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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庋钡剿谙愀劬恿袅�15年以后，在1858年他打算开始出版他的译作，下一步他不但要寻求资金，还要安排诸如笔墨纸张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1861年第一卷书的第一版才开始印制。理雅各一共完成了8卷书的翻译：
四部儒家作品《书经》、《易经》、《孝经》和《礼记》
一部道家作品《道德经》
两部其他作品《佛都记录》和《太上感应篇》
浪漫派爱国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
他在香港居住了三十多年后，回到了英国。1876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席汉语教授。1897年，他在伦敦去世时，仍在翻译楚辞的第九章。
《先贤之信》 三理雅各：热爱中国的人（2）
像早于他三百年来中国的利玛窦一样，对汉语言和古籍的研究，使理雅各相信，中国人理解的上帝和基督徒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在1852年理雅各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时，在第一段的开头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上帝吗？”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展现我面前的中国文学和历史中提供的证据是如此充分，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在对它做过研究以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像利玛窦和耶稣会的教士一样，理雅各对中国的历史和古籍有深层的理解，他同样也提倡用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上帝”一词来翻译英文的“God”。像先于他以前的会士一样，理雅各面对来自中国教科书中接受低等教育人士的激烈反对。天主教选择两个新的汉字组合来表示“God”。19世纪新教的传教士选用“神”这个词来表示“God”，而理雅各一直认为“神”这个词只能表示一般的神（god）或者神灵。他这种观点，掀起一场与西方传教士的争论。在1852年，理雅各写了一本完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书，《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在这本书中很明确地阐明，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上帝”这个词专门用来指那位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真神“God”、创造世界并统治世界的主。他认为“神”表示英文中的“god”；而上帝是英文中的“God”；两个字母“g”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他还罗列出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中一系列的证据，证明“神”只是指那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宗教传说中的众多的精灵和小神，是不能和这位全能的上帝混为一谈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服这一点。这种持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就是20世纪初中译本圣经两个版本的出现，南方和合译本圣经使用“上帝”表示“God”，而北方的版本则用的是“神”。
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的颂文中，很恰当地描述了这一争论，症结不是语言上的而是理论上的。因为选择“上帝”这个词来表示“God”，理雅各加入到利玛窦及其他的耶稣会学者的行列，他们都认为古代的中国人认识唯一的真神上帝，而那些选择新词“天主”或“神”来表示“God”的人，在理论上持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日并不认识基督教敬拜的上帝。
但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比较，那些力主使用“上帝”这个词的人，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理雅各，他们都以他们的博学、严谨、和真诚而著称的（事实上，理雅各还是当时中国学者的领袖。中国的学者王韬（1828…1897）认为，无论是汉语还是其它方面理雅各是唯一的能接任他的学者。）。
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但他们的纯真，不允许他们为了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而歪曲真理。他们甚至简单的认为，假如要赢得中国人的心，对文化的敏感和理解是缓和氛围所必须的。但无论怎样都会认为，他们从没有妥协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那种学者的正直，在他们一生的传教事业中，是他们把上帝救恩的知识带到了中国。
用一句理雅各自己的话，来结束这一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坚持认为，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上帝，就是我们语言中的God，西伯来文中的Elohim；希腊文中的Theos。”
《先贤之信》 三神州
今天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起的，而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一词最初指东方古国的瓷器。后来演变为瓷器的原产国中国的名字。其实“china”一词，最早起源于“秦朝”的译音，在早期的汉译英中，因为秦朝（公元前246…210）被按音译直译为“Ch’in”。
但是中国人却给自己起了含义完全不同的名字，就是处在中央的或中间的国家，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使用是在尧（公元前2357…2258）和舜（公元前2255…2208）交替时期。第一次使用“中国”这个词的记载是在我国最早的历史专著“禹贡”中，也被称为“大禹的贡献”，主要记载由大禹向诸王讲述控制洪水，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控制了肆虐20年的洪水。大禹徒步巡行当时的九州（全国）各地，从东部的海岸线，几乎到今天西部的青海省，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端，南几乎抵今天的广东省。禹观测土地，评估耕作土地的等级，确定赋税的标准。他翻山越岭，绘制了河流及其它水域的地图，同时他开垦山地，赶走了野兽以便百姓能够安居。然后他又建立防洪体系，深挖疏通河道，以便湖泊、沼泽和湿地的排水泄洪。
在完成了这一难以置信的治水事业之后，禹向舜帝报告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叄鞑聘场Ｏ淘蛉馈３筛持邪睢Ｎ列铡ｌ筇ǖ孪取２痪嚯扌小薄！ �
在这之前，这些大多是游牧部落的民族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姓氏。但因着禹这独一无二的举动，他们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的理念，百姓由统治者分封土地，从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变为择地定居，而依照姓氏建立的部落也相应而生。多年肆虐的洪水破坏了人们先前的生活方式，但禹遵从尧帝和舜帝的旨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改变了一切。中国历史学家吴国桢写道：
在曾经一度只有绝望的整个人群中注入了新的希望，混乱中注入了和谐，而这一切当中最主要的则是在混乱中注入各种秩序…这样，在洪水泛滥缓解之后，由尧、舜及禹所代表的中央国家的声誉达到了顶峰，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统治…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特别根据《禹贡》的记载，中国人为他们的国家命了名字–中国，即“中央国家”。
这样，在走过了四十二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使用“中国”这个名字。
但在上古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神州。神州的字面意思是神的国家或神圣的国家。历史文献记载：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神州，多么特别的名字！中国古代历史对上帝的敬畏，表明这个名字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没有历史文献解释这一名字的起源，历史文献却表明，神州这一名字对中国是多么的相符。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了上帝与中华民族之间充满活力的关系，领袖的起落和朝代的兴衰都取决于他们对上帝的态度和行为。尽管上帝在中国的作为是隐藏的，祂确实在隐密中主宰着发生在这个古老国度的事情。
《先贤之信》 三天命（1）
与神州一词紧密相关的是天命的理念。上天赋予的权利是帝王统治合理化的依据。天命的理念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断调整统治者的职能，从而也影响了数百万黎民百姓的生存。虽然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但纵观整个历史，中国人始终相信，只有上帝选定的人才能登基为王。上帝直接授予每个皇帝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利是从上帝而来。这种选定就叫“天命”或“天意”。
由上帝选定的这位皇帝，被称为“天子”。重要的是必须明白这一权利或天命并不是神化皇帝。与罗马人和日本人不同的是，中国人从不认为他们的皇帝具有神性。相反的是，尽管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只是作为上帝的代理或总督来统治中国。很显然，这种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帝所给予的，他也可以拿走。
所以黎民百姓对统治者的忠诚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帝王是否顺从上帝的旨意，也就是对“天命”的尊崇。一旦帝王承受了天命，他持守天命的承继是有条件的——帝王的个人品格和行为决定了他是否继续蒙上帝的恩惠来持守天命。如果帝王道德败坏、实行暴政，人民就有理由认为他已失去了统治的权利，他和他的王朝就应当被推翻，哪怕是通过暴动的方式。这些反抗皇帝暴政的人们，是对上帝旨意更高的顺服，反对服从一个不能秉承上帝旨意的昏君。尽管造反的结果会被处死，也照样有人前赴后继。中国历史上歌颂了许多这样的殉国者。人民和大臣理所当然地认为，服从上天的旨意要高于对皇帝的忠诚。
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证明，这种思维方式周期性产生精明、有力的统治。当一个朝代变得腐败，就有另一位看起来贤德的统治者被兴起，建立新的朝代，直到这个朝代也变得腐败、被推翻，这样的周而复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任统治者都有完美的品德，但是无德的统治者、腐败的帝王确实不会长期持守天命。虽然大多数中国帝王都没能达到中国古籍中所描述的道德标准，但所有的帝王都知道如果他们不能遵守那传统的美德，他们的罪恶就会是他们的致命伤，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因此丧失天命。
天命的理念可从四方面来理解：
1．上帝的旨意：中国的古人敬拜上帝，视他为道德的上帝，因此他们知道，上帝的决定与他的品性是一致的。因为上帝是全知的，而人类只是有限的，所以上帝对道德的选择会超过人类的理解。接受上帝出于智慧的意志，与今天中国人接受命运的安排，好比古罗马人、希腊人相信他们的命运是由变幻莫测的神来决定的一样，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相信命运就是相信世上发生的事情，是由灵界中的神灵安排，而非世人自己所能控制。就像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命运决定一切，不是人类自己所能掌控的。上帝的旨意却是完全不同的：上帝旨意是为爱他的人得益处而行使。这些人会明白他的意愿，并在万事的终结时了解他的法则。就像新约罗马书第8章28节中所表述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2．宇宙的道德秩序：孔子说：“五十知天命”，意思是，在许多年的学习之后，才能明辨是非。很显然，天命不是有形的自然法则，而是与具有自由意志、绝顶聪明的造物者一致的道德原则。
3．统治的权利：这成了天命最重要的含义。认识到宇宙的道德秩序，并且遵行，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否则，就没有权利参与，也没有能力。这种理念与中世纪欧州关于统治的观点截然不同，那时的统治者（如教皇、国王、皇帝）认为他们都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权利，他们的行为只对上帝负责。所以直到新教改革，西方人的思想一直认为他们没有反叛的权利。（新教改革是对天主教特权统治者的置疑）。
4．历史的评判：这一点兼备了“统治的权力”和“上帝的旨意”。按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失去天命，就是失去统治的权利，很快面临实际权力的消失。历史上的先例是秦朝短暂而暴虐的（公元前255…207）统治，转而由持久的、温和的汉朝统治取代（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及东汉或后汉25…220）。中国的史书也是遵循这种原则记述的：从后汉开始，每一个朝代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写一部前朝的正史（第一个实例就是巨著“汉书”）。这段历史成为新的朝代合法存在的见证，表明先朝由开始的仁政到最后腐败失去天命，就证明了新的朝代有责任，替代腐败的前朝，担任改朝换代的使命。
进一步查考关于天命的观念时，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它与统治权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上天是全能的、至高无上，并亲自参与人间的事物，那么天命指的就是支配着朝代兴衰的自然规律。
另外一种观念，认为上天是指至高无上的、有鲜明品性并积极参与人类事物的上帝。孔子在《诗经》中，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上天有着鲜明的个性：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日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基于统治权来自于上天的观点，统治者——帝王，就应该顺服于上天，并满足上天的要求。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到这一点时，直言不讳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如果一个朝代的帝王或着他的继任者不能公正良善的统治，受压迫的人就会向上天呼求，上天就会从这个朝代收回承命，重新立一位与上帝的本性相一致的王。孔子在《论语》中再次清楚表明统治者需要明白天命对他们的要求：“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
当上天将天命移交给新朝代时，叫作“天命变化”。这个理念也在《诗经》中有清楚的表述。《诗经》中记载了商朝如何败亡，周朝如何取而代之。
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候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尚书》记载了周朝开创者的言辞，解释了先前的两个朝代夏朝和商朝灭亡的原因。
敕殷命终于帝。……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后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大小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先贤之信》 三天命（2）
尽管历史学家总体上相信周朝天子关于天命的观点，或者说认为直到周朝这种观点才被形式化下来。但历史上记载的早期统治者们，如黄帝、尧、舜、禹和汤都向中国人清楚地表明他们已将他们自已、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继任者臣服于上帝的旨意。下面将看到，尤其是对于继任者的确立，他们特别关心，处心积虑地要确保选择一位品质出色的人。粗略浏览中国古代历史，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帝王们把统治权看成是上帝的信托。这就要求他们的统治与上帝的品性一致。
天命的观点不仅仅是废除腐败统治的手段，它同时也为统治者提供了积极的指导意义，假如帝王想持守天命，他必须拥有仁和义的品德。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这种早期以品格为主的领导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败坏了，结果是引起周朝的混乱，进入了战国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除有些情况是例外，中国不再以品格，而是以权力作为领导基础。
天命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之大，作者已无法再夸大了。西方文明中，政治秩序取决于多个地区和国家的权力平衡，与之相比，中国的政治秩序取决于统治者对上帝至高旨意的降服。
下面是节选自《诗经》中警告那些刚愎自用的统治者的话，同时也对这一天命的观念做了最好的诠释。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但。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燃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治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天子
理解了天命的观念之后，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认为帝王是天子。天子这个头衔反映了帝王所担当角色的重要，他们已远远超过对国家事物的管理。除了要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和数量无比的人口外，天子还要确保他的品德是上帝品德的反映，能代表上帝，即上天。天子的观念从发生、发展，一直持续了三千多年，直到1911年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灭亡。尽管这个过程是不可思议的漫长，但对天子角色的基本信念却一直是不变的，这一角色也从未受到过挑战。
最重要的是明白，只有一位天子。只有这一位，上帝要求他为全民的福祉负责。作为天子，他就是要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这一角色最终成就在基督耶稣身上：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