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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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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的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作者简介: 
  陈远,1978年生。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近年来关注于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生态。现供职于某报社。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1)   
  文/《陆志韦传》编写小组 
  陆志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心理学开创者之一。1894年2月6日,陆志韦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旧称乌程县)南浔小镇,1937年“七七事变”后,研究心理学的条件受到限制,他转而从事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1952年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语言学,成 
  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 
  陆志韦先生为人正派、学识渊博,为教育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才干无法充分发挥,身心受到损害,1970年不幸去世。1979年,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 
  1926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正担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路过南京时看望陆志韦先生。在陆家,他们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而且特别谈到了燕京大学的发展鸿图。那时,燕京大学刚从北京城里的盔甲厂迁到西郊的海淀,学校的局面亟待展开。司徒雷登发现陆志韦先生正是他办学事业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流露出拟邀请陆先生北上燕京大学执教的想法。 
  1927年4月5日,陆志韦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时年33岁。 
  那时燕京大学校园还在大兴土木。建筑师们在未名湖西南岸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校园主体建筑群的模型,供有关人士参观提意见。贝公楼、穆楼和睿楼已建成,而适楼、姊妹楼(也就是甘德阁和麦风阁)还在施工中,燕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水塔已建成(那时叫博雅塔),它采用了中国密檐式佛塔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一座供水用的高位储水塔。塔影倒映在未名湖宁静的水面上,堪称京西一景。钟亭也修成了,一口明代的大铜钟悬挂在亭中央,每隔半小时敲响一次的钟声,总是那么深沉而浑厚。校工周大爷每到该打钟前的5分钟,就拎着个马蹄表从贝公楼东门出来走到钟亭,看着表,差几秒钟就举起锤来,准时敲下去。燕园的生活就像这钟声那么稳重、准时,似乎人们所称道的燕大效率,就是由这位和蔼认真的老校工掌握着的。 
  陆先生来到燕园时,燕园的建设方兴未艾,燕京的教育事业前景开阔。对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燕京大学的心理学系尚在初创阶段,基础较为薄弱。陆志韦先生到校之后,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系里拥有一个有上千册心理学专业书籍的图书室、两间心理实验室、一个实验动物饲养间、一间暗房和一间隔音室。这些都是讲授科学心理学所必须的,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先进科学水平装备的系科了。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脱离哲学的母体只有几十年短暂的时光。人们常常误认为现代心理学是神秘的、唯心的或不科学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如此。陆志韦先生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的现代心理科学引进到我国的教学中来的。 
  陆志韦先生到了燕京大学之后,除了为创建心理学系而努力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校园内的其他社会活动,深受燕京大学教职员同事们的爱戴。1928年他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的主席,曾多次为谋求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而仗义执言,与校方力争。 
  陆志韦先生是一位涉猎面极广的学者。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知识面甚广。到燕京大学执教之际,他已经是一位在心理学方面有不少著述、在学术界知名度相当高的学者了,故在当时心理学界,有“南潘①北陆”之誉。30年代他所讲授的“系统心理学”课程,被认为是在国内仅有的。他在国际心理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陆志韦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庄重严肃,其实,他也常常十分幽默。在心理学系的实验室里,饲养着几十只小白鼠。这是供研究实验用的,饲养费用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白鼠是舶来品,它们的饲料也是舶来品,其中就有美国的克宁奶粉。沈道璋先生曾在做实验时说:“这小东西比人还贵族!”说着用小匙舀了点奶粉放进自己嘴里。陆先生笑着说:“你也是小耗子了!”还有一次,心理系的师生在用迷路箱(Maze)测试小白鼠的学习曲线。从下午2点开始,一般的情况只需6小时左右小白鼠就能到达终点。可是这次到了晚上7点钟,它还没走完一半路程。陆先生来看时,笑着对参加实验的几个人说:“可能这小耗子不够饿,没兴趣找东西吃!”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家里拿来几张葱油饼给没有吃饭、坚持做实验的人吃,说这是对他们忍饥的诱奖(Incentive)。 
  陆先生对打桥牌十分感兴趣,从500分、拍卖桥牌到定约桥牌都能玩,而且能耐心地教给初学者,经常约一些教师和同学到他家去玩。 
  1933年,陆志韦先生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心理学(主要内容是神经学技术),时年39岁。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里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他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紧张的研究与学习,1934年完成进修归国。 
  主持校务 
  陆志韦先生从美国途经上海抵达北平,才到家就听朋友说,司徒雷登已准备推举他当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推举陆先生作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是因为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那年春天,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与司徒雷登在办学方面有不同意见,已经辞去了校长职务。这就需要物色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选,于是乎就遴选到陆志韦头上了。其原因,笔者估计大概有几点:第一,陆志韦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他是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因此受政治上的动荡的影响会小些。第三,当时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常有派系之争,而陆志韦没有介入任何派系,一直处于超然地位。此外,他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是美国托事部或基金组织易于同意的人选;同时,他在洋人面前能替中国教职员工说话,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也能够被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所接受。就这样,1934年夏,陆志韦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时年40岁。 
  燕京大学当时由校长与校务长双重领导。校长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学校要由中国人当校长的规定。而校务长的职务,则是为了向美国托事部和基金组织负责。校务长的英文名称叫President,校长的英文名称叫Chanellor。这两个字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大学的一校之长。不过在当时的燕大,学校实权主要掌握在校长手里。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2)   
  陆志韦先生答应只代理1年,可是事实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了北平后,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长的职务,而由司徒雷登担任校务长和校长两个职务,以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扰。但是陆先生仍然要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学校很多行政事务。 
  1934年陆志韦先生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本来打算继续深入生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学校经费短缺,无法创造条件来进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他就只 
  好转而研究语言学方面有关心理学的问题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说略》一书的自序中说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语言学之大要,由语言而旁涉音理,初亦无志于古音……”他对于儿童语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对古诗音韵的研究等,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认为“两只耳朵一支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着仪器走”。 
  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从陆志韦先生到燕京大学执教到1937年夏天为止的11年间,中国大地上始终战火连绵。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再以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块安静的乐土来供学者们致力于学术研究。 
  陆志韦先生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期间,日寇侵华日甚一日,政局多变,环境恶劣。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先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贯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十分不满。他利用代理校长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名望,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尽量使爱国学生不吃亏或少吃亏。 
  那几年中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使陆先生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有了一定的认识。1937年夏天,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陆先生托故没有参加。 
  1936年底鲁迅先生逝世后,在北方各大学里很难找到能开大型追悼会的地方,燕京大学却得到陆校长的支持,在燕园举行了北平追悼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冲破了当局阻止各校追悼鲁迅先生的禁令。那时,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或传讯,陆校长不断为他们具结保释,王汝梅(现名黄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是燕京大学的教员,应当说,只有当时燕园的那种环境,才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良好机会。陆志韦先生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也有所接触,邓颖超同志就曾在斯诺掩护之下,暂居燕京大学。 
  在“孤岛”继续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纷纷撤退到内地。燕京大学的行政领导也曾讨论过是否撤退的问题。后来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校属于美国财产,日寇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进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果然,日寇因顾忌于与美英尚有外交关系,没有占领校园,于是总算保留了燕京大学这么一块处于敌人刺刀丛中的自由学习园地。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私下称这个敌伪包围下的孤岛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平津一带沦陷区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撤退到后方去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抗日爱国青年,因此,学生人数猛增。 
  陆志韦先生虽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但仍参与校政。当时,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气焰嚣张,虽说尚未占领学校,但是刁难与磨擦则无时不有。例如,他们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城市的游行,学校没有同意。又如,他们借口说燕京大学既然是一所国际性大学,那么就不能没有日本籍教授,于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三个监视爱国师生抗日活动的特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这块自由学习园地,使之不被敌伪的奴化教育污损,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应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这才搪塞过去。燕京大学就是这样不断应付日寇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自由,维持课业,勉为其难地苦撑了四年。 
  这期间,在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四年间,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不但替他们绝对保守秘密,并且大都向他们资助一些路费。 
  陆志韦先生在这几年里,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西南联大曾约陆志韦先生去执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抛下无依无靠的家庭,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在燕京大学为国家教育事业继续出力。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偏安政权不抱什么希望。 
  对于国民党后来的假抗战真反共的政策,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对于国际上的政治动态等,陆志韦先生经常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论是相当激烈的。那时,虽然燕园是在美国人庇护下,但敢于直言不讳谈论抗日问题的并不多见,因而他赢得了全校师生们的赞誉。 
  这个时期的学子们很难埋首于课堂学习。不关心政治的超然态度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陆志韦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断地刺痛着他的心灵。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之出现的无数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身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虽然不便正面参加进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去,却总是想方设法保护青年学生。 
  “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国民党同意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陆先生也异常兴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好感。 
  1938年,燕京大学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以书面向占领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在校内组织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由陆志韦先生主持的,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礼堂内一片肃穆,足足有两分多钟的静寂。这难忍的沉默使全体与会者们透不过气来!突然,他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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