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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脸埋到双膝之间，小声地哭了起来，那声音跟她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样喑哑。
他想像着能用什么办法来安慰她。他对她说，他真是在爱她，但这似乎并不顶用。是的，如果她现在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她也深爱着我，那又顶什么用呢？如果现在是我哭了起来，她又会怎样安慰我呢？于是，他又想像着自己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在天黑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想像，所以他并没有感到事情过于棘手。周围的灯光慢慢亮了，在他们面前，是金水河黝亮而细碎的波纹。
朋友之妻车票已经买了
怎么拍打方向盘都没用了。五月底的这个午后，暴雨过后的汉州变成了一片泽国。杜蓓很自然地想起了威尼斯。三个星期前，她刚从意大利回来。她在波伦亚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研究符号学。回国前夕，她还去过一次威尼斯。在发给丈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说威尼斯太美了，那些古典建筑就像水面上盛开的睡莲，映在窗玻璃上的水纹，温柔得就像圣母的发丝。她对丈夫说，要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你，哼，我才不回去呢！在另一封邮件中，她说她要向政府建议，在汉州多挖几条河，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性。
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星期后，上帝——回到了国内，或许该称老天爷了——竟以这种方式满足了她的愿望，眼下，枯枝败叶和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打着漩从她的桑塔纳旁边流过，向前面的铁路桥下汇集。那里地势更低，有个女人水过来的时候，积水竟然一直淹到了乳房。停在她面前的是一辆黄色面的。司机的光头伸出车窗，就像一只吊在墙外的青皮葫芦。他不停地向后看，显然想找个车缝儿倒回去。那条汗毛丛生的胳膊也悬挂在车窗之外。她隐约看见上面刺着拳王泰森的头像，她曾在电视上看到泰森的胳膊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看来偶像也有偶像。这位拳王的崇拜者也喜欢用拳头说话，眼下他就一边张望，一边捶门叫骂，意思是要和市长的姥姥做爱。
“做爱”这个词在杜蓓的耳膜上停留了片刻，她立即想到了放在坤包深处的那盒避孕套。那是丈夫喜欢的牌子，“风乍起”，上面还标明是激情型的。她想起来了，丈夫当知青时写过的一首诗，名字就叫“风乍起”。她的丈夫早年是个诗人，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哲学教授。杜蓓出国前一个月，他调回了上海——他原来就是个上海知青。他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快上中学了，为了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把儿子也带去了上海。
年底以前，杜蓓也将调到丈夫身边。她还在国外的时候，丈夫就在电子邮件中对她说，他已经快把她的调动手续办完了。“一共要盖三十二个章，已经盖了二十多个了。”没想到一个哲学家为了她每天在俗世中穿行。她不免有些感动。她回国的时候，丈夫本来要赶到北京机场接她的，可由于他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要来参加复试——他说，其中确有两个好苗子，也喜欢写诗，令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她自己呢，因为一些必不可少的俗事需要处理，所以也没能去上海看他。如今，事情总算忙完喽。按照原来的计划，杜蓓将乘坐明天凌晨一点钟的火车赶赴上海。光头司机再次捶门叫骂的时候，她想，骂得好，Fuck！骂得好。如果儿子没在车上，她也会骂上几句的。
这么想着，她赶紧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儿子今年五岁了，在她出国期间，一直由退休的母亲和小保姆带着。儿子和她很生疏，她回国几周了，还没有听他叫过一声妈妈。这天，他之所以愿意跟她出来，是因为他喜欢坐车兜风——这是在儿童乐园里坐碰碰车养成的习惯。
她曾亲耳听见他说过几句粗话，并为此揍过他。母亲告诉他，那些粗话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正热衷于模仿各种粗言鄙语，而且一学就会。眼下，儿子踩在后座上，好像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似乎并没有听见那些粗话。“我也要坐唐老鸭。”儿子突然说。“唐老鸭？”透过车窗的后视镜，她看见了儿子所说的唐老鸭。那是一支三轮车队，每辆车的车篷上都画着几只唐老鸭，上面喷着一行红字：下岗工人，爱心奉献，护送宝宝，风雨兼程。
三轮车司机愁容满面，车上的孩子却兴奋得哇哇乱叫。后来，当其中的一辆三轮车突然翻倒，几个孩子真的像唐老鸭那样在水里乱刨的时候，杜蓓赶紧揿动按钮，把后面的车窗关上，因为她担心吓坏儿子。但儿子不但不领她的情，反而捶着玻璃，喊着打开打开，这一次他不提唐老鸭了，他说的是小恐龙。“咦，小恐龙，小恐龙，淹死他，淹死他。”
小恐龙们的挣扎引起了众多人的围观。和她的儿子一样，他们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她想，应该教育孩子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尊重他人，不能让他和那些丑陋的围观者一样麻木不仁。但眼下她无法给儿子上课了。她得考虑如何把车开出这片水域。那辆桑塔纳是借来的。去上海之前，杜蓓要开着它到郊区去见一个人。一个她不愿见到的女人。
她名叫引弟，是丈夫的前妻。一想起引弟这个名字，她就想笑，太俗气了。她的几届学生当中都有叫引弟的，无一例外，她们的父母当初都想生个男孩，好像给女儿起上那样一个名字，他们就能够如愿以偿，引弟的父母是否如愿以偿了，杜蓓并不知道。她所知道的只是，引弟比丈夫还大一岁。据丈夫说，当知青的时候，他曾叫她引弟姐姐。上个星期五，杜蓓首次向丈夫透露，她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到上海看他了。她原以为丈夫会喜出望外，没料到竟受到了丈夫的劝阻。丈夫说儿童节快到了，他很想见到小儿子，还是他回来算了。当她表示可以带儿子同往的时候，丈夫又说，她的调动表上还有两个空格，需要在汉州盖章，他想趁此机会把事情办了。现在想来，丈夫的最后几句话确实非常入耳，把她都感动了。
他说她在国外漂泊已久，难免身心疲惫，现在最需要的是静养，总之无论依情依理，都应该是他回来看她。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了，几天来她怀着感激之情，安排小保姆拆洗被褥，打扫房间，并把自己的母亲打发回了老家，准备迎接丈夫大驾光临。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天凌晨，丈夫竟然打来电话，说自己要在儿童节之后才能回来。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说自己突然接到通知，要出席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丈夫嗓音疲惫，咳嗽个不停，还伴之以吐痰的声音——他解释说，因为急着准备发言材料，也因为归心似箭，他一宿没睡，烟抽多了，听得出来，他是歪在床上讲这番话的，床的咯吱声隐约可闻。
在波伦亚大学访学期间，受一些好吃懒做的女权分子的影响，她也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但昨天早上，她放下电话就爬了起来。稍事装扮，她就打的直奔火车站。她的耳边不停地回放着丈夫的电话，以及床的咯吱声。七年前，她和他一起去云台山参加哲学年会。那时候，她还是他的研究生。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们并没有立即返回学校。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睡到了一起。当时她还是他的研究生，他也没有和前妻离婚。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早上，他歪在床头给前妻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前妻，会议延期了。他打电话的时候，她就枕在他的胸前，用手捋着他的胸毛。他呢，一手握着话筒，一手捏着她的耳垂。她还记得，当时，他也向前妻提到了这个词——归心似箭。她还记得，当时她生怕自己笑出声，就翻身下床，想躲到卫生间里去。记忆之中，尽管她的动作像蝴蝶一般轻盈，但她还是非常担心，床的咯吱声会通过话筒传到另外一边。
从汉州到上海，每天有两趟车，一趟是凌晨一点钟，一趟是中午十点钟。由于临近假期，两个车次的卧铺都已早早售完了，她只好从票贩子那里买了两张，是凌晨一点钟的票。在国外访学期间，她的导师Umberto（恩贝尔托）先生教育她要掌握所谓的“符号感知”能力，也就是“只凭动作鉴别信息”。
但是，在混乱的汉州火车站广场巨幅的液晶广告牌下，尽管那个票贩子以女儿的名义发誓车票不假，她还是吃不准它的真伪。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祈祷它是真的，捏着那张高价车票，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把这事告诉丈夫。不说吧，他肯定会把这看成偷袭；说吧，他会觉得她不可理喻。后来，她还是决定告诉他。她相信，丈夫没有理由胡搞，像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他到哪里去找呢？除非他瞎了眼。如果他真的瞎了眼，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离掉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本犯不着去看对方的脸色。
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她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最后还不是由她说了算？这么想着，她都有点同情对方了。是啊，说穿了，我到上海看他，就是对他的恩赐。随即，她便想象丈夫正在出站口迎接自己。上海正是梅雨季节，所以他手中还应该有一把伞。为了与年轻漂亮的妻子相配，他还新染了头发。他的另一只手也没有空着，正挥舞着一束鲜花……这些美好的情景深深地激励了她，所以还没有走出车站广场，她就掏出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她告诉他，车票已经买了，买了两张。她说，因为她听出他在咳嗽，还有那么重的痰音，她很不放心，临时决定去看看他。这一次，轮到丈夫感动了，他说自己只是轻微的头疼脑热罢了。很快就会好的。劳夫人的大驾，他实在过意不去。打完电话，她的心情好多了，出气也均匀了。在车站超市，她买了几只薄如蝉翼的内裤，夏奈尔牌的；她还顺便逛了逛超市里面的书店，她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新版的《朦胧诗选》，里面收录了丈夫在知青时代写的两首诗：一首《向往未来》，还有一首就是与避孕套同名的《风乍起》。她想都没想，就把它买了下来。
到了晚上，她歪在沙发上翻着那两本书，同时命令小保姆给她的手指甲、脚指甲涂上蔻丹。她睡得很香甜，连儿子尿了床都不知道。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也为了和儿子联络感情，早上起来她上街给儿子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一顶新式的遮阳帽，上面印着预祝北京申奥成功的五环图案——以前她总是觉得举办奥运是劳民伤财，可这会儿她觉得如果真的申办成功，她和丈夫一定以儿子的名义为奥运捐款。在超市门前的小摊上，她还看中了一把瑞士军刀。她想，见到丈夫以后，她可以告诉他那是在意大利买的，地道的瑞士货，为的是他多吃水果，但回来以后，她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丈夫的声音很急切，他说早上起来，看到了邮差送来的引弟写给儿子的信。引弟和他离婚以后，调到了老家的一所乡村医院。那封信就是用医院的信封寄出的。在信中，她问过了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嘱咐完儿子要听爸爸的话，然后说她答应儿子的要求，不久就来上海和儿子一起过儿童节。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九号，再过两天就是儿童节了。他说，看过信，他赶紧和前妻所在的医院联系，医院里的同事告诉他，引弟前两天就请了假，到汉州去了。
“她还不是想见你？”“瞧你说的，她不恨我就是好的了。她就是想儿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现在她应该在汉州。为什么？因为济州没有来上海的车，她只能在汉州上车。你最好能见到她本人，劝她别来了。你可以向她说明儿子放了暑假，我就把儿子送到她身边。”“你的引弟姐姐怎么会听我的？”“她当然会听你的。”他说，“她善解人意。她以为你还在国外呢。如果她知道你回来了，她是不会来的。”这句话让杜蓓很不舒服。她马上想到，她出国期间，引弟一定去过上海多次。她每次都在他那里住吗？哦，这还用问！她简直傻了，因为这几乎是肯定的。想到这个，杜蓓就想把话筒扣掉。
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稍事停顿之后，她对丈夫说：“还是她看儿子要紧，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她吧。”他显然急了，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她听见丈夫说：“就算我求你了，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劝她最好别来。她来了，孩子心里会有波动。孩子要考中学了，搞不好会考砸的。果真如此，她的后半辈子都会难受的。你就这么给她说。”“汉州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她呢？”她说。接着他就提到了北环以北的丰乐小区，那里住着他和前妻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是一家社科刊物的编辑，早年曾与丈夫一起在济州插队。
她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曾来道贺。朋友的妻子烟瘾很大，门牙都抽黑了，也很能喝酒。当她得知朋友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委婉地劝她少抽一点。朋友的妻子笑了，说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过后她才知道，朋友的妻子有过两次早产，对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那个朋友对妻子很体贴，还主动地给妻子点了一根烟。杜蓓记得，当时他们还带来了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与酒配套的那个梅花钻形状的启瓶器，她至今还保存着。
朋友之妻在朋友家中（1）
丈夫调回上海时，朋友又在豪华的越秀酒家设宴为他送行。朋友的妻子没来，据说带着女儿到外地度假去了。那天他们都醉了，醉得就像餐桌上的对虾。现在丈夫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引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丈夫还说：“本该由我来劝阻她的，可我的电话簿丢了，无法给朋友打电话了。”如果不是儿子的哭声提醒了她，她都感觉不到车队已经开始蠕动了。随着哭声，她看见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帆布担架从车边经过，担架上的人已被盖住了脸，无疑是死了——大概是淹死的，因为垂在担架外面的手又白又胖，就像农贸市场上出售的注水蹄膀。当然儿子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白衣天使。
儿子最害怕的就是打针，看到白衣天使就像神学家看到了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她看见一辆清障车拖着一辆警车驶了过来，掀起的泥浪足有半人之高。因为来不及关上窗户，杜蓓被飞进来的泥点溅了一身。一枚棋子往往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如果她当时发作了，那么她很可能要在马路上过夜了。杜蓓没那么傻，当她看到第二辆清障车即将驶过来，车上还架着摄像机的时候，她立即决定向它们求救。她蜷起腿，拉开车门，随时准备跳下去。同时求救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个子比她高，嗓门比她大，但清障车最后注意到的却是她。这自然是她的风度、美貌和微笑起了作用。
拦道之时，她挥手的姿势，就像对镜梳妆时的理鬓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从容。还是那个摄影记者说得好：“夫人，你的镜头感太好了，既显示了市民良好的道德风范，又显示了警民一家的和谐关系。”记者们虽然以善说假话著称，但此刻人家显然说的是心里话。她甚至想到这个小脸蜡黄的记者对符号也熟知一二，知道如何“通过动作捕捉信息”。当交警开着清障车，将她的桑塔纳拖出去的时候，摄影记者不惜跳进水中，以便透过车窗捕捉她的一颦一笑。
来到浅水区以后，记者还提醒她晚上别忘了打开电视，因为她将在《晚间新闻》中出现。她的车早已熄火了。在清障车上的交警的帮助下，她才将桑塔纳重新发动起来。随后，交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由于在她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那个交警还犯了众怒。虽然汉州的交通部门规定，进入市区的车辆不准鸣笛，但此刻它们却不吃这一套，响亮而混乱的笛声甚至盖过了天上的雷鸣。
她不是聋子，当然能听出其中的示威意味。当她开着车逃离现场的时候，她将路边的一棵无花果树都撞歪了。脑袋伸在车窗之外的儿子，也被无花果树的枝条划破了眉头。儿子顿时哭了起来，可因为急着逃离，她没有理会他。
丈夫曾带她来过北环以北，而且不止一次。她还记得，小区的中部是个铁栅栏围起来的幼儿园，孩子们一天到晚叽里呱啦。幼儿园的铁门就对着朋友家的门洞，很容易辨认。如今，幼儿园已经不知去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的塑像。乍看上去，他与汉州大学草坪前的那尊毛泽东塑像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拎着帽子。
儿子一见他，就喊了他一声毛爷爷。她告诉儿子那不是毛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