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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休息室的旁边，就是厨房，所以每样菜端上来的时候，都还是热气腾腾的。大家举着酒杯，祝贺鲁小姐生日愉快。喝酒的时候，音乐放小了，但我还是听到了卡拉的声音。那是一首通俗歌曲中的几句，它夹在《蒺97明星联唱大回旋》的带子里，大概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之所以能听出来，是因为那歌词我很熟悉，它是根据费边的一首短诗改的，那首诗原来就叫《声音》，我想我以前的那个女友大概也听出来了（费边曾向我们两个人念过这首诗），否则她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讲起费边的故事。她讲好多年前，她曾经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听过费边的诗朗诵，他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听众给了他很多掌声和鲜花，后来才知道搞错了，因为那鲜花和掌声本来是要送给另外一个诗人的，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现在的丈夫。她的故事把每个人都逗乐了，大家都说呆会儿要再听听费边怎么讲。有几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已经放下酒杯，跑到门口的台阶上去了。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1）
仪式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用“恍然大悟”一词造句，咣的一声，门被跺开了。又是付连战，他是枋口小学的校长。这家伙跟犯了什么病似的，门都懒得敲一下，说进来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抓耳搔腮造不成句子的时候，他的这种举动，并不让我们反感。虽然我们都知道语文教师乔凡新现在很恼火，校长一走，他就会把邪火发泄到我们头上，但那毕竟过一会儿才会发生，眼下，还是先来对付这个付连战吧。
上午，姓付的已经玩过这一手了。那时候我们上的也是语文课，乔老师刚把我们默写的课文收起来，他就跺开门进来了。他用手指头敲着门口的一张课桌，说：谁说知青是驴，给我站起来。这话好多人都说过，所以没有人站起来。付校长看形势不妙，就换了个方式发问。为了加重语气，他不慎把粗话都说出来了：是谁最先说的？驴日的，给我站出来。这一下当然更没有人站起来了。因为大家没有站起的资格。这话最早是村支书说的，村支书在大会上说过之后，才以语录的形式传遍全村。
最近几天，姓付的一直在公社开会，他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村支书的语录，村支书的那段有关知青和驴的话很长，其要点，大致如下：知青们来咱们村干什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什么叫接受再教育？就是说，他们是驴，已经调教过了，可是没有调教好，需要我们再来调教调教。村支书的话，涉及知青和驴的，就是这么一段。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村支书是在打比方。村支书虽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比喻，但他却会使用比喻。
其实，当我们鹦鹉学舌地说“知青是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使用比喻。没有学过有关比喻的知识，就已经会比喻了，付校长应该高兴才对，完全没有必要跺门、瞎喊、说粗话。但话既然说出来了，他就打算继续说下去。他走到讲台上，又说了一遍：知青是驴，是谁先说的？驴日的，有胆就站起来。不站起来？那好，等我查出你，你就搬着板凳回家。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他爹不在场，大家只好看他。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随着他的哭声，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的同学共同记忆。去年，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时过境迁，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了。
看来，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付连战就傻眼了。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这期间，他的手没有闲住，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然后说：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是谁教他的，以后我会查清的。你可以接着上课了。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师说。
乔老师没有讲课，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谁查出对方的错误，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无人能够幸免，谁挨的都不止一下，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现在，付校长又跺门进来，他要干什么？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或者说，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他说，听说有人称知青鬼子，谁再这么胡说，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知青不叫鬼子，知青叫什么？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付连战的家在官压村，离枋口有二十里地。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了起来。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付连长这次是先下手为强，或者说，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认真说起来，枋口人把知青称做鬼子，是从付连战开始的。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
关于付连战，乔老师说过一些很精辟的话，至今我们仍然印象很深：付连战的前两任老婆先后死了，乔老师说，那是因为老付的那玩意儿不顶用，让大家旱死了；付连战的头顶是光的，乔老师说那叫鬼剃头，是那两个旱死的女鬼给他剃的，女鬼被他气成神经病了，本来是要揪他的那玩意儿的，临下手的时候弄错了，等等。乔老师说，他太懂老付了，老付肚子里有几条蛔虫，他都知道。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2）
现在想起来，校长付连战那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布置接待任务。他说知青们明天就到，大家要和村民一起到路口迎接。他要求同学们明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洗脸。老付还说，洗脸的时候，顺便把脖子洗一下。有的人的脖子已经变成黑车轴了，这是不好的。老付说的没错，在夏天，我们每天都要跳到河里洗澡，但我们从不洗脸。不但不洗脸，我们还要把脸上涂满河泥，像泥鳅一样在河岸上走来走去。
当然，女生除外。老付交待过任务，又对乔老师说，你去写标语吧，今天的课不上了。乔老师说，这堂课上完他就去写标语。老付愣了一下，说：我说了，不上课，写标语去。老付的命令是对的，这课不能再上了。我们都不想再上了，上下去只能是我们吃亏，乔老师肯定又会拿我们撒气。所以，尽管我们都讨厌老付，但老付话一出口，我们就欢叫起来。当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不妨顺便提一下。付连战话音一落，就有一个人从教室的后门跑了出去。
那个人就是写这篇小说的李洱。我在大家的欢叫声中，跑出教室，直奔乒乓球台。乒乓球台用砖头支在几棵榆树之间，课余时间，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奔向球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追上来，就想：这球台今天非我莫属了，我想和谁对打，就和谁对打。我站在球台边，用树枝扫着上面的树叶和鸟粪，同时想着，先满足谁的要求，让谁来打，是福贵呢还是万龙？球案扫清之后，我就坐在上面，一边摇晃身体一边等待福贵和万龙他们来给我说好话。
摇晃给我带来一种眩晕感，使我感到非常舒服，于是我就摇得更厉害。球台也跟着我摇晃起来，到后来，是球台在带着我摇晃，即便我不用力，我的身体也在球台上扭来扭去。我在球台上又呆了一会儿，眩晕感消失之后，我突然有点害怕。别以为我是害怕球台倒塌砸伤自己，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相信在它倒塌的一刹那，我会像一只鸟那样突然飞离。一直没有人从教室里出来，是这个事实让我有点害怕。现在，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付连战好像还在教室里讲话，同学们早该出来了，可他们现在却在教室里喊着口号。又过了许久，他们才出来。他们排着队走出教室，然后又挨着墙站成两排。
乔凡新在喊着口令，同学们在向右看齐、稍息、立定、向前看。他们都看到了我，可都没有什么反应。我从球台上跳下来，站在榆树下，想：我究竟是过去还是不过去？跑过去还是走过去？跟乔老师报告一声再进队伍，还时直接进队伍？我这么想的时候，脚已经带着我往前走了几步。乔老师突然转过身。好像他的屁股后面长有眼似的，他看见了我的移动，突然转过身，命令我原地踏步，然后立定，然后向前走，走到球台跟前，立定，向后转。这期间，同学们嘻嘻发笑，像看猴那样发笑，像被谁胳肢了一下似的发笑。然后他们就把我忘了。他们在乔老师带领下，喊着冗长的口号，他们越喊越兴奋。他们每喊一句，我的嘴巴也要条件反射地动一下，可是我无法把整句话重复下来。
第二天，他们都到村南的路边迎接知青去了。我的父母和全村的大人也去了。我的父亲负责敲锣，天不亮，他就站在院子里复习敲锣的技艺。出门的时候，他敲两下锣，赶紧用手捂住，然后再敲，这样循环往复了几遍之后，他对我说：你们学生中谁负责敲锣？没有定下来的话，你跟乔凡新说一下，说你会敲锣，跟你爹学的，比谁敲得都响，能给他增光呢。可我怎么去跟乔老师说呢？我对父亲说：爸，我们只喊口号，不敲锣打鼓。父亲说：不让学生敲也好，他们敲不成，光会瞎敲。父亲这话是对母亲说的，母亲抱着我弟弟，跟父亲往村南口去了。现在到了这篇小说“仪式”这一章里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我所说的“有意思”，主要是说这一段故事比较滑稽。滑稽必定可笑，可我当时却觉得一点也不可笑。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3）
事实上，我当时还因它的“有意思”而受了一点皮肉之苦。这么说吧，正是所受的皮肉之苦，使我加深了对这段故事的记忆。那天，全村老少涌向村南口迎接知青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无事可干，打乒乓球是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可是没人和我对打。以前我倒是喜欢对着黑板撞球，可是教室的门都锁死了。教室的墙按说也可以凑合着用，但我从小就带着唯美主义的倾向，凡事都不愿凑合着来。我只能像一只野狗那样在校园里溜着墙根乱转。后来我发现了校长住室后面有小片菜地，里面长着一个半大的冬瓜，几株尖椒，几棵丝瓜。这片菜地以前我曾光顾过，为了翻蚯蚓钓鱼，可我不知道它是菜地。看见这里长出了可以毁坏的蔬菜，菜地这个概念才确立起来。我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只能给它以小小的破坏。将它们连根拔掉，是不行的，因为他会追查到我。谁都明白，这一天全村人只有我一个无事可干。得考虑到时间因素，也就是说，我所干的事，应该不给人造成是这一天干的印象。
屁股后面的一把削铅笔刀提醒了我，我用小刀在冬瓜上面挖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口，将三角形的瓜皮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放在地上，然后我把小鸡从短裤旁边掏了出来。我往里面尿一点，等它渗下去之后，再尿一点。后来渗不下去了，我就把多余的尿尿到了尖椒上面，这使我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我的小鸡跟尖椒的形状有点类似，差别只在温度和颜色。尿完之后，我把那个三角形的瓜皮又放到原处。为了让它能彻底还原，不影响它的长势，我捏了一点土放到上面，像给它上消炎粉似的。后来，我就朝村北的济河边走去。我往那边走的时候，心想：现在他们在村南干什么呢？很可能已经接住知青鬼子们了，知青们长的是什么样子呢？对未知事物的猜测，使我显得更加孤单。我坐在河岸边，望着河面，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害怕。那时候已到正午，在正午的旷野里，一个孩子莫名其妙的恐惧，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当他们在河面上出现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这更使我惊惧起来，我一下子在河岸上站了起来。我往河边走了几步，确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之后，我的恐惧才去掉。他们乘坐着两条小船，往这边漂。两条船就像一个巨大的镜面上水银剥落的两个斑点。那两个斑点，会发出尖叫，带着标准的普通话话音的尖叫。我听到这种尖叫声，老毛病又犯了，嘴巴条件反射似的，一张一闭。后来，我不由自主地也尖叫起来。他们就是村里正在等待的知青。关于他们上岸的情景，关于我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可以写成一部书，像克洛德·西蒙受普桑的绘画作品启发写成的《双目失明的奥利翁》那样的一部书。我现在只想拣一个细节说一说。他们上岸之前，不光看我的脸，也看我的腿。我的腿被岸边的流沙深埋着，看上去就像没长脚一样。为了让他们知道我长有脚，我把脚从沙中抽了出来，然后把拎在手中的凉鞋套到脚上。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要搞错了，我们枋口人都是有脚的，跟你们一样，都有腿有脚。船又拐回去拉人了，他们是第一批，河那边还有一大群人。我注意到他们中的女人都很白，女人一白就漂亮。我们把女人漂亮叫做白。当然，这里的语义有点混杂，有些女人并不白，可她长得顺眼，我们就仍然说她白。因为是初次见面，我还无法把这个女人与那个女人分开，她们一白，就让我找不出区别了。我领着他们往村里走。我没有把他们领到村支书家，而是把他们往我家领。在到达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把他们关在门外，往厢房跑去。我在屋里转了一圈，跑出来，对他们说：我们家没有人，你们走吧。他们都笑了起来，问我他们该到哪里去。我说到乔红军家里去。乔红军？他们说他们不认识乔红军。我只好对他们说：乔红军就是那个拖着鼻涕虫的人，他是村支书的儿子，大人们都说，村支书小时候鼻涕也是最多的。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带他们去找红军。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乔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词，“恍然大悟”。我恍然大悟，他们刚来，还不知道乔红军爱流鼻涕。我把他们往乔红军家引。乔红军家的门上着锁，我只好把他们往村里的大庙引。大庙就是祠堂，因为它很大，就叫大庙。我知道人们经常在那里开大会，看电影。“知青是驴”这一名言，就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还经常开斗争会。有一次，一个外来的木匠和村里民兵营长的老婆睡了觉，被捉住了。人们把木匠带到大庙前打了两天。那两天，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喜笑颜开。那个木匠不把睡觉叫睡觉，
我们都没见过火车。我不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大人们也没见过火车，但他们却知道什么叫火车挂钩，你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知道的。我把他们往大庙引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问一下，他们这些知青是不是见过火车挂钩。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失望，他们说火车倒是见过，但没见过挂钩。路上遇到了村支书的老婆，也就是红军他妈。红军他妈看到我们，突然叫了一声“娘啊——”，扭头就跑。我继续把他们往大庙引。在空荡荡的大庙前，我感到有必要跟他们说点什么。我突然想起几天前乔老师曾对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说，知青们连什么叫大粪都不知道，他还说他是听付连战说的。那次他们还提到了大粪坑。大粪坑是枋口村人村南那个用来储存牲口粪、绿肥的大坑。他说知青们来了，肯定认为大粪坑是来存大粪的，他们不知道，大粪坑是说粪坑很大，而且里面偏偏是不存大粪的。许多年之后，我又想起乔老师的话，我才理解，乔老师实际上是想出道语文题考考知青们的水平，他出的题是让他们划分词组结构的。那一天，我感到跟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粪是很有必要的，免得他们日后出丑。我说：大粪就是人屎。我说过这话，他们毫无反应。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们还是没有反应。他们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面，没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我从他们的眼神上判断，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坦率地说，我当时急坏了。我只好蹲到地上，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然后用手背擦擦裤裆，站起来，指着那堆想象中的物质说：大粪。我做这番动作的时候，突然获得了一种优越感，一种由于知道“大粪即人屎”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