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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玛撒罗它城的贵族家庭。16岁时，他去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那时候，耶稣会已经因着它在科学、属灵修行及传教士们宣教新世界的大胆行为而与众不同。同样，就读于著名的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来维尼斯门下的利玛窦在科学和属灵方面也十分出色。他主动要求去远东从事宣教工作，并在1577年去葡萄牙等候下一轮去亚洲的船只。他的旅程带他先到了西印度西海岸的哥阿，在那儿，他继续学习作教士。1580年，他在西印度玛拉巴海岸克金地区被任命为神父。1582年的春天，他被派到中国传教。直到1610年，他58岁去世时，他在中国居留了28年。根据当时朝庭的规定，在华去世的外国人都要被葬在澳门。但明朝的万历皇帝却因着利玛窦对中国的巨大贡献而破了例。
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中国对西方人仍是封闭的。在那儿工作的西方传教士，像商人一般对中国人存着一种优越的态度。因此，中国教徒都要采纳欧洲方式与习俗，如学习拉丁语和取欧洲名字。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不久以前，亚历山德罗。维利哥纳诺，这位耶稣会在远东宣教的负责人，作一个重要的改变，他特别的强调学习汉语及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利玛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对于他来说，真是生而逢时。在当时的各种习惯上，他全心全意地采纳了维利哥纳诺方法，一切尽可能做到。起初，他穿得像个佛教和尚，因他误以为这样会得到中国社会的尊重。但通过他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他发现最为人所尊重的是儒家学者，而不是佛教和尚。利玛窦马上改变了他的方法。利玛窦尊重中国习俗的做法，并不只在表面的装束上。利玛窦有着在罗马作学生时学到的非凡的记忆技能，那儿因训练使用“记忆宫殿”作为一种记忆的工具而著称，这促使他能够带着热情和顽强毅力开始了学习汉语这项艰难的任务。至今为止汉语仍被公认为一种最难学的语言，他非但没有被这种语言的繁杂和艰难而吓倒，反而对此挑战感到振奋和鼓舞。他非凡的记忆力可以让他一次记住400…500个汉字。仅仅学习了五个月，他就能自信地说他可以正确地写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个汉字。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语言，以至于不用翻译，就可以讲道和听人忏悔了。又过了两年，在一位中国帮手的辅助下，他便能读懂“几乎所有的东西”。在他学习汉语十年后，41岁的利玛窦开始了学习《四书》的“速成班”。《四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它们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经过了十个月每天两次长时间的学习后，他觉得他终于可以开始用汉语自已写作了。也确实，就在第二年，利玛窦出版了他20多本著作中的第一本书，这20本书中包括了他翻译的第3世纪希腊数学家尤可利德所著的前6本书。他也将主要的中国古经翻译成了拉丁文。学术方面，他可以与同时代里最好的中国学者相媲美。
利玛窦的非凡记忆技能成为他能够进入中国高层社会的敲门砖。神父自己热情洋溢地描述了他第一次如何的令中国听众震惊，这些经历使他赢得了声望，最终带他进到了红墙内的宫廷中。1595年，他在一封写给上司的信里，描述说，“当时一些具有最高地位的士大夫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晚宴，在那儿发生的事，让我在他们及这个城中的所有士大夫中出了大名。”对此，著名学者约拿单•；斯潘斯说他是：“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任意以任何形式在纸上写下一大堆汉字，其中不需要有任何次序，然后我只要看完一遍，我就可以按照他们写的同样的形式和顺序背记下来。他们这样做了，无次序地写了许多汉字，我只读了一次，就能凭记忆，按照他们所写的形式重新写下来：他们都十分惊讶，这对他们来说好像是非同一般之事。而我，为了使他们更为惊讶，开始以同样的形式倒背出来，从最末一个到最初一个。他们都极为震惊，简直欣喜若狂。
利玛窦接着说：“我的名声迅速地在士大夫中间流传，以至于我无法数算有多少地位显赫的达官要人来拜访我，他们对我表现出的谦恭就象是对待一位大师……”
利玛窦认为他的这种记忆技能，有点像“精明的戏法”，这种技能使他赢得了知识界的兴趣和关注。他的知识是如此的渊博，在中国居留的近三十年期间，使他在各个学术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钟表学、光学、天文观察学、测量学、音乐、地理和几何学。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尤其显著，因为“他最主要的功绩是绘制了一张精确的世界地图，上面所有的地名都译成了中文。这幅地图在经过了多次的未被授权的印制以后，最终以6幅条屏组成的6英尺（1。83米）宽的巨幅存于明万历皇帝的内宫中。”绘制在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内的就是这幅地图。
当时一些高层学者来寻求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甚至在今天，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也称赞是利玛窦将世界地图、西方数学及天文学引进了中国。在一位学生的协助下，这位学生后来也成了教徒，利玛窦将欧几里得13本书的前6本，《元素》译成了汉语。为完成这本有纪念意义的任务，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一行一行地查考拉丁文原文。在几何学方面，他用中文出版了有关星盘、球面几何学、计量和等比例几何等著作。他在这些领域内的学识被广泛承认，最终获准进入了中国的京城，被任命为宫廷数学家。
《先贤之信》 三一代伟人利玛窦（2）
利玛窦还向中国介绍了三角学及天文学工具。在天文方面，利玛窦做到了朝廷天文官一直在做但没能做到的事：准确地预测日食。利玛窦在南昌准确地计算出了1592年的日食的时间，巩固了他的声望，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日食对皇帝而言有其重要意义——中国皇帝，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罕见的天象来举行特定的仪式和典礼。尽管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利玛窦在这些领域的成就都是他蒙召引领中国人归主的一部分。斯潘斯尖锐地指出：“利玛窦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参与到他的科学成就中，以便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
利玛窦无以伦比的才华和能力，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也一样的出色。1595年他出版了一本论交友的小册子，它带来了“比起其它任何的作品，这本小册子带给他在中国社会名流中带来更多的威望和仰慕，当明朝领袖学者对此书做出了评价后，这种观点就更加强烈了。”在他的书中，他引用了西尼卡（Seneca），玛设尔（Martial），西赛罗（Cicero）和伯达克（Plutarch）等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论友谊的格言来支持自已观点，即友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或出于物质的考虑而建立的关系；而是两个个体联合的心灵的碰撞。在他的几部作品中，包括他的创新学术巨著《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充分显示出了利玛窦用中国学者易懂的方式，介绍基督教义的卓越才能。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着一个目标：能够接近皇帝，并在朝廷中取得一席之地，这样他便可以影响皇帝，即人们所说的“天子”，并向他传播福音。在中国传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认为只要皇帝信主，整个国家信主就会成为可能。但如果没有这个国家高层统治者的支持，尤其是皇帝本人的支持，那么他们的努力将继续是艰辛的，成功的范围和数量也会有限，他们传教的对象也只能限于中国社会的低层民众。
利玛窦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在他踏上中国土地将近二十年以后，1610年利玛窦应万历皇帝的邀请，做了他的朝廷顾问，在这以前从未授予过一个外国人如此高的荣誉。到去世为止，他在那里任职十年。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有了2；500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许多知识阶层人士，以及耶稣会在中国的18个宣教机构，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一位现代耶稣会的学者这样评论利玛窦说：
从他身上体现出了耶稣会的最佳目标：属灵的深度、乐于学习和对智力的渴求、在所有的事物中寻求神，经历异象。他是适应文化的典范。
尽管利玛窦在他有生之年未能使皇帝皈依基督教，但他却以他的诚信和学识成功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权贵人士的思想和内心，消除了他们对于基督教持有的“野蛮人”的偏见。在他最受欢迎的著作《畸人十篇》，这是一本描述中国人感到他表现奇怪的行为，在书的再版前言中，一位翰林院的官员写到利玛窦时说：“我了解他所有的著作，并确信他真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信仰为他的美德增色，尊重五大社会关系并事奉上天；他的言语从没有违背过尧、舜、禹、周王或孔夫子的教导。”
利玛窦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皇帝的深宫，那里充斥着猜疑和阴谋诡计，这也充分证明了他自己通过艰苦的努力，在当时最受人尊敬的士大夫和最高统治者中，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和尊重。
天主实义
令利玛窦惊喜的是，他发现在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扉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些共性的理解使他可以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从一种使用的角度将基督介绍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他写道：
“所以，在遍览大量的古籍后，我非常地清楚上帝和天主只不过是不同的称呼而已。”（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
“在我们国家所称的天主就是中国人所称的上帝，与道家描述的玉皇大帝的像不同”（吾天主，即华言上帝；与道家所望玄帝玉皇之像不同。）
就如使徒保罗巡游，并四处建立教会一样，利玛窦也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大师，他试图建立根植于文化之中的本土教会，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教会才会更壮大、更稳固。
《先贤之信》 三理雅各：热爱中国的人（1）
虽然理雅各与耶稣会不是同一个宗派，民族也不同源，这位才华横溢的苏格兰人、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教徒，却称得上是利玛窦的继任者和追随者。在利玛窦之后大约300年，理雅各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他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把中国最重要的、被称为“中国圣经”的中国古籍翻译成英文。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在西方是无与伦比的。
一位与理雅各同时代的中国著名学者，曾经描述理雅各翻译古籍的细致谨慎程度，可以概括为“中国古籍中的精华”。一位评论观察员这样写到：“他在翻译中国“圣经”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要远远大于他的传道工作”。他的译著是至今中国文明核心文化的最权威的英文版本。也确实要感谢这位英国学者，因为这本书许多地方依赖于他的学术成就，并广泛引用他的论点做的参考文献。
理雅各不是一位只会咬文嚼字的、研究枯燥无味的历史作品的学者。像耶稣会的前辈一样，他首要的、最大的热情，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他研究中国古籍，是他认为了解这些知识，对他传讲福音很有帮助。完成这些译著以后，理雅各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我们在人们中间传道，应该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不断取得的成果”。
上文提到的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评价理雅各的学术追求：“翻译中国古籍只是业余时间从事的第二工作，他主要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上，因他对中国人的爱，受到中国人的颂扬。
他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情和信任，很少有外国人做到这些，他爱中国人，中国人也理解他那质朴纯真的爱。这也是他独到之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从病床起身，用他特有的古式的礼貌来问候一位出身寒微的、官品又低的年轻人，他这样做，唯一的动力是这位年轻人的血管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像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所敬拜的唯一真神上帝，和基督教里的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像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也受到攻击，他为自己正确的观点进行辩护，与批评家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他们的争论是如此的激烈，有下面的记述：
他爱中华民族，他绝对忠实和崇敬他们信仰当中一切真实和良善的地方。他曾进行过的最激烈、最长久的争执，是因为某些传教士对中国古老信仰根源的见解与他不同。表面上看，汉语中有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翻译关于上帝理念的。但问题的根本是，他们本身是否知道上帝存在的理念。而理雅各坚持认为他们知道上帝存在，难道他不是凭借爱心和知识来断定这一点的吗？”
理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他学业出众，早年就展示他的潜力。在牛津大学金学院，他多次赢得学生奖学金。当他在金学院读书时，他的生活中一次次展现他性格的力量。他得到一份助教的工作，这份工作使他在学术的增进方面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但是这一工作要求他加入苏格兰教会，这是国家教会。理雅各的父亲曾经很积极地支持独立教会运动，理雅各说：“假如我只是为了那些暂时的利益，遵从父亲的愿望，而没能转向这个科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人生的开端。”理雅各说他如果不加入国家教会，就不能使他攀登学术事业的阶梯。不到两年，理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做传教士的呼召，他进入神学院，改变他一生的事业。
1838年，理雅各23岁时，加入了伦敦差会，第二年，和他的新婚妻子经海路出发，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旅行，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大陆，于1840年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拉卡。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里，理雅各，除了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学习汉语以外，他还兼任英华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由伦敦差会创办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训传教士，并负责经营学院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社的创立，开阔了前往中国的先锋传教士马礼逊的视野，马礼逊的计划是教育和训练中国的信徒，使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国民传教，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可以有时间，创经营学校、医院、诊所、技术知识的团体，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为了能够达到这一双重的目的，出版社印制中文圣经，宗教小册子、双语字典和语言课本。在马礼逊死后的六年，理雅各接管了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这个出版社已经营了半个世纪。他很出色地继续马礼逊的工作，采取马礼逊的方法。他也一样作了传教士，献身于神学事业。他们同时认识到提供教育机会的价值。
1843年，理雅各和他的家人定居香港，在那儿他创建的联合教堂，在香港依然存在。理雅各是那的第一位牧师，在那儿服侍了30多年，因此他被称为“联合教会之父”。理雅各致力于为中国学生创办学校，让他们在英文和汉语方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同时还协助香港的教育部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香港社会具有几十年的影响。理雅各对城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教育领域，在社会服务的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被公认的，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1865年他离开香港时，香港政府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证明书，上面写着：“香港政府将这个茶杯和咖啡的托盘，赠送给理雅各博士，因其对香港公共事业无私的奉献和无偿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香港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上午工作。后来被他描述为“15年以上艰苦努力的学习”。
在一本传记中记载，理雅各意识到“打开中国的钥匙，在于对中国经典著作的认知。这些著作影响着中国人整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他们的思维、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政府体制。”
理雅各在他的文章之中写道：“谁了解中国，那他也一定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必须“精通中国经书，并且……通过中国的历代圣贤，对中国思想领域做了全面的调查”。在他的晚期，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思想。他刻苦学习汉语，就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利玛窦一样，上帝恩赐给他学习语言的天赋及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引起他同事的嫉妒。他的一位同事曾经回忆说：“他的大脑可以很轻松地记住大量的单个的或复杂的汉字，这些字曾经吓退无数个想学习汉语的人，但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轻松地记住它们。”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