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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3）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日本占领者杀个把中国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学里却引起了这么巨大的风暴，侵略军怎可能不怀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里，燕京大学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但一时又难以对燕大下手。
保持民族气节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早晨，阴霾笼罩北平，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横冲直撞地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美丽的燕园遭受到屈辱，自由的学习园地受到敌寇铁蹄的践踏；坚持真理的师生，处于日伪监视下。
那天凌晨，还在日寇采取行动之前，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当机立断，驾汽车直奔西山，投向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一位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因属中立国侨民）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逮捕，旋即遣送到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关押起来。
日寇占领燕园后，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学。
陆志韦先生等被捕之后，日寇妄图利用他们在学术上和教育方面的造诣和威望，让他们出山事敌，为伪政权涂脂抹粉。在监狱中，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的种种伎俩，结果却大失所望。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绝不屈膝事敌，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日寇无可奈何，就改变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对他们施以摧残与蹂躏。但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赵承信、侯仁之先生等，彼此勉励，强自支撑，相濡以沫，在生死关头，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重见光明，未名湖畔必将重新回荡起那洪亮的钟声。
在敌人的监牢中，敌人的淫威尽管未能摧残先生们的坚强意志，却极大地戕害了先生们的身体健康，大家的体力大为下降，疾病丛生。陆志韦先生更是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孱弱之至，瘦得皮包骨头。日本侵略者曾哄骗陆先生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不为所动，拿着敌人给他的纸笔，严肃而认真地写了四个大字：“无过可悔”，充分体现了他的浩然正气！在敌寇的监狱中，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频施酷刑，相对来说对他却没那么残暴。对此他仔细琢磨，得出了一条道理，就是：“共产党对他们威胁大，而我对他们没有威胁力；日本人怕的是共产党，而我不是日本军阀所害怕的人！”这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狱中放风或倒恭桶时，陆先生和其他几位燕京人相遇，偶尔还能匆匆说上一两句话。这对陆先生来说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看到这些燕京人是那么坚强，敌人也奈何不了他们。
陆先生入狱之后，家中只有陆夫人带着孩子们度日如年地苦撑着。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还是有不少燕京人来家关照、安慰。陆家被赶出燕园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搬家。物理系的学生张象乾帮着搬家时，再三叮嘱陆家的孩子们讲话要小心，他认为很可能有特务在监视着。以后的情况应验了他的预见。
探监每月只有一次。所谓“探监”，只是送些洗换的衣服和少量食品，根本见不到被探望的“犯人”。头两次探监是陆夫人和赵承信夫人及陈其田夫人搭伴去的。尽管每次探监时看守都说“好好的，快出去了”，可是亲人们还是能够从取回的衣服上仔细地觉察到狱中人的情况在恶化。到了5月，陆夫人发现陆先生衣服上那不同于臭虫血的血迹，知道陆先生正在患着重病。她立即进城到从前在燕大校医处工作，当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德隆大夫处求援。郭大夫判断陆先生病情恶化，他给陆夫人出主意，由德国医院接收“取保监外就医”。5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当局通知陆家，允准取保接陆先生外出就医。两天后，由李荣芳夫人陪同陆夫人，带着陆卓明去日军监狱接人。此时，陆先生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蜡黄，不能走路。日寇让雇来的一辆人力车进狱中把陆先生拉出来。陆先生一见大家就说：“想不到还能看见你们……”人虽孱弱，但目光炯炯，满腔仇恨尽在不言之中。
在德国医院就医期间，除家属外，一律不得探望。经过医生们（大多是旧友或学生）的悉心医护，奄奄一息的陆先生居然转危为安，并奇迹般地逐步康复起来。
在敌人监视下生活
陆志韦先生出院回到家中疗养时，槐树街上来往的小贩多了起来。那时陆家不时变卖衣物，于是就有收破烂的强行进门收购。
不久，日本侵略者又陆陆续续逮捕了一些燕京人，审问两三天后又放出来。陆卓明、田丽丽（燕大教员田洪教之女）等都在被捕之列。卓明等被放回来的次日，日寇又通知陆先生去受审，实际上仍是逼他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陆先生断然拒绝后，日寇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二年。陆先生回到槐树街家中后，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下被软禁起来。
这期间，陆家几次受到敌伪军警的搜查与骚扰，不少珍贵的稿件散失了。
除了敌特监视之外，日本侵略者还专门指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宪兵官儿来陆先生处做工作。烨田队长和杨翻译官不时来家“访问”，有时坐下聊上几句，有时硬要和陆先生下棋。谈话间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劝陆先生“出山”，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陆先生则以病体未愈婉拒，并整天埋首在线装书堆中，以此表明自己的志趣。经过几次三番软磨硬逼都未奏效之后，日本人只好放弃了劝降拉陆下水的企图。但还是有一些已经失节之徒不断到陆家劝说。对此，陆先生则一概斥退，并晓之以大义，告诫他们来日方长，不要太短视了。
铁蹄下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陆先生蛰居海淀成府村期间，经济相当困难，一家老小靠当卖度日，间或也有亲友送些钱物周济。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友人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凡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借用的钱物，陆先生都折合成美元（因为当时伪币不断贬值，难以计数，老百姓私下里有美元黑市交易）写成借据，在抗战胜利后都陆续清还了。从这点也可见陆先生一丝不苟的耿介性格。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4）
陆先生尽管自己生活困难，仍不忘接济和帮助其他受苦人。一次，陆家变卖了些衣物从西苑换来两小袋玉米，陆先生和卓明背着玉米到海淀去加工磨成棒子面。回来的路上，看见原来在燕大当临时工的老张的老母亲饿死在路边，身上盖了半张破席，头露在外面。过路的人说：死了人露脚别露头呀！陆先生便叫卓明用破席把死者头盖上，可脚又露了出来。后来，一些燕园故旧凑钱把她掩埋了。还有一次，有一位书商送给陆先生一点面粉和一小包白糖。那一点点白糖陆先生硬是分成了许多份，分送给附近的病人当药引子吃了！一位妇女来说
，她的公爹和男人都病得爬不起来了（其实主要是饿的），求乞两小包白糖当药引子。这是最后的一点白糖了，陆夫人给了她，并难过地劝说道：“明知老的没救了，两小包都给年轻的或许还有用！”老人第二天就去世了，而年轻的也只多挺了一个星期！
陆先生在受着监视、生活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汉语语音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除修订《古音说略》、《诗韵谱》等著作外，还努力研究近代汉语音韵，也就是关于普通话语音史的探索。前人的研究，着重在文献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证疏释，而陆先生则从语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他在这一领域涉及的广度、深度是前所未见的。他把11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几种重要的音韵资料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对其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描写和说明，提出对近代汉语音韵发展的新见解，写了《释中原音韵》等九篇论文，集成为《古官话音史》（他去世后出版）。书中的处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也有独到之处。
在成府村舍中，陆先生每每跷足遥望那久已蒙尘的燕园，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这时陆先生的心中即已期望着不久的未来，大地重光之日燕京大学复校之时的重大任务了。
1943年下半年，日寇的监视开始渐渐松懈了些。尽管陆先生是从敌人监狱中被判刑而缓刑放出来的受监视的人，燕京大学的同仁和学生们仍不断来家探望。有时几个人坐下来吃点茶，谈谈心，分析分析时局，交换一些有关战局的看法，甚至偷偷地收听短波广播新闻。这样，大家对形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深知不要多久，侵略者就会失败，从而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大家也数次谈论研究过燕园重光之日要做的工作。
经常到陆家作客的人中，有些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者，像费璐璐、刘仁树同志等。陆先生对他们的为人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清楚的，他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他们的工作。例如费璐璐同志常为解放区采购药品，而药品又很难一下子直接运到解放区去，于是她就利用陆家做中转站。白天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药品运出城，储藏到陆先生家厢房里，等方便的时候再转运到平西解放区去。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陆家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还敢做这种事，而费璐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陆先生也并没有因自己是敌人注意的人而不敢支持这项工作。爱国主义和正义感在陆先生蒙难之时变得更加深了。
在成府村闲居的几年中，和陆志韦先生最谈得来的人中有一位蓝公武先生。蓝公武要去解放区的前夕，与陆先生促膝长谈，打算约他同行。陆先生这时心里非常矛盾。谁不想逃出敌寇的桎梏，奔向自由的天地，投身抗日的大业呢？他已认识到共产党以谋求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人民信赖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有可能实现自己从小就幻想过的平等社会。但是，他同时也想到了家，在敌人监视期间，陆夫人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吃尽了苦头，现在他怎能忍心抛下她和孩子们出走，而且他们又不可能与自己同行。还有一桩，就是他出狱时是由张子高先生做保的，自己一走，保人可就吃苦了。经过反复思忖，最后只得放弃跟着蓝公武一起走的想法，含着羡慕的眼泪送别了他。
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亿民同庆，万众欢腾。
8月16日，陆志韦先生等燕京大学同仁到城内去欢迎被日本侵略军关押了四年、刚刚恢复自由的司徒雷登。次日，陆先生约同洪煨莲、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与司徒雷登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管燕园、清查校产、召集旧日教职员、筹划复校事项。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先生主持复校的一切筹备工作。
这时，日本侵略军尚未彻底放下武器，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也未飞来，北平城内还处于混乱状态。一些原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学校被侵占的四年中，或以做苦力、干零活为生，或靠当卖度日，宁肯饿死，不肯降敌。如今终于盼来了胜利，并听说陆志韦先生在组织筹备复校工作，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赶来报到。当时，有的沦陷时期为日伪做过事的原燕大教职员也想回来。陆志韦对他们的态度是：沦陷时期低薪被迫挣口饭吃而又无大罪的，可以回来；高层人员任伪职的，不得回来。足见陆先生既宽宏大量，又坚持原则。
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工作。委员会以陆志韦先生为首，工作班子里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也有教务、总务等处室的骨干人员，还有一大批中年讲师、助教以及当年被迫辍学的高年级学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不计报酬，不分职位高低，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余，专心致志投身于复校和筹备工作。
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一支燕京人的队伍，在陆志韦先生的带领下，迈步重新走进了蒙耻忍辱近四年的燕园。
燕园的大门半闭着，校内的草坪上，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破碎的文件纸张随风飘荡。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正准备撤离。未名湖水十分混浊，水面上漂浮着杂物与泛起的沉渣。房舍门窗支离斑驳，室内家具、书籍狼藉满地。真是满目疮痍，不堪入目，好端端的校园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已经投降了的侵略军军部仍欲拖延交还燕园的时间，经过交涉，他们答应先交还校园的一部分。8月26日，复校工作委员会即派人接管了燕园的南部，也就是当时的女部区域。
陆志韦先生认为，当时已是8月末了，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为了多为国家培养中兴人才，早日复课是必要的。但时间已十分紧迫，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困难。怎么办呢？于是他发动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结果一致认为，时间再紧也要争取，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取早日复课！四年的时间已经让敌人给抢夺走了，胜利后的时间不能再稍有耽误。最后，陆先生与大家议定：先招收一个年级的新生，力争在10月份开学。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5）
9月1日，教务处的复校工作班子开始在灯市口公理会内借地办公，投入大批人力准备招生报名、入学考试以及复课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平津等地报纸刊登招生广告，预告9月12日开始报名，22日至23日在平津两地举行入学考试。
新生报名、考试的一切工作都严格按照燕京大学原来的办法和程序进行；一切表格与考卷也和以前的格式相同。就连“智力测验”这门燕京特有的考试科目，也完整地赶拟出试题
来。整个工作完全体现了燕京大学战前的特色。
燕京大学复校并开始招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青年学生赶来报名应试，其中有辍学数年坚持等着胜利的青年，也有已经在其他学校就读着的学生，报名人数之多超出了预料。原来只打算招一个年级的新生先复起课来，但为了照顾广大青年学生的愿望，陆志韦先生与复校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多招一个年级的预备班，给入学考试中在某一科目上稍差一点点的学生以就读的机会。
考试、判卷、计分等一系列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在仅仅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陆志韦先生带领全体教授、讲师、教员亲自动手，出色地完成了新生录取工作。
10月3日新生发榜。同时，由招生委员会向被录取的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一些赶来报到的老同学还按照燕京老传统组成了迎新工作委员会，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同时附上了迎新工作委员会给新同学的祝贺信和入学须知等。这一切都一仍旧制，是许多教职员和老同学千方百计搜集整理、赶印出来的。
10月上旬，燕园南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复校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力，几天里就把学生宿舍四个“院”和适楼的一些教室布置停当，为新生来校上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0月8日新生报到。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前一片欢腾气象。一张张刚刚洗去沦陷时期饱受屈辱的泪痕的脸，幸福地微笑着，兴高采烈地拥向新生报到处。老同学和中年教师们忙着接待。那时，燕京大学原有的校车已不知去向，复校工作委员会就从投降了的敌人那里接管了四辆军用大卡车，把新同学一车又一车地接送到了燕园。
10月10日上午9时，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