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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滑到了地上。人们都看到了丁奎的那双眼，那双眼像鱼眼那样睁着，瞳仁固定在眼眶的正中。这会儿，他显然已经死透了。顺便说一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丁奎对枋口语言学的贡献。“丁奎”这个名字，后来在枋口成了一个专用名词，用来指那些客死于枋口的人。二十多年之后，这个名词仍然经常被人用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客死于枋口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有时候，它也充当形容词，用来说明某种垂死状态。其句式通常是这样的：张三已经很丁奎了，李四还在丁奎着呢，王麻子好像也丁奎了。如果给丁奎（真正的丁奎，而非语言学上的丁奎）盖棺定论的话，他的贡献好像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方面。这个因修桥而死的人，死亡本身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枋口人和知青们的联系突然密切了起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形成了。
他的死，也促使我写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个动机。不消说，我要写到那个被人称为“母金鱼”的白知青了。丁奎死了之后，哭得最凶的就是她。她的哭，引发了别的知青的哭。别的人哭一阵也就算了，可她还是照样哭。用知青们的话来说，就是她都快哭死了。人们当然不能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死在哭上面，因为那没有多大意义。可以说，枋口人跟知青一样着急，生怕她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掉。总得找人去劝劝她，想个办法让她把眼泪擦干，继续投身于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可是谁能承担起这份工作呢？愿意承担这份工作的人很多。起初是村里的妇女，主要是大妈和大嫂，她们都是自愿去的，去的时候，手巾里包着两三个鸡蛋。一到大庙的女知青的屋里，就盘腿坐到了床上。她们说的话，专业性很强，都是劝丧的专用语码，村里的男人都很难听懂，何论知青。另外，一些词的感情色彩不容易被人掌握。比如她们经常提到“死鬼”这个词，并说那丁奎就是死鬼。外人听来这很像是骂人话，可是枋口妇女用这个词是来表明她们和死者家属的亲近之情，意思是说，他虽然死了，可是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我和你）把那死鬼给忘掉，继续走我们的路。她们的一套语码让白知青感到莫名其妙，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加倍痛哭也在情理之中，想一想没有人能和自己沟通，她们还要来这里骂人，她哭的理由就成倍增长了。我的母亲也去过一次，也是带着鸡蛋去的，而且还是挑最大的鸡蛋带去的。
母亲回来之后，复述了她们七嘴八舌说的一大堆安慰话。除了骂死鬼之外，她们还劝她保重身体，节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该嫁人还是要嫁人，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千万不要犯糊涂。她们的话，翻译过来，大致如此。诸如此类的话，她们说了许多遍。坐在白知青身边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她的肚子上摸了一把，这使得谈话慢慢变得意味深长，也渐渐趋向一个想象中的真实：她已经怀上他的孩子了。这里隐含着一个连续跳跃的判断推理：别人不哭，她哭，说明她和死鬼的关系不一般。男女的关系不一般，当然会有孩子。她肚子里没有孩子那才叫怪事呢。类似的判断推理可以翻出许多花样。某种真实似乎越来越明确了。随着白知青房间里的鸡蛋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妇女都掌握了推理判断的知识。村里的一对迟迟未育的中年夫妇，已经做好准备，要下白知青生下的小宝宝。他们不怕别人笑话那个小宝宝。他们相信，那时候人们会忘记宝宝的私生子身分，留下的事实只有一个：他们有了个孩子，孩子聪明可爱，因为私生子都聪明可爱。得知白知青肚里有种的消息之后，村里的不少男人，尤其是那些光棍们，都自告奋勇，愿意上去开展工作。但村支书往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他不允许他们胡来。村支书担心大家怀疑他想单独揽下这份差事，就说：他也不去，他推荐别人去。他推荐的人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乔凡新。
乔教师没有推让，他说，既然大家相信他，他就尽力而为，把说服工作做好。他还说，他也想趁这个机会，和知青同志们多接触一下，向他们学点知识，服务于今后的教学。乔凡新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让我们继续写作文。关于作文，他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字迹要工整，篇幅要长；二是什么都可以写，但是不能写那天下午河滩上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又想起了乔福顺的牛，我问老师能不能把乔福顺的牛写进去。乔老师立即把两点要求变成了三点。他说：补充一条，福顺的牛也不能写，谁敢写，我罚他天天扫地擦黑板。我们都以为乔老师去工作一个下午就行了，没有料到他一连三天没在学校露面。语文课改成了自习课。什么叫自习课？自习课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出教室就行。我们以前怕上语文课，现在我们最愿意上这门课了。我们把课桌并到一起，打乒乓球，或者登上讲台，模仿各位老师的神态。乔福顺有一天牵着牛从校园旁边经过，受我们喧闹声的吸引，他跳过墙，趴在教室的窗口久久不忍离去。他说早知道上学也能这么舒服的话，他就不退学了。当然也有人不舒服。付校长就不舒服。他经常跑到教室里训斥我们，让我们把桌子拉开。他还骂我们是些孬种，骂过我们之后，他又说：我也不骂你们了，这不能怪罪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到后来，付校长不但不骂我们，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格外好，他说，既然你们想玩，就到外面玩吧，教室里的地方太小，都到外面去吧。到第四天，乔老师突然出现在校园外面。他是和那个白知青一起出现的。我们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赶紧往校园里跑。
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这只猫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倒是白知青侧着脸，往这边看了一下。乔老师和白知青并排走着，向校园后面的花生地走去了。和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场景的，还有付连战。付校长明知故问，对我们说：你们看到什么？什么也没有看到吧？我就知道，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当然要说我们看到了乔老师。我们的话一出口，就遭到了付校长的批评。胡说，付校长说，看到乔老师了，乔老师怎么不理你们？乔老师离开学校的第五天，村里发生了一件事。乔老师的老婆到村支书家闹了一场。这是乔红军到学校说的，他说乔老师的老婆一到他家里，就像驴一样躺在地上边叫边打滚，说有个知青把她男人给打了，要求村支书给她做主。奇怪的是，她不但骂那个打人的男知青，而且还骂白知青和乔老师。后来的事情怎么样了，乔红军说他真的不知道了，因为他爹拎着扫帚往外边赶人，把他也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乔老师回到了学校。他没有直接回教室，而是呆在教室外面的榆树下，和低年级的老师们聊天。我们透过窗户，看到乔老师脸上的那道疤。那道疤把他的嘴巴和耳朵连接了起来。我听见一个老师对乔老师说：凡新同志，你好像刚从上甘岭回来。乔老师立即说：你们看着，我非把我老婆宰了不可。说着，他就把衣领往下拉，让人们看他脖上的疤。都是她咬的，他说，你们说说她该不该宰？该宰。我们在教室里边说。不过，老师们没有人接他的话。就看下一次了，下一次她要是还敢乱抓乱咬，我非宰了这臭娘儿们不可。乔老师说。
老师们显然不关心那些牙齿印，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知青怎么会揍他？他们显然觉得这个问题更有意思。一个教算术的老师首先提出了这一点。这个老师是个急性子，他对乔老师说：凡新，你快说说，那个知青怎么会动手打人，我们都想替你报仇。知青打人？打谁？为谁报仇？乔老师说。乔老师说着，第二次拉下了衣领，让那些疤痕再次亮相。这像是男人打的吗？男人打架的时候，谁动用过牙齿，这分明是我老婆咬的嘛。乔老师说到这里，再次发誓非把老婆宰了不可。算术老师吸着烟，不再吭声了。老师们并没有立即散开，而是席地坐在榆树下，谈论起别的话题。他们说到了桥，说这桥看样子是修不成了。有人提到了尚庄的知青，说尚庄的知青已经过来打听，什么时候复工。算术老师说，他们要是也有人死的话，就不会这么热心了。他的话招来了异议，有个老师说，河边已经死过两名知青了，而且是在丁奎死之后发生的事。前几天尚庄放电影，电影还没有散场，尚庄的知青和付连战家（官庄村）的知青就打了起来，尚庄方面只死了两个，官庄死的有四五个。话题渐渐转移到了“胆量”、“勇气”方面。他们都承认，枋口的知青胆量最小，缺乏勇气，从来没见过他们动手打架。他们的话让我们这些学生也感叹起来。我们都对本村的知青有点莫名其妙的失望。同时，因为他们就住在枋口，作为枋口人，我们都觉得他们给我们丢脸了。老师们显然也有同感，否则，他们不会那样连声叹息。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能感觉到，我们和本村的知青已经有点同呼吸共命运的意思了。
鬼子进村村里怪事 （1）
我讲上述这个场景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付校长连战同志并没有出现。他出现得确实比较晚。老师们在榆树下正要作鸟兽散的时候，他才从自己的住室里出来。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其他三个人：村支书，白知青，热爱普希金的诗人。
村支书领着诗人走到乔老师跟前。他指挥着诗人和乔老师握手。诗人接着又和别的老师握手。别的老师这会儿都看着乔老师，乔老师抬手把脸上的疤捂住了，他把另一半没有疤的脸转向了我们。这样一来，他就不吸引人了。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白知青，她现在已经不哭了。她站在村支书和付连战之间，就像鲜花插在牛粪上，显得更加漂亮，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多看。当然，既然见到了她，我们就不会放过她的肚子。大家发现她的肚子并不像传说中那么鼓，这让大家迷惑不解。地震这年夏天，人们都传说可能要有地震。其实，可能有地震的说法，近几年来，每到夏天都要喧嚷一阵，人们一开始还有点害怕，到后来，就慢慢地觉得不以为意了。经常喊狼来了，可狼一直不来，谁都有理由怀疑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条狼。
这一年的情况有点不同往常。往年，人们喧嚷一阵也就算了，可是这一年，越到后来，人们越是害怕，连那些总是有点不以为意的人，最终也害怕了。人们寻找着地震的迹象，迹象不找则已，一找就是一堆。乔凡喜家的一只母鸡近来像公鸡一样打鸣，他家只有这么一只母鸡，鸡舍就砌在窗下，乔凡喜不可能听错。李长庚家的狗最近经常跳墙，在院墙上跳来跳去的。李长庚起初还以为谁家的孩子跑到墙边拉屎了，后来，他发现墙两边连湿印都没有，这就排除了狗在找屎吃的可能。
李长庚也出来作证，说一点没错。他还说，为了让狗更好地起到站岗放哨的作用，他到公社大院的垃圾堆上给狗捡了十来根骨头。天气越来越热。启明爹是全村的寿星，他说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过这么热的天，他可不想就这样热死，所以他想到二十里之外的苗店去避暑，他的女婿在那里当民兵营长。福顺他爷对启明爹说：你还是拉倒吧，听说苗店已经有几个人热死了。人们甚至怀疑新闻的真实性：广播里说气温只有四十度，这不是胡扯吗？启明他爹分明看见水在太阳底下冒烟，像是快烧开了，怎么会只有四十度？在众多的奇迹之中，有我本人提供的一条奇迹。我对我爹说，福顺的牛这几天也不反刍了，嘴边没有白沫。我爹不让我到处乱说，可他本人却把这个消息到处乱传。上述事例似乎还称不上是什么事件，都还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近一年来发生的，能够进入枋口村史的事件，人们罗列了一下，这么一罗列，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发现它们都是怪事：（1）根平媳妇生下了第六个女孩。根平现在已不觉得丢人了，他逢人就说：大家都看到了，并不是我本人不管用，而是老天爷在作怪，让我种瓜得豆。（2）云端姑娘大喜之日，还没有上轿，突然死了。这还不够奇怪，奇怪的是云端的女婿在迎娶的路上，也死掉了。这件怪事真让双方家长头疼，不知道该不该把他们埋到一块儿。（3）枋口突然来了知青，林彪在温都尔罕摔死之后，据说别的地方的知青已经有人回城了，这倒好，又给我们派来了知青。（4）知青们从未跟外村的知青打过架，后来倒是跟乔凡新打了一次，可是乔凡新和那个喜欢什么渔父啊金鱼啊的知青都坚持说没打过。既然没打过架，为什么要把乔凡新调到外村。乔凡新一走，枋口就只剩下付连战一个人是公办教师了，以后连标语、对联都没人写了。（5）丁奎莫名其妙死了。在人们忙着罗列这些怪事的时候，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也可进入村史。这就是：（6）白知青进枋口小学当教师了，而且她当教师的第一天，就换上了裙子，说不定她连裤衩都没穿。没穿裤衩的女知青到学校教书，人们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鸡飞狗跳，连生女孩子，丁奎之死，白知青的裙子，这些连续发生的怪事，显然预示着更多更大的怪事将要发生。不敢往深处想了，一想头皮就发麻。
真是雪上加霜，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位热爱普希金的知青，提供了一条消息。他说他从他父亲那里得知，华北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很大。他父亲在省里的什么地震预测中心工作，消息当然是非常可靠的。经常有人在路上截住他，问他地震是不是真的要来。他只说很可能要来，他从来不说究竟是来还是不来。他有时候还提醒人们，除了注意鸡和狗的动静，还应该注意河里的鱼类。他说，要是哪一天有成群的鱼往岸上跳，那就说明地震快来了。白知青到校之后，先教了一阵低年级的语文，才来教我们。
现在回忆起来，在白老师手下读书，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她喜欢把我们领到教室外面上课。每次上课前，都有人抢着抬那块小黑板。上课的时候，小黑板拴在一棵榆树上，树一摇，小黑板就乱晃；黑板一晃，就有人说，白老师，好像地震了。白老师看看黑板，又看看别的榆树，然后又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半天。不要胡说，白老师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她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心地笑起来。有一天，没有一丝风，树叶也不动一下，这让许多人感到着急。后来，乔红军趁老师往黑板上写字的工夫，朝身边的一棵榆树连跺了几脚。我们都看穿了乔红军的心理，没等他本人说话，我们就不约而同、迫不及待地说：报告，白老师，地震了。
大家都这么说，显然不会有错，白老师也就很自然信以为真了。她张着嘴，仰脸看着天，好像地震是在天上发生的。这一次，大家可真的乐坏了，除了乔红军有点恼火之外，别的人都笑得气喘。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在捉弄白老师。虽然从效果上看，白老师是被捉弄了，可这种效果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也很可爱：我们都对白老师那副惊愕的样子非常着迷，在这种时刻，她不像是老师，她只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姑娘。特别是她在识破我们的诡计之后，闪现在嘴角的笑纹，更让我们入迷。
这一次，她愣了一阵之后，笑纹又出现了。我们一下子鸦雀无声，注意力全集中到她那张白净的脸上。既然这能使我们如此着迷，那么故伎重演就势在必行了。但是，付连战过来干涉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水井边洗衣服，我们上多长时间课，他就洗多长时间衣服，这已成了惯例。这一天，他把脸盆一扔（我们都听见了脸盆着地的巨响），走了过来。经过晾衣绳的时候，他忘记低头了，脖子被晾衣绳勒了一下，使他差一点仰面躺下。他整理了一下头发，拉了拉衣领，继续往这边走。他一直走到白老师面前，才把脸上的愤怒转为和蔼。这群孬种把你气坏了吗？他对白老师说。他把手伸了出去，似乎想和白老师握手，但他很快又把手收了回来。都是乔凡新教的，他是班主任，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都是跟他学的。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我们还是听到了。当着学生的面，校长攻击一位老师（尽管他已经调走），使我们很感兴趣。不过，对他前面的那句话，我们很难认同，课下，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孬种。我已经快习惯了。
白老师说。习惯了？付连战问道。你们看一看，你们把老师气成什么样子了？付连战转过脸，训了我们一句。他宣布下课，说要让白老师消消气。我们都坐在那里不动。付连战又喊了一遍，我们还是不动。第三次，付连战没有说下课，而是说：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