私男孩一样的克莱夫了,他从来都没有学会过自我克制,尤其在性的方面,这导致了均衡意识的缺失。尽管他有广博的学识以及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之心,但是对于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却表现得一无所知: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令他既爱又怕的神秘身份,因为在瓦奈萨看来,与这种身份恒久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她的女性气质,便是她那女神般的既敢爱抚也敢压榨的能力——正如《伊勒的维纳斯像》所写的那样。    
    克莱夫仰慕瓦奈萨具有我行我素的天性,因为他自己实在太过怠惰了,也可能是因为他过分在意自己的弱点,以致无法阻止她那天性的尽情发挥。他更愿意以放弃自己的威信作为代价,而让她去解决家庭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也许他注意到了那种实质上被称为感情失败的东西,它在他的心中横扫出一片寒冷的荒野冰川、一片寸草不生之地,尽管他交际广泛,温和有礼,却总也无法将它完全掩藏。然而,克莱夫尽管内心痛苦,却只是自吞苦果,从不向她倾诉。对于他,她是唯一一位这样的女性:只有在她的屋檐之下,自己才能怀着类似于满足的心情生活下去。    
    克莱夫和邓肯之间,简直连最微弱的嫉妒之情的迹象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真的很荒谬——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肯是个同性恋者,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男性的竞争关系,但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情和对彼此的深刻理解。尽管克莱夫曾经无情地揶揄过邓肯,奚落他喜欢摆出某个早已为人遗忘的军团中的将军或少校的架子,奚落他的艺术品评宽宏大度到了不分好坏的地步,奚落他的其他一切怪癖;尽管克莱夫也从未资助过他,但是克莱夫毕竟还是富有雅量而且体贴入微的。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邓肯视为一个逃逸的精神病人或者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但是他从没这样做过。他总是显而易见地尊重邓肯的人格,即使这一点从未被人直截了当地提起过。从邓肯的立场而言,他理解克莱夫,也欣赏他的深谙世事、他的博学以及他在阅读方面的广泛涉猎,他们经常可以从中找到交谈的话题。邓肯从未对克莱夫的上流社会朋友抱有偏见,有时他还会非常高兴地和他们厮混在一起。通过分享克莱夫的汇报,他对这群人之间最近发生的阴谋和丑闻了如指掌。这些消息和绯闻,常以信件的方式传到查尔斯顿庄园来,在克莱夫的大量书信中,它们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邓肯的轻微提示和他愿向富有独创性的观点发起挑战的勇气,比任何一切都更能使克莱夫感到精神振奋。如果说克莱夫是火绒,那么邓肯就是火石,是他照亮了那些原本会被遗忘的角角落落。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摩根•;福斯特(1)

    弗吉尼亚•;伍尔夫    
    本文参见《弗吉尼亚•;伍尔夫:瑞德讲座》(VirginiaWoolf:TheRedeLectur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42年;再版时收入《对民主的两声欢呼》(TwoCheersforDemocracy),奥利弗•;斯泰利布拉斯、爱德华•;阿诺德编,1951、1972年,第238~252页。——原注    
    摩根•;福斯特    
    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世之后,福斯特于二战期间在剑桥的“瑞德讲座”(RedeLecture)上所作的关于她的一次演讲。这位在专业鉴赏力方面最受弗吉尼亚尊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朋友,对她的作品作出了公开的评价。身为好友和小说家、批评家的福斯特,力求呈现出最能体现弗吉尼亚顽强个性的一面,他评价了她的唯美主义观念和小说创作,而对她的恃才傲物或女权主义思想则持批判性的态度。福斯特认为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业已过时,读者如果对他的错误判断(这种判断在当时并非不是普遍的)感到惊异,那就应该注意到这位老者在陈述自己的观点之时,还是怀有自知之明的。撇开这一见解,福斯特的评论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关于弗吉尼亚作品的最优秀、最简洁的介绍了。    
    福斯特也将自己的演讲献给了伦纳德•;伍尔夫,这是很贴切的。所以,这篇演讲稿最终是对一些共有的价值观的赞颂,这些价值观由演讲者、弗吉尼亚及其丈夫,还有他们的朋友所共同分享。(原稿中有两条关于这场演讲的注释,已删除。)    
    当被委以本讲座的讲师资格时,本人脑中想得最多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所以,请允许我对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发表见解,而不是对她的作品加以评判和总结。如果想作总结,我们就要面临两个障碍。首先是这些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一旦摒弃“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病太太”这个被阿诺德•;贝内特(ArnoldBennett)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接受得如此单纯的绰号,便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其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形容她的确切词语。我们想到《海浪》(TheWaves),于是说:“对——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然后我们想起《普通读者》(ThemonReader),在这本书里她却显得十分不同,接着我们想起《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或者《我们所知道的生活》(LifeasWeHaveKnownIt)里的前言:在那里她又很不一样了。”她如同一株植物,应该生长在公园中土壤良好的花床里——生长在艰涩难懂的文学花坛里——它将根须延伸到四面八方,顶破嵌满碎石的前车道,甚至穿透石板铺成的厨房庭院的地面。她对生活满怀兴趣,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爱好越来越广泛。她的好奇心不仅相当敏感,而且还很顽强。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怎么可能概括她的成就呢?在演讲时,标题有时可以成为演讲者的救生索,可以把他带到自己希望抵达的安全地带。今天,我能找到这样一根救生索吗?    
    第二个障碍,则是当下并非评判任何事情的好年月。说得委婉些,我们的判断力还没有达到最佳的巅峰水准。正如她所指出的,大家都还站立在比萨斜塔上,即便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19世纪的人也是如此,那时大地还是水平的,而建筑物还是垂直的。现在我们往下看时,无法正确地判断所处环境的地貌,因为一切都是倾斜的。孤立的事物并不那么令人感到费解,一棵树、一个波浪、一顶帽子、一件珠宝,以及一位老先生的秃顶,这些在今天看上去都和以往相差无几。但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无法估摸的,这就是为何必须留待下一代人来对之作出定论的原因。现在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是否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呢(某些我们本应重视的东西可能有所发展,但那将是另外的命题了)?对此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也许下一代人,会把弗吉尼亚看做毫无价值、索然无味的人而置之不理。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想你们也一样;我们仍然有话要说,而且当你们将“瑞德讲座”的讲师资格授予我的时候——将最伟大的荣誉授予我的时候——我暗自设想,自己能不能从她所仰慕的大学,从这所大学的中央建筑里,将获得的部分荣誉转送给她呢?她会带着一丝嘲笑的神情接受这样的敬意,因为她对于妇女的学术地位所持的态度有些尖刻。“什么?我,在评议会大厦?”她会说,“你肯定这样做合适吗?如果想谈我的著作,为什么你要先戴上礼帽、穿好礼服,来伪装自己呢?”不过,我想她会感到高兴的。她热爱剑桥。真的,我珍藏着一个秘密的幻想,认为她曾在这里获得过她的学位。她,那个可以乔装打扮成桑给巴尔的王子,或者可以将脸涂黑,冒充埃塞俄比亚人大摇大摆地登上“大无畏号”战舰的人摩根•;福斯特在此处暗指1910年弗吉尼亚所参与的“大无畏号”事件。——她肯定可以愚弄我们这些无辜的讲师们,并且可以就跪在这个位置上,向校长呈上精致而可疑的奥兰多的头颅。    
    毕竟,我们还有一条救生索可以抓住:她喜爱写作。    
    这些话通常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对于她却必定极度适用。她喜欢接收各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并在头脑中将它们逐一筛滤,让它们在那里遭遇各种理论和记忆,然后再通过手中的笔,将其表达在一小片纸头上。现在,写作所带来的更高层次的喜悦刚刚开始出现,因为这些纸片上的笔迹仅仅是创作的前奏,与墙壁上的斑斑点点相差不多。得把它们加以组合、排列,在此处加以强调,在彼处进行删略,必须创造出新的关系,必须添上新的笔迹,经历了这种互动过程之后,某件成品,某件完整的作品,仅此一件,就成形了。这件成品,不论它是小说还是随笔,是短篇小说还是传记,或是准备私下读给朋友们听的论文,如果写得很成功,它本身就会与某种感觉十分相似。尽管这篇作品如此纷繁复杂、如此理性,尽管它可能充满了庞大而沉甸甸的事实,但是它与一开始促使作者动笔的那个简单的东西,与那些视觉、听觉、味觉,恰好是十分相像的。当我们描述这些感觉的时候,也就是对这篇作品在进行最好的描述,因为它不是有关某物的文章,它就是某物本身。这在她的“美学类”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邱园记事》(KewGardens)和《达洛卫夫人》(MrsDalloway),而在她的学术性的作品中则不太明显,像《罗杰•;弗莱传》(RogerFry:ABiography)便是如此,然而在这本书里,相似性同样也存在。从特里维廉(R。C。Trevelyan)特里维廉(1872~1951),“使徒社”成员、诗人    
    、古典学者。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当她写这部传记之时,有着一种与音乐家谱曲相应的感受。在第一章里,她陈述所要表现的主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她分别将这些主题加以呈现、展开,最后则试图把它们又重新归结到一起。这本传记把弗莱介绍得恰如其分。但是,它同时也是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件作品,一件完整的作品。    
    她热爱写作,这种热爱程度几乎没有多少作家能够企及。大多数作家写作时,半只眼睛盯着版税,半只眼睛盯着挑他们毛病的人,那第三个半只眼睛则关注着改良世界的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剩下半只眼睛去关注自己的工作了,而她对工作是全神贯注的。她不会左顾右盼,她的条件与性情结合起来,使她能够做到专心致志。钱,她是不用考虑的,因为她有着一笔私密的收入,虽然经济的独立并不总能保护人们免受商业社会的冲击,但是在她来说,那是富有成效的。对挑毛病的人,她在写作时从来不加考虑,尽管事后她可以非常专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表现得温顺谦卑。改良世界她也从不考虑,既然世界是男人创造的,那么她,一个女子,对这个烂摊子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她的最后这种观点比较古怪,等一下我将回过头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她仍旧坚信这一点,这也使她的防卫圈构筑得更加完整,所以,无论是求功求名的欲望还是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无法左右她。她拥有专一的目标,像她那种情况许多年后在这个国家都不会重现,而且像她那样喜爱写作的作家,无论在哪个时代也都是非同寻常的。    
    现在,摆在这样一位作家面前的陷阱也就一清二楚了。它便是艺术之宫,便是假装成具有回廊拱顶、金碧辉煌模样的无底深渊,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可怕的洞穴,粗心的美学家可能会坠落其中,从此不见天日。她有着美学家的一切特点:善于挑选并操纵所获得的各种印象;不是那种创造性格的大师;喜欢把形式强加给自己的著作;心中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那么,她是怎样做到避开相应的圈套,而能依然屹立在清新的空气之中,屹立在我们听得见的马童的靴子声中,或是船只的相撞声中,或是大笨钟的钟声中(也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的呢?她是依靠什么挺立在这个我们可以亲口品尝新出炉的面包,可以亲手触摸真正的大丽花的世界之上的呢?    
    她有幽默感,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们的回答还必须比这个老掉牙的秘方更加深刻些。我认为,她之所以能够超脱,是由于喜欢把写作当做游戏。手中拿着笔使她感到快乐,用笔书写到比较严肃的阶段时,另一种欢愉也会迸发出来。她有一篇题为“论生病”(OnBeingIll)的随笔便是例证。文章开头提出论题,说文学中的病症,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处理(德昆西[deQuincey]和普鲁斯特属于例外),小说家们对待主题的态度,是仿佛把它当做一块望得穿灵魂的透明玻璃,而这与经验是恰恰相反的。要使这个论题成立,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前提,可是她很快便对继续探究产生了厌倦,放弃了论证的努力。她转而自娱自乐起来,写满六页之后,就变得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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