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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人不需要处心积虑地去占有差异性，她们就是差异性本身，成为芭比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她们的兴趣集中在变化，标准身材只是小女孩才玩耍的幼稚把戏，因为标准身材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有让标准身材进入流通领域（比如选美）——美丽而又自持的女人是少见的，变成硬通货币的时候，标准身材能够带来生活的变化，变化成了目的，而这是一个无法终结的目的，当变化发生的时候，现实就会被新一轮的变化渴求所覆盖。如果把女人当成现成的产品，就是非女人的存在，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定义为女人的概念，或者说，女人永远是那个在永远在生产线上的女人，非成品但似乎又接近了成品，在成品与非成品之间游荡的幽灵，她们是概念和秩序的敌人。消费社会的运转机制，永远气喘絮絮地想寻找女人的脚步，然而幽灵们是无迹可寻的。如果非要在文化上区分，女人是天生的后现代，如果非上在意识形态上划分，女人是天生的激进的自由左派。撒切尔夫人和莱斯国务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有异装癖的男人，而无法完全进入男性政治系统的台湾女名人陈文茜，被她自身的离心力，甩出了这个系统。在脱口秀节目中，电视观众消费的，以为是她的观念，尽管陈文茜说：观众想看什么，想看陈文茜这个星期有什么想法，如果她真正的非常有想法，她应该是台湾的女总统。我们消费的不是陈文茜的观念，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观念，她是独派还是统派，你根本就弄不清楚，我们消费的就是这个弄不清楚，不是吗？作为一个女性观众，我注意到的，只是这个女人很时尚，她的皮草披肩和衣服搭配不当。我喜欢的是，一个女人50岁了，还可以这样张牙舞爪，还可以制造不安。
只有在让渡躯壳的前提下，女幽灵才得以在消费社会里自由出没。但这个让渡的被滥用的躯壳，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歇斯底里的消费社会，只有更强烈的肉体刻写，比如变性，才能让消费者获取短暂的现实感。显然，女人变手机的俗套广告已经落伍了，你要展现这个躯壳的制造痕迹，比如选美现场的直播，直播仅仅是痕迹，并且是有选择性的痕迹，因为观看，正如男性中心主义者都以为，女性作者的“身体写作”就是脱衣服，脱衣服是为了迎合观看一样，看到的是什么，女幽灵显形了，她留下一个塑料躯壳，然后周游世界去了。这已经被大打折扣的观看主动权，在消费社会受到更加彻底的戏弄。他们越是想把握什么，就越是失去得更多，贪婪本身，是一个耗散型的结构，除了口干舌躁之外，你什么也没有获得。
在产品所经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围绕符号（交换价值）而进行。消费已经和具体的实际的需求没有多大关系，“玫瑰就是玫瑰”的元语言已经不复存在，玫瑰是品味，玫瑰是爱情，玫瑰是空气清新剂……反正除了玫瑰不是玫瑰，玫瑰可以是任何东西。玫瑰之谜，正如“女人之谜”一样，女人像一枚图章，可以戳印在任何一个地方，除了女人不是女人，女人可以是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情人、圣母、荡妇、大自然、炊烟、灯火、阵地、城池、安慰、负担……你看，一个总体性的女人概念，像一座应有尽有的巨型商场。在巨型商场的消费经验表明，挑选的无限恰恰带来了挑选的焦虑，商品的的丰富，恰恰让某种匮乏得以显形，这匮乏是什么呢，是绝对的占有和绝对丧失之间的拉锯战，商品在物质欲望的现场逃窜、繁衍和游移不定，比如当你拥有了平面电视，液晶电视的出笼，又刺激你新的占有欲望，而欲望正如食欲一样，食欲显示了饥饿，饥饿显示了胃空间的空，而空，或着空无，显示了我们的欲望。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消费社会的女幽灵（2）
消费方式及其衍生出的消费文化，比如时尚，作为消费文化的关键词，是消费社会的女幽灵，扔给我们的短暂一瞥。时尚是一个阴性的词汇，你看时尚界人士，那些男性设计师，大多数都女里女气的。时尚和变化相关，当满街都是玉腿林立的超短裙，比如雅典奥运会张导演的8分钟短裙秀，就已经非常的不时尚，非常的不现代了。所以，消费社会的叙事语法，也呈现为阴性，是的，这阴性非常的负面，她们肤浅、心不在焉、摇摆、古怪、难以捉摸，所以后现代文化批评家鲍德里亚尔才说，这是一个变性人的时代，与差别有关的冲突都会在两性的外在差异消失之后，长久地存在下去。
变性人成为卫生棉代言人，这真是一个时代的讯号，也是女权主义的抵抗策略更加隐秘，并且也更加有效的时代。所谓“男色时代”，只不过是时尚杂志的符号仓库中，一个并不新鲜的存货。鲍德里亚尔说，女人贪婪地看着男人，并非为了诱惑，她们是在斜视，一种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斜视，所以，男人们，要谨慎，更谨慎些，当脱衣秀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成了门缝里的扁平剪影。女人解放，比如激进女权影片中，那些雄壮的主动劈开的双腿，并不是简单地从被诱惑者到诱惑者的机械转换。这虚晃的一招，只是为了鼓励面前那位——此时此刻的体力劳动者，劈开的大腿向他传达的仅仅是怜悯。
时尚是什么，时尚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女”，看上去的迎合本身，就是反手倒戈的回马枪，记得台湾歌星蔡依林有首歌叫《爱情七十二变》，嬗变是终于被80后琢磨透了的爱情真谛，当然，我们得慎用真谛这个词，才是真谛的真谛。中流砥柱依然是男人的事业，就让他们继续中流砥柱下去吧。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名言暗示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变动差异，正如你不可能两次遭遇同一个女人一样。围困砥柱们的阴性河流，奔腾不息，作女就是奔腾不息，当我们以为现代女人身体写作就放荡了，但这个女人摇身一变，又说我是“熊猫”，一年只做两次爱（见棉棉的小说《熊猫》）；当我们以为女人收敛了，她又说，把那“性急”的男人踢下床（见于女性时尚杂志的封面策划）；当我们以为女人职业化了，她又说，企业就是我的孩子（据报道，珠三角的很多小企业主大多是女性）；当我们以为女人回归母性了，她会用进口奶粉代替母乳（当代的年轻妈妈已经形成的共识）……天然的女权主义，从来没有想和男人作对，她们自己和自己作对，她们自相矛盾，自己诱惑自己，前言不搭后语，她们把这个关于自我的想象无限地推延。她们不必和男人去抢夺麦克风，宣称我独立了、我解放了，她们一直在玩自我束缚和自我松绑的游戏，她们进退失据，她们也不想去追问女人之所以是女人的理由。她们不喜欢玩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游戏，她们自己和自己构成差异，所以后现代思想大家齐泽克才说，“女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肯定的实体，而是防碍她成为女人的一个绝境，一个僵局。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的《钢琴女教师》，就是在书写这样的绝境以及绝境中的性别暴动。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认为，女性本质比男人有着更加强烈得多的流动的性质，融化于日常要求的性质，针对纯粹个人生活的性质。正因为“女性典型的、内在生活的的形式，抗拒着我们称之为客观文化的种种生产价值”，这样一来，“女人的、太女人的”，无疑对既定的文化秩序具有不可忽略的颠覆性。恰恰是女性文化惟度的存在，将激发我们必须以某种更加敏感和精细的思考，去发现一种由女性创造的色彩丰富的客观文化理想。而在齐美尔看来，女权主义的平权运动，是保证这种理想文化到来之前的必须要完成的外在形式的平等，没有也不可能涂抹更加深层次的性别差异，而他把这种权利形式的平等看成仅仅是一种综合。
齐美尔所说的“敏感和精致”，就是对一种“小差异的敏感”，而小差异，恰恰是后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节点，这些微不足道，但对权力发生结构性影响的“小差异”，如果得到尊重，那么，古典君主式的降临性的想当然的权力等级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些板结状的单一权力板块，在消费社会，被堪与吸毒相媲美的消费游荡所拆解。而在百货公司、巨型超市、时装屋、品牌专卖店、水货老鼠街游荡着的女性幽灵们，释放出的迷失、失控和混乱气息，恰恰是在生产权力的同时，具备了抵抗另一种权力的性格特质。消费社会之所以性征化，一种是源于男人对商品/女人的重叠辩识，另一种源于女幽灵在消费行为中的显形。曾撰写《拱廊商业街计划》的本杰明，这个犹太金融家的儿子，性幻想的童年底片，就爆光于其父投资的巨型消费游乐场——冰宫（THEICEPALACE）。他在《柏林纪事》中写到：“（那里）人群中有个妓女，穿着一件非常紧身的白色水兵服，那占据了自此以后我多年的性幻想。在那些早熟之年，我知道，城镇不过就是一个能买东西的剧院……商品的巨洞——那就是城镇（TOWN）”。“洞”作为女人的性征意像，本杰明这个隐喻，非常耐人寻味，我们惊奇地发现，男根焦虑和文化焦虑，是怎样在修辞上自然而然地相遇了。那么，所谓文化的困境，其实就是男根文化对阉割的想象。困境的显现，使得男根丧失了其肉体深度，男根同样面临被符号化的命运，那么，消费社会的阴性化，使得某种不曾有过的心理危机——宏大叙事的破产，在性别的范畴里，是否就是某类性别自作自受的结果呢？！
而在本杰明的另一篇文章《游手好闲者》里，干脆直接把消费社会的“恋物癖”，称之为商品在向所有的人卖淫。商品和诱惑相关，在欲望的基座上，批判“商品拜物教”的男性大师，批判的心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性焦虑，因为对商品女人——妓女的性幻想是缓解性焦虑的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某种肉体性的恐慌反应，批判商品和抵制女人，都是是为了克服恐慌，正如大多数男人对商场的厌烦一样，看着女人在那里像鱼儿一样的自由穿梭，满心欢喜，此刻，商品就是他们的情敌，这就是齐泽克在分析电影《钢琴课》时所说的，男人对“他者快感”所持有的绝望态度。而亲近商品的女人，就成了“道德秩序的内在敌人”。
大部分男性思想家还在紧锁愁眉，如临大敌的时候，齐美尔却走在深刻的另一边，他告诉我们，应该有一门崭新的社会学——微观社会学。他只分析香水，但不去批判香水，他以一般男人所不具备的“精致和敏感”，去发现人和香水的内在关系。物质除了其本义和延伸意义之外，“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行为方式”，另外一个思想家，一个法兰西农民的儿子鲍德里亚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和我们这里的农民儿子不同，没有在消费社会因为物质的蜂拥而至，因为某种晕旋和知识的局限而愤怒，他却以农民才具备的某种散淡和由此而来的好脾气，去接近物质的场域，在物质的现场，去描画现代人的精神地图，他说“某一个信息，首先是指向另一个信息，而不是指向真实的世界”。这另一个信息，是独立于前一个信息，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某种因果关系，比如，因为物质，所以不再精神。这另一个信息，是符号的符号，在这样的自我繁衍，自我生成之中，任何力图想和流行事物保持距离的做法，是徒劳而富有戏剧性的。但鲍德里亚尔却让精神暂时处于零度状态——这近乎于精神的饥饿疗法，转过身去关心物质本身的戏剧性。
当消费社会的批判性话语，把物质女人定义为物质，定义为精神沦丧的无可救药的族类的时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物质和女人的内在联系。百货公司和大商场，或者去那里闲逛究竟意味着什么？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消费社会的女幽灵（3）
家庭壁垒正摇摇欲坠，因为新上市的本季春装，让她们梦萦魂牵，她们已经将家庭事物淡忘得一干二净。商场和家庭同时在争抢女人的精神属地，于是女人内部也出现分野，那就是喜欢商场的和不够喜欢商场的，显然，倒向前者的就是那些“堕落”的大多数。在家庭场域，女人显得快乐，当然这快乐建立在对危险的无知之上，相信婚姻是一劳永逸的做法。天主教认为“你不知之事便是无害的”，单纯的人总是快乐的，而单纯无疑是对欲望的背叛，是把禁止和压抑无条件地接受下来。做快乐女人呢，还是把对禁止和压抑作为障碍物，并力图跨越，做快感女人，这是消费社会留给女人的可能性选择。百货公司在召唤着女人们兴冲冲的脚步，百货公司在培养女人自我关注的能力，忘却周遭世界，重返自我这近乎诗意的诉求，使得现代大型的购物场所几乎和避孕套一样，比经济收入更加具有解放的力度。而在商品的海洋里徜徉的女性自我，和同样喜欢游荡和闲逛男性诗人波德莱尔不同，这个喜欢和商品（妓女）倾诉衷肠的悲观主义者，恰恰是在最喧闹的地方，小心地维护着“个人和群体的门槛”。如果这个门槛如此重要，那么，男性诗人的门槛针对的是集体迷狂，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有一对宿敌总是势不两立——个人/世界。女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这个世界过不去，她们也不会跑去和商品发生移情关系，因为移情的前提依然是人与物的对峙。而消费社会的女幽灵，使得对峙和障碍变得艰难，人与物的合题就是女人，因为人与物不再需要从外部来强调他们互为否定的关系，人与物相互涵纳，就是说物（商品）如女人般充满诱惑，而女人如商品，随时在测量我们精神狂想的失败深度。
我们已经很难从精神惟度本身，来谈女人的精神解放，正如我们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所谓精神独立，更确切的说法是独立于男根文化造就的精神。在流行电视剧《欲望城市》（SEXANDCITY）里，我们看到，物质是怎样成为女人心理（精神）危机的解决之道，而不是像男人们说的那样，物质制造了精神危机，因为一双漂亮的皮鞋，可以让孤独走开。这和贫富差距没有多大关系，穷女人和富女人都能以她们的天赋——精致和敏感，和物质达成某种亲密关系。不管口袋里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她们都愿意到百货公司去发现她们想象的帝国。而这种想象来自意识的自动书写，看起来好象是被时尚所支配，但消费社会的时尚却无法支配自身，就是说时尚总是与支配唱反调，因为时尚就像影子，人类永远无法占有的就是自己的影子。
女幽灵的游荡，影影绰绰，她附身于商品，就是物质的一部分，这样就断绝了“拜物教”的可能，因为去让女人自我崇拜是不可能的。文化自恋变得渺茫，女人自恋和具体的事物相关，比如她会爱上自己的皮肤，爱上自己的鼻子，爱上自己的声音，除了自恋——就是去爱一个整体性的自我，她们会恋上任何东西，任何局部、任何瞬间、任何碎片。所以，消费社会没有一个总体的面貌，可以让我们大放厥词。哲学的贫困无疑带来了物质的丰富，对物质的感受力取代了最初的金光万道的精神实体，使得我们必须以某种低下和谦卑的姿势，去和物质喃喃细语。尽量地无知，尽量地物质，这两个神奇的同音汉语单词指向的另一个信息——“洞”意象，是否在暗示文化的另一种可能，阳具文化的阉割焦虑是否也指向这样的信息。如果德勒滋的建议成立，他认为内衣、纸团、饮料、动物、教授、文化、左派、网球、童年、维特根斯坦等等都是哲学的话，女人就会眉开眼笑，原来哲学很好懂嘛，那么何不用男人对待哲学的严肃态度来对待性关系，对待美丽的物质——商品。正如鲍德里亚尔要通过研究脱衣舞，来为哲学注入强心针，那么消费社会的女幽灵就会说，女人就是哲学，而男人是研究哲学的。
但这样的和解愿望似乎还很微弱，女性主义的鸽派分子和鹰派分子的内部和解还没有达成，尽管齐美尔的意思是先有综合，才有差异。但我们还是看到的希望的光晕，因为这样的差异不停发生，差异的裂变本身不仅仅局限在性别，性别差异又生出了更多的小差异，比如齐美尔和本杰明的差异，批判和解构的差异，懒散和激进的差异，温和与愤怒的差异，这些看起来无用的知识，恰恰以它的消极和灰暗，让丧失与获得同时降临。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女性主义是一种知识维度（1）
代跋：访谈 （张念、苏七七）
（代跋）
访问：苏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