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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如果在性骚扰没有立法之前，不被禁止的行为就是合法的，那么平权的理念逻辑就会推导出，女人也可以对男人进行合法性性骚扰，显然，男人们又会不服气。即使他欢迎骚扰，也是一个性别优越者的沾沾自喜，即使违背他的意愿，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一样以为他占了便宜，这就是男权文化中的男人，他们总是左右逢源。毕竟在权力分配上，让女人有权性骚扰的机会太少。性骚扰立法，就是赋权于女人，就是让某种处于绝对优势的权力受到限制，让女人们可以昂首挺胸，在她昂首挺胸的时候，她的感觉是安全的，自在的，当女人说“不”的时候，她不再惊慌失措。
但愿反性骚扰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立法，性文化中的弱势并不代表这个群体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弱势，女人55岁退休，而男人60岁退休的预设前提就是，老龄女人想当然地比老龄男人更早的衰退，在年龄门槛上，限制了女人继续工作的权利。平权就是消除对女人的年龄歧视，因为能干的老龄男人和能干的老龄女人，或者不能干的老龄女人和不能干的老龄男人同样的多，也同样的少。如果有女性提前衰老的表象，那也是文化叙述的结果，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30岁以后，就老了。是否老，不是生理的，也不是智力的，是文化对于女人的强迫性暗示。
女性经验的被遮蔽，还让反性骚扰立法出现这样的争议：男人在和女人的相处之中，他们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些关乎风月，何解风情的私人经验，该怎样表达呢？非常人性化的调情，是不是就成了惊弓之鸟了呢？这个疑难问题就是完全男性中心的，因为他们长期混淆了强迫和自愿的概念，女人的被动身份让女性处于零意志状态，或者女人也只是他们想象中的女人，在性知识文本中，或者有性描写的读物里，女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她们被简化成尤物，这个尤物长期的沉默和顺从，在一种反弹力效应中，造就了男人的粗鲁和无知。是时候了，我们的文化是否也该想想，女人是怎么回事的呢。
当然，正是因为性骚扰取证的困难，就是当我们思考性骚扰始于何处——这可以觉察而又无法辩明的存在，思考微观权力是如何发生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从身体出发的抵抗策略
1960年11月25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秘密警察谋杀事件，受害者是三姐妹，她们的名字叫米拉波（LASMARIPOSAS蝴蝶），而三姐妹的身份是反抗特路基落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家。当她们伤痕累累的尸体在悬崖边被发现的时候，举国震惊，而独裁政权在第二年就崩溃瓦解了。随后，在世界女性主义者的积极推动之下，1999年，联合国正式确定每年的11月25日至12月10日为“消除性别暴力16天运动”（简称V日行动），而V日行动的最后一天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这就意味着女性主义者的反性别暴力是作为人权行动的一部分展开的。
在人类所有的暴力形式中，针对女人的性别暴力更加隐晦和复杂，这罪恶和我们的文化偏见、积习以及传统镶嵌在一起，使得法律认证和社会正义常常缺位和失灵，比如强奸，在最近众所周知的“黄静案”中，居然发明了一个“强奸终止”的法律词汇，使得男权逻辑更加臭名昭著，这个词依然站在犯罪嫌疑人的立场，证明他是“终止”意愿的执行者，以为“终止”可以淡化行为的恶劣，可是在逻辑效果上却显示出，这种暴力更加可怕的真实性，因为他控制了一切，受害者的意志等于零。
那么，在性别暴力中女人的零意志和零力量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台湾的女权主义者何春蕤教授，在她那著名的《防暴三招》演讲中，极力鼓舞女人在暴力情景中，积极反抗，不要成为“发抖和无力的娇小姐”，要拿出你挖鱼眼打沙袋的狠劲。但是女人一贯的娇弱被文化建构成女性气质和美态样本的时候，有力量的抵抗不是一触即发的。
而任何强权暴力遵循的依然是这种连锁反应，你弱，他就强，你更弱，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强。虽然佯装柔弱，可以让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得到暂时的实惠，但这并不能保证女人整个一生，被痛苦危险所豁免。因为权利的非均衡分配，会随时引暴危机，而社会问题与两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质同构的。
那些不被说出的事物
在女性主义的思想中，身体一种是她们关注的重要场域。女人的解放，离不开身体，而女人的抵抗，也必然从身体出发。因为在女性经验中，最及至的快乐和最深切的痛苦，都和身体息息相关。而男权文化的权力实施载体，或者进行压迫的微观战略，也是针对女人的身体，从控制（贞操观）到侵害（强奸、殴打），这些使女人女性化的社会脚本，在书写纯洁而脆弱的女人形象。当然，我并不是说否认强奸、家庭暴力这样的事实，而是想说暴力文化和纯洁脆弱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逻辑命题，把“身体”这个重要的场域偷换成和廉耻相关的概念，让女人有口难言。
女权主义戏剧《阴道独白》，除了其反抗性别暴力的中心主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赋予女人说话的勇气，因为“那些不被说出的事物，是秘密，秘密导致恐惧与羞耻。”在当代文化中，女性作者的情欲书写一出现，就受到围攻与堵截，为什么男权文化害怕女人出声。其实这里的转喻关系就是，阴道…女人…沉默客体…被操纵的机器，禁止思考，是最便捷的统御招数。而说话的女人，成了麻烦制造者，“不说，就等于不存在，不被记忆”，不说，就变得麻木与蒙昧，不说，就永远不能恢复我们的勇气与力量，就不能书写女性自己的生命尊严。
如果言说是解放的第一步，那么言说依然是抵抗的有效途径。
何春蕤教授不仅在战术上教导女人，她的深刻追问发人深省。她问，到底是一个强奸犯让女人无法活下去，还是我们的世俗贞操观在作崇，让一个受到身体侵犯的女人自觉丢脸，使大多数受害者不得不忍气吞声。这样的情形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存在，据英国的社会学家统计，强奸案的报案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而据家庭暴力研究者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百分之六十的女性保持沉默，导致性格抑郁，有的选择自杀来结束痛苦。所以，性别暴力的严峻冲突，几乎让法律和政治手段失效，滑向了你死我活的绝境。
恐惧是怎样蔓延的
大面积的沉默，其实是源于恐惧，恐惧产生的无力感，让防暴比抗暴更加艰巨。
防暴考虑的是暴力是如何发生的，暴力文化是怎样被书写的，这种文化怎样预设了女人的弱者地位，一旦我们从发生学角度，釜底抽薪，捣毁其书写逻辑，那么，正如女权主义者莎伦·马库斯所说，“要建设一个不再有恐惧的社会，我们首先要把强奸文化吓得魂飞魄散”。
马库斯在其文章〈〈强奸防范的一种理论和政治〉〉中分析到：强奸是作为文化，而不仅仅是强奸暴力事件而存在。那么，妇女的恐惧构成了强奸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外在的动因。她主张一种女权主义的政治解决办法，就是平等地去迎击这样的暴力。如果承认体力上的不平等，实际上就预先放弃了抗暴的决心。
体力上的差异，这恰恰是让身体侵犯得逞的文化暗示。就是说在侵犯发生之前，暴力实施者就得到这样的肯定：被侵犯者不敢声张，被侵犯者力量太弱小。而研究者在案例调查中得到的信息是，女人是否抵抗与侵犯者是否采取额外的力量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发现，受到暴力侵犯的男性，他们的恐惧也比女性少，尽管同是男性的侵犯者在体力上比他强大。
如果说阴茎是男人的作案工具，那么女人的恐惧则是作案者的心理工具。集体恐惧的心理征候表现为，在没有抵抗之前，就放弃了抵抗，预感自身的痛苦和行动的无效，这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男性英雄，哪怕九死一生，也要和强势集团抗争到底的形象形成反差。就是说关键不在于是否势均力敌，而在于怎样“把他从一个无所不能的进攻者位置上推翻”，意思就是说，女人要自我提醒，是的，我也可以加入战斗。
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公平战斗论，这让我想起中国的武侠小说，几乎是最少存在性别偏见的作品。比如金庸笔下的武略才女王语嫣，即使不会拳脚工夫，她的头脑也能击退千军万马。
强奸还作为隐喻，在我们的现实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受到各种形式暴力威胁和恐吓的人，男人女人，几乎可以因循着一种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善，来认可和关注女权主义，来共同建设一种新的现实，新的文化，因为暴力和强权是人类的公敌。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谁来保卫我们
除了身体暴力和攻击，在更广泛的层面，V日行动所抵抗的性别暴力也包括文化的层面。V日行动在中国的倡导者——艾晓明教授曾有一个心碎的记忆，她说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发现有那么多的书籍是专门针对女性的成长、健康和教育的，感慨那里的女人真是幸福，而她自己的成长中，女性主义的教育和文化几乎没有。
而匮缺依然存在，我几乎找不到一本专门针对性别暴力的图书，而手头仅有的海南出版社的〈〈女子防暴手册〉〉，作为一本实用类的书籍，我才发现女性对自我的关爱，对自我的文化反省几乎成了一种另类的出版举动。
为什么女性主义的空气如此稀薄？为什么要来谈V日行动？
这首先是一种有关困惑、直觉和身体经验的疼痛冷暖相关的产物。在我们的职业经验和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几乎是出于某种本能的性别意识，感觉到有些逻辑，有些言论，有些观念在不知不觉中，行使着文化暴力和偏见的特权。由于这种特权的存在，遭受强奸的女学生不敢声张、农村女童失学率、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惊人的偏高、城市女性在职业和家庭责任的夹缝中，她们心理的和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女性劳工的权益被更恣意地践踏，而另一方面，财经界的女性管理者则面临“透明天窗”的限制，看见目标却永远不能企及，在文化领域，女性写作者一旦对身体欲望发言，就会遭到漫骂与攻击……我们不禁要问，哪些屈辱，哪些伤害、哪些恐惧、哪些压制还在我们的周围发生，而我们的现实，又是怎样盲从于文化和积习的惯性，让性别问题以及更严重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空气，使得身处期间的我们，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受害者。任何一种伤害和屈辱，其潜在的悲剧性的结果，都得所有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正是我们发现，没有任何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只有息息相关的，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所有不幸的当事人。
是的，还有常识，我们说关于女人的常识，她们敏感，她们更加本能，这种本能让她们更接近大地的属性。大地的属性，就该是对风霜雪雨，春暖花开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让她们的坚韧和诚实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这是一种令人惊愕的笨拙战斗。
依然是女人们在做着持续不断的努力，为“约会强奸”正名的是一群女学者，为身体真相的呈现而写作的是女人，向家庭暴力抗争的是女社会学者，为文化多元倡导宽容精神，去研究同性恋的依然是女人，这一切的一切，让16天V日行动渗透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让女性主义的政治语言自然而绵长地展开。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消费社会的女幽灵（1）
一则电视广告：女人的躯体，当然是起伏有致的那种，晃呀晃，突然变幻成一款手机，女体残留的线条，融化在手机的边缘，圆润、光亮并且玲珑，通过这些中介元素，手机和女体完成了某种转喻……这时，一只男性的手伸过来，把手机握住，手语充满了温存、把玩和掌控的意味，然后特写，才是手机的品牌……
一个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当然会从这则广告中，读出刻板女性形象：把女人等同于玩物，男人们的意淫渗透到了消费主张之中，女人被高度符号化，被感官效应简化成一个普遍的欲望标本，这欲望首先是占有和控制，而快感也从色情现场被抽离，就是说男人快感的心理指数明显不足，他们的神经中枢基本处于休克状态，愉悦来自理性的提示，你看，我拥有她/手机，仅仅是获得，这就够了。这和战士对阵地的渴求一样，目的取代了过程。
当消费社会把女人高度符号化的同时，他们早就彻底地丧失了女人。女人实际上不存在，而看起来她们似乎又无处不在，娱乐工业（女明星）、广告（电视、招牌和印刷品）、时尚杂志、色情杂志（针对男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样的对立结构中呈现的：男人/女人、主动/被动、积极/消极、看/被看、消费/消费品，男性中心的思维机器，必须依靠这样的二元对立才能运转起来，女人也就成了他们想象的产物，他们一相情愿地面对这幻觉的影子兴奋不已。而如何无止境地制造兴奋，这是消费社会的生产秘密，女人被高度抽象之后，仿真女人是以匮乏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她们如此地醒目，如此地富有吸引力，女人的楷模就是以精确比例制造出来的芭比娃娃，芭比向消费社会奉献出她的躯体，在躯体之上，巴芘可以是女警察（穿制服的巴芘）、可以是卧室里的性感小猫（穿情趣内衣）、可以是探险家（披挂上一整套探险的行头）、可以是成功职业女性（她穿阿玛尼职业套装），我们可以用任何梦幻组合来打扮我们的芭比。而装饰物之下的躯体，注意，是女人的，女人的胸、腰和臀，就是说和平板的男性躯干不同的凹凸部分，像遥远神秘的异国情调一样，满足我们生活在别处的平凡梦想。于是，男人们梦想拥有芭比，女人们梦想成为芭比。梦想拥有芭比，实际上是想占有这种差异性，以此缓解他们的匮乏，即曲线的匮乏，这曲线匮乏还可以延伸出对生育的嫉妒。在生育事件中，子宫是根本性的，而父权文化非常狡猾地偷梁换柱，他们以妻妾概念和子嗣中心论，来把女人比附成生育工具，而试管婴儿的出现，是对父权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因为试管里的受精卵还得重新植入子宫，子宫才是最根本的生命腹地，而在子宫里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受精卵，让变化、差异、增进、成长在女人的生命中，早已就是一种内在化的体验。精子只能是精子，是可以无限复制的泛滥的存在的，是真正的刻板单一，他们从离开男人身体的那一刻起，男人才正是因为子宫的存在而被彻底地工具化了。所以，当他们对女性想象停留在一种刻板印象中时，是他们的生命结构自身的映照，绝非男人的偏见，他们很无辜，或者说，被男权中心所塑造的女人的匮乏，就是他们自身匮乏的镜像。刚刚过世不久的大思想家德里达曾在他的传记记录片里说，我的母亲可以是哲学家，但哲学家绝对不是我的母亲。
制造符号，是男人们的强项，而这符号生产能力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最近有新闻说，韩国变性人何莉秀以6000万台币的高额报酬，代言女性内衣，在此之前，她（他）还在韩国代言过卫生棉，卫生棉是对女人生理现象的转喻，抹杀本体——月经的缺失，凸显喻体，就像借壳上市的股份公司一样，用概念股/符号来刺激你购买金融商品（股票）的欲望，市场效应除了轰动性，没有其他。这也是芭比肉身化的消费神话，芭比已经从一个塑料模型，带着体温、声音和行动能力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当何莉秀对着镜头说，我就是一个女人，这句话的完整表达应该是：我就是一个女人的符号，这符号，是消费社会提供的“相异性外科手术”，是男人力图占有这差异性所做的极端努力。当我们力图借助外科手术来达到对差异性的长期占有的时候，恰恰是男权社会因为玩不转同一性（男女同体）的绝望表现。对女人的掌控，被消费逻辑所支撑的时候，女人越来越像产品，男人这个固执的消费者内心的恐惧就越深。这恐惧，就是当人与物在窃窃私语的时候，物更像一个幽灵，我们知道，消费社会恰恰是物质的世界，物质/物欲完全地控制了生命的情境。占有企图本身，已经被占有所占有。
而女人不需要处心积虑地去占有差异性，她们就是差异性本身，成为芭比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