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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社员们收工之后，发现有几个知青被捆在大庙前的一排榆树上。与他们一起下地劳动的知青，经过大庙的时候，也被几个陌生人扭住了。大家都还以为是外村的知青摸进来打架的，后来听见那几个陌生人在骂人的时候操着本地口音，又看见民兵营长李援朝和村支书忙着上前递烟，就猜测他们是公社派来的。他们确实是公社派来的。知青们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枋口人也很关心：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把人抓了起来？谁提这个问题，谁都得挨耳光。
那天下午，我们一放学，就拥到了大庙。我们从人缝穿过，站在前排，咬着手指头，紧张并且津津有味地注视着那审判的场面。一个知青怯生生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别的知青立即跟着说：是啊，为什么逮我们？接着，打耳光的场面就出现了。一个腼腆的中年男人，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搓搓手，走到捆成一排的知青跟前，朝他们的脸扇了起来。他就像个厨师在翻油饼，每扇一下，知青们的脸就像油饼似的，这边翻了过去，那边翻了过来。翻过一遍之后，他捏捏自己的手指头，对坐在一边吸烟的人说：该你了吗？那个人把烟头在鞋底掐灭，装进上衣口袋，然后又把它捏出来夸张地扔到地上。他没有上去翻油饼。他好像有点懒（胖人好像都有点懒），坐在那里不动。李援朝又给他敬了一支烟，他猛吸了几口，然后说：我正要问你呢。说说我为什么要逮你们。他把皮球踢了回来。别以为没有人敢接这只皮球。
一个头皮像鸡冠那样发红的知青，开始扭动身子，他想从绳套里挣脱出来。他没有料到，随着他的扭动，细麻绳反而越勒越紧，勒进了他胳膊上的皮肉。这位知青一边叫唤，一边说：是呀呀呀，为呀呀呀呀什么逮呀呀我们，呀呀呀呀——他立即又吃了一耳光。但耳光没能阻止他的饶舌，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同时呀呀呀叫个不停。后来，当他说到“炸呀呀桥”的时候，那个腼腆的中年人才把手收回来，笼到袖子里。
这时候，人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逮他们跟炸桥有关，跟鱼有关。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我犹豫再三，还是把它写出来吧。那个知青挨耳光的情景，使我神情恍惚。我又看到了知青进村的那一天的晚上发生的事。我被父亲从床上拎了起来，连吃了许多个耳光，膝盖上也挨了几脚。当时，我的屎尿都出来了。现在，我看见那个知青的脑袋悬挂在胸前。我有意识地往他的屁股下面看，想看看他是否也屙出来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正纳闷的时候，突然感到裤裆一热，热的东西顺着裤腿往下直流，灌进了我的鞋壳。我在挪动脚步的时候，鞋壳里就响起叽叽咕咕的声音。那天，我没能把那场审讯看完，就提着裤子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还在大庙没回来呢。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赶紧往厕所跑，蹲在那里哭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假哭，也是我第一次说谎。我听见院门响，就放声大哭。别以为我很伤心。其实我一点都不伤心，我的哭纯粹是喉咙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声音，不具备任何实质性内容。连树叶摇动的声音，也比它有意义。
与此相适应，我自动地说起谎来。当他们循着哭声摸到厕所来的时候，无字的、无意义的哭声转换成了一种谎言。我对他们说：我拉肚子了，我已经拉了一天肚子了，拉的屎比尿都稀。真正的愉快来自于他们对我的谎言的相信。当他们看着我手里的稀泥一样的东西，惊恐不安的时候，我的肚子里咕咕噜噜响了一阵，按照我的理解，那是我的肚子在替我的嘴巴发出笑声。他们赶紧把我送到赤脚医生家里。赤脚医生家的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多人，主要是学生和家长。我们的班长福贵，羊角风又发作了，躺在地上打滚，嘴里吐着白沫。他的父母试图按住他，可他犯病的时候，力气大得很，能把人踢出很远。过了一会儿，他嘴边的白沫变成了血沫。他安静了下来，可他的父母现在该着急了，他们急于看他的舌头，可他就是不张嘴。好说歹说，他终于张嘴了，他一张嘴，他的父母就瘫到了地上，因为他张嘴的时候，顺便把一块肉吐了出来，那是他的舌尖。在电灯照耀下，那个舌尖静静地落在土里面，他的父母捏起那个舌尖，一边哭泣，一边吹着那上面的土。赤脚医生回来的时候，福贵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到公社医院去了。赤脚医生是和一群人一起出现在院子里的。我看见民兵营长李援朝背着一个人紧随其后，那个人拖在下面的脚，被门槛绊了一下，这么一绊，就像李援朝本人被绊了一下似的，他一下子摔倒了。压在李援朝身上的人，就是那个会画画、也会背诗的知青。人们议论说，他就是炸桥的主犯。当然，他听不到人们议论，因为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我的父母试图把“拉稀”的儿子塞到赤脚医生身边，引起赤脚医生的注意。但他们总是无法如愿以偿。这让我很高兴。最后一次，他们成功地把我推了进去，推到了人群的中心，赤脚医生蹲在知青旁边，抬眼看到了我。这时候，我很快站到了别人的背后，逃离了父母和医生的视线。许多年之后，我还记得这个情景。由于我对它的不断回忆，它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一粒种子，发芽、生长，渐渐具有了类似于寓言的性质。
那天，我在父母和医生的视线之外，瞧着那个知青。他躺在地上，真像个死人。他的耳朵显得很大，像白兔子的耳朵一样发红，间或抖动一下，像是对人们的议论的回应。人们说，昨天晚上的爆炸声传到了几里之外的公社大院，把公社领导都吵鸡巴醒了。人群中的李长庚马上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他去公社给狗偷骨头，刚拾到几根，就听到了那爆炸声，把他的腿都吓软了。他趴在垃圾堆上，不敢动弹。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喊：闹事了，有个地方闹事了，抓啊。李长庚说，他没有料到是这里出事了。说到这里，他突然自豪起来。他话锋一转，说：说起来，他也该打，他老说要地震，可地震就是不来，这倒好，我的狗现在吃骨头吃上了瘾，我隔几天就得当一次贼。他这么一说，赤脚医生就把手从知青身上抬了起来。赤脚医生朝知青踢了一脚，说：趁你还没醒过来，我先代表父老兄弟给你一脚吧。人们都笑了起来。那个知青没有死掉。他活过来之后，被关在济水河边知青大院的一间土房里，由李援朝负责看管。李援朝每天像工人一样准时去上班，为了让那间房更像囚室，他要求村支书派人把那扇门修一下，改成栅栏式的。
村支书把这个任务分给了知青们。知青们的话后来流传了很久，他们对李援朝说：听说你们家里住过木匠，那你也算是门里出身了，门里出身，自会三分，这活儿还是你来干吧。以后，他们一见到李援朝，就称他为李木匠，并且还要用两根食指配合，做出一个拉钩的手势。枋口的典故，他们现在已能做到活学活用，枋口人在吃惊之余，颇有点自豪，知青们是从他们手中接受再教育的，知识的长进与他们是分不开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知青在引用典故时暴露出来的知识性错误，他们对知青说：李援朝不能算是门里出身，他那个杂种儿子才算得上。麦芽拱出地面的时候，公社派人来指挥炸桥了。那一天中午，还没到下课时间，铃声就响了。付连战要大家赶快列队到大庙开会，说公社领导对炸桥很重视，在大庙开动员会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动员会”，就问白老师。白老师说她也不知道，她让我们去问和她并排走在一起的付校长。付校长拉了一下白老师的胳膊说：小白，你再闹情绪，我可要批评你了。我不姓白，白老师说，以后不要叫我小白。为什么别人叫得，我叫不得，你长得确实很白嘛。付校长说。那天，我们还没有走到大庙，爆炸声就响了起来。那一阵巨响，把人的耳朵都快震聋了。我们都感到地在晃动，在爆炸的间隙，鸡鸣狗叫声，听起来也非常碜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那种声音，好像不是鸡、狗发出来似的。班长福贵和我趴在一起，他说，他现在知道什么叫动员会了，动员会就是让大家趴下的会。他说话口齿不清，我连听了几遍才听懂。事后，全村人都很感谢公社领导，说，要不是他出面召集大家开会，那一天说不定会死很多人。
村人说的还有道理，因为那天中午，村里塌了好几间房，学校的教室也塌了一间。塌得最多的，是知青大院里新建的房，因为那里离爆炸现场最近。人畜伤亡已降到最低限度：乔福顺和一只牛犊被牲口棚砸死了；那个被关在屋里的知青，被砸酥了一条腿。除此之外，大家都安然无恙。那个知青被送去医院之后，李援朝在那间倒塌的囚室里翻出了一大包地震资料，一副扑克，一本诗集。扑克是他自己用硬纸板裁成的，上面画着同一个女人。人们都传说那是裸体扑克。后来，我得到一张，发现并非如此。“裸体”这一说法，引起了公社方面的重视。李援朝又忙着收扑克，说，谁不交，就把谁关起来。他当然是收不齐的，因为那些扑克一下子变得身价百倍。谁都舍不得交出来。我手中的那一张，也藏得牢牢的，生怕别人看见。我把它塞在家里的一棵枣树的树洞里，四周没人的时候，才拿出来看几眼。为了安全起见，我经常变换藏的地方，后来我把它塞在学校的乒乓球台的砖缝里，每次打乒乓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它。它虽然只是一张硬纸板，上面画的女人并不清楚，只有几根简单的线条，不仔细看，你还看不出那是个女人，但它还是成了我心中的最大的隐秘。人们都传说，那上面画的是白老师，我没有看出来，不过，自从我听到了这个传说之后，我每次见到白老师，都觉得她和扑克上面的女人越加相像了。我很想把那张扑克送给她，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她现在对学生很冷淡，一下课就钻到屋里不出来，或者回到知青点，和别的知青狂饮。他们用鸡当下酒菜，可以想象，知青点上空，经常有鸡毛乱飞，村里的老太太们经常拄着拐杖到处找鸡。
不过，扑克我还是没留下来。物归原主，我把它还给了那位砸酥了腿的知青，即普希金。普希金是从县医院押送回来的。押到枋口，人家就把他放了。放了他，他也跑不了，因为他现在成了独腿先生。据说他犯的罪很大，造谣说有地震，搞得人心浮动，光这一项，就可以崩他两次。更何况还有炸桥，还有裸体扑克。丢了一条腿，捡了一条命，是那条腿救了他，这是村人的说法。我把扑克还给他时，他正拄着双拐在河边散步。像往常一样，一见到我，他就又要模仿我的那套下蹲、站起、转圈的动作。对他来说，那套动作的难度系数突然增大了，他只能借助双拐简单地比划几下。我拿着扑克向他走了过去，因为我把他的滑稽动作看成了对我的召唤。
儿女情长妻子怀孕了 （1）
在超市自动电梯的入口，丁琳又发火了。她想让我陪她逛下去，一直逛下去，而我却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我说，等你选好了东西，就给我打电话，我去帮你拎包。她说，我还等你付账呢。钱包不是在你手上吗？我话音没落，她的脸就涨红了。看得出来，她想压住那团火，但终归还是没有压住。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我走到哪里，你都屁颠颠地跟着，一会儿买个冰淇淋，一会儿买个泡泡糖。说着说着，她的嗓门就提高了。电梯上有人扭回头看我。
有两个女孩坐在玻璃门旁边，嘴里各叼着一根吸管。其中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看上去就像一只火鸡；另外的一个，头发乌黑，朝一边梳着，怎么看都像乌鸦的一只翅膀。乌鸦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圆圆的膝盖有些发青。外面正在下雨，隔着玻璃门，你可以看见人们踮着脚在水洼中行走。一张铝合金制成的广告牌上，用隶书写着“郑州的明天，东方芝加哥”，一个骑摩托的男人此时正栽倒在广告牌前的水洼中，头盔在泥浆中翻滚。我想，这个女孩或许也刚刚摔过一跤。够了，丁琳说，真他妈没劲。她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了过来。等我回过来神，丁琳已经快要升到电梯的顶端了。你不上来，那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丁琳说。她随手拿起货架上的一只网球，朝自己的肚子拍了拍。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两周前，她带着旅游团在桂林游览时，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赶写一篇小说，脑子转不过来弯，她连说了两遍，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早上起来，她打开电视，看到播放的美国尿片广告，突然想到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来例假了，好像是怀孕了。电话是在走廊里打的，我能听到从某个门缝里传来电视的声音，不过，这会儿已经不是尿片广告了，而是港台的警匪片，唿哨一般的枪声伴着音乐在旅馆的走廊里回响，在那声音的末梢，一阵爆炸声震耳欲聋。短暂的空寂过后，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不清是叫床还是哭泣。就在那混乱的声音中，丁琳问我，你说，你说，我是不是怀孕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清呢？我知道她不愿生孩子，就在电话中安慰她，说不定过两天那玩意就来了。但愿如此，她说。
两天以后，她去了西双版纳。从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回到昆明，她去云南人民医院做了个B超。怀上了，还真是怀上了，而且已经三个月了。那天晚上，我正陪一个朋友在外面吃饭，她的是电话又打过来了。她问，这孩子是要还是不要。和女人讨论这种问题，一定得多个心眼。当她说不想要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轻易附和，免得她骂你没把爱情的结晶放在心上。而当她说想要的时候，你应该告诉她，虽然你很想要这个孩子，但问题出在她身上，你必须尊重她的想法。那天晚上，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讨论出一个结果。一节电池快要用完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或许应该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虽然我对婚姻有些厌倦，但我还是想要这个孩子的。我对她说，你可以问问你母亲，你知道，她老人家对此很关心。丁琳是一星期前回到郑州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盘腿坐在床上，欣赏她拍摄的山水风光和原始森林的时候，我关切地问到她的身体是否有些不适。她说，这两天她一直想呕吐。这么说着，她就跳下了床，光脚朝洗手间跑去。我也跟了过去，发现她把刚吃的几个元宵吐了出来。原来乳白色的元宵，因为黑籽麻馅的缘故，已经变成了一团河泥状的东西。我伸手去拧水管，突然挨了一拳。都是你使的坏，她说。除了陪上一个笑脸，我还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再次回到卧室，她微笑着翻出来另外几张照片。上面是两只孔雀。我并没有看到孔雀开屏，我看到的是一只绿色的小孔雀紧紧依偎着母孔雀的胸脯，母孔雀的脑袋勾了下来，用自己的喙梳理着孩子的羽毛。母孔雀的眼睛被照相机的灯光映得有点虚幻，有如玻璃的闪光，而我却从那虚幻之中，看出了它的幸福。我想，我明白了丁琳的意思。动心了，她已经动心了，和我一样，她其实也想要这个孩子。
我想起了她前几次在西双版纳的照片：上面若是孔雀，那么不是孔雀开屏，就是两只孔雀在互相追逐，翅膀支棱着，像滑翔机似的；如果是猴子，那么猴子通常被人们辛辣的食品哄骗得呲牙咧嘴；当然，更多的时候，她这个导游正和旅游团里的男男女女，坐在林间的空地上抽烟喝酒，而在那些东倒西歪的啤酒瓶的瓶口，还常常有着泡沫涌出。还是在那天晚上，丁琳将照片收起来的时候，说，她在路上已经跟她母亲打过电话了，老人家第二天就会赶到郑州。后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做爱，甚至有点过于小心了，仿佛她肚子里的孩子像个易碎的器皿，稍有不慎就会碎成粉沫。过了一会儿，我们到卫生间冲澡，回想起刚才的一幕，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肚子微微凸起，像个鹅蛋。当我抚摸那肚子的时候，虽然谈不上幸福，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有点惊奇，同时又有点重负之感。
丁琳说，她想信母亲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我们明天也得早起。我的岳母喜欢喝武陟油茶，所以丁琳要我明天一早赶到政五街，那里有武陟人开的小吃铺。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我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呢。当我拎着保温盒骑着车子赶往政五街的时候，我意识到，以往那种闲散的带有某种浪荡性质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有一个小小的生命时刻等待着我的呵护；在我的各种角色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