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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整理国故探索和示范一种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即他本人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所说的：
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此前，胡适已对《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过相比之下，他花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上的功夫和时间是最多最长的，因而所取得的成就及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1921年3月27日，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至于初稿的写作情况，后文将作详细考察，此不赘述。
与后来的改定稿相比，《红楼梦考证》的初稿显得比较粗陋，这主要表现为资料的缺乏。在初稿中，胡适提出了许多设想，但由于缺少充分资料的有力支撑，显得分量不够，而且还存在一些疏漏，比如他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等。不过同时也要看到，初稿已设计好研究的整体框架，即在批驳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考察，改定稿仍然沿用了这个框架，只是在局部进行丰富和补充。胡适本人也是这样看的，他在口述自传中说：
我的第一篇《红楼梦考证》是在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之后我立刻又获得了许多新材料，在许多细节上又加以补充改写。
可见胡适本人也认为改定稿是在“许多细节”上的“补充改写”。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是怎样写成的呢？是独自搜集资料完成还是在他人研究基础上发挥而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前几年有人提出，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初稿时，受到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一书的影响，并由此引起一场小小的争论。这里对此问题稍作探讨。
问题首先是由曹震提出的，他在《胡适•；盐谷温•；〈红楼梦〉》一文中提出：
比较初稿与改定稿，我们可以发现，两者详略差异极大，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原因是：胡适初稿之时，很可能借用了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证》初稿时依据的大部分材料，很可能是现成的，来自于日人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之小说一章。
我相信，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初稿正是在这一二千字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
综观胡适《考证》初稿，“其所以斥人者甚是”，但其积极之立论未免单薄，且多主观武断。究其因，实在是因为材料泰半袭自日人成籍。或许胡适自有隐衷，出版在即，时间仓促，当是一大缘故。
该文意在解释《红楼梦考证》初稿与改定稿差异较大的原因，起初用“很可能”一词，是推测的口气，后面则说得颇为肯定。遗憾的是，该文作者没有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论证，省略了论证过程，因而显得缺少说服力。随后，胡文辉的《也谈〈红楼梦考证〉与盐谷温》、程巢父的《与曹震论盐谷温及新红学书》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反面的意见。
胡文辉提出了两点反对的理由，一是胡适、盐谷温所使用的相同的两则材料较为常见：“《随园诗话》和《曲园杂纂》都绝不是什么冷门的书，胡适自己找到这两条材料又何足奇？”一是胡适不大可能看过盐谷温的书：“在‘理论’上说，胡适仍有看到盐谷温原书日文版的可能。但在实际上，这种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我相信是不存在的。”
程巢父的观点同胡文辉较为接近，他指出：
袁枚、俞樾等都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清代儒林文学人物，他们各有哪些著作，是些什么内容，胡适、顾颉刚等了如指掌，还用得着通过一个日本学者去间接地获取信息么？
随后，他以胡适与青木正儿等日本汉学家的通信情况为例进行反驳，认为盐谷温的书“算不得什么重要著作”，“像胡适这样的学者，是不会从这种（概论讲话性）读物里去捡便宜做学问的”。
稍后，曹震对胡文辉的文章进行回应，发表《再谈〈红楼梦考证〉与盐谷温——兼答胡文辉先生》一文。在文中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仍认为，胡适作《考证》初稿是受了盐谷温博士大作的影响与启发。
对自己的观点，曹震仍没有进行论证，只是提出“1918年盐谷温原作出版后，胡适不是没有可能看到盐谷温著作的”。
这场争论的过程大体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正面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是否借鉴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两者之间有没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胡适的材料是自己搜集而来，还是取资于盐谷温的著作。
经过比较，还是能发现两者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的，比如两人都根据《随园诗话》，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两人都对《红楼梦》作者、本事诸说进行了概括，重点引述了三家意见。此外，两者使用的材料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使用了《随园诗话》、俞樾《小浮梅闲话》等材料。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在时间上要晚于盐谷温的著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从反面来看。仅靠上述所列举的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还不能得出胡适取资盐谷温著作，在后者著作基础上发挥而成的结论，因为还存在着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在学术史上，学者各自独立研究得出相同结论的现象是相当常见的。就研究资料而言，两人共同使用的资料都较为常见，很难说胡适从盐谷温处取资。何况，胡适当时是否看到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还不能确定。因此，只能从理论上说，存在着胡适借鉴盐谷温成果的可能性，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只能说是有可能性而已，而不能说得过实，或作进一步的发挥。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从初稿到改定稿（2）
事实上，从反面可以举出更充分、更有力的证据。
以胡适做学问的风格和为人，他在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一般都会加以说明，不会掠人之美的。比如他在《〈三国志演义〉序》、《〈西游记〉考证》、《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等文章中明确点出自己受到鲁迅的启发和影响。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屡屡提及顾颉刚和俞平伯的贡献，后来在各种回忆文章中还时常提起。何以他单单借鉴盐谷温的成果而不加以说明呢？以胡适的为人和性格来看，他是不会这样做的。1936年12月14日，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书信中对盐谷温作过这样的评价：
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
这段话正说明胡适没有取资盐谷温的研究。否则，胡适借鉴了人家的研究成果，又说人家的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这就不是“有失公允”的事情，而是品行恶劣的问题了。以胡适平生的为文为人，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对胡适应该有这份信任。
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例证是，胡适于1920、1921年间与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通信论学，对古代小说特别是《水浒传》谈论颇多，其间他完成了《红楼梦考证》的初稿，但在通信中始终未提及《红楼梦》，也未谈到盐谷温。
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给青木正儿的书信中说：
《红楼梦》已出版，我已叫亚东图书馆寄两部送你，不知已收到否？《红楼梦考证》是匆匆做的，我很盼望你与支那学同人切实批评。
如果胡适借鉴了盐谷温的著作，他在说“支那学同人切实批评”这句话时，按说是应该提及盐谷温，而不会如此沉默的。借鉴又不是抄袭，胡适何致于如此遮掩？至于曹震说胡适“自有隐衷”，这同样是无法证实的问题。
从顾颉刚的反应来看，他应该也是不认可胡适借鉴盐谷温这一观点的。1921年6月24日，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说：
我前天买到绍虞译的日本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内《红楼梦》一条，差不多把适之先生《考证》里所搜得的材料也搜辑完全，实是不容易；但他说“雪芹为举人”，就很可证明你的话，明白上了高鹗续作的当了。所以批评及续作很容易淆乱事实，在盐谷温这般留心的人尚要上当，何况他人呢！
盐谷温虽是上高鹗的当，但他颇有“宝玉即雪芹”的观念，这尚可说他是个善读书者。但他还说“高鹗娶诗人张船山之妹，亦有诗才之人”，这恐怕是齐东野人之语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顾颉刚此前没有看到过盐谷温的著作，而且他看到郭绍虞的译本并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进行比较后，只是认为两人搜集的资料有很多相同，但没有指出其间的借鉴关系。在写此信时，顾颉刚和胡适正频繁地通信谈论红学，两人还见过面，他对胡适研究红学的情况应该说是十分了解的。如果胡适的初稿系在盐谷温成果基础上发挥而来，顾颉刚当会了解这一情况，这样，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就不会有这种第一次看到该书的语气了。
大体说来，胡文辉和程巢父的反驳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来看，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应该是独立完成的，借鉴盐谷温成果的可能性不大。他的改定稿之所以会比初稿有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关，一方面与顾颉刚、俞平伯这两位功力深厚的学生加盟有关。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亦师亦友治红学（1）
与王国维十几年前的孤军奋战不同，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得到了其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在资料、观点方面的大力支持。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专门提及这一点：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
三人以胡适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红楼梦》研究小组，相互间推敲辩难，书信频繁往来，大家合作得十分融洽，可惜这一良好的研究风气和传统未能为后来的红学研究者所继承，大量缺乏公平、宽容精神的争吵使红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一个学界的演兵场和弹药库，融洽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少见。
三人的探讨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基础上展开。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初稿，但他并不满意，因为有关作者的材料太少，有些问题模糊不清。于是，他写信给仅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顾颉刚，请他帮忙查找材料。顾颉刚接到来信，立即到图书馆查书。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开始长达数月的红学探讨。其间，俞平伯受两人的感染和影响，也加入进来，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三人小组。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打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量资料被挖掘出来，有关作者、版本、续书方面的观点经过三人的推敲和驳难，更具说服力。
1921年11月12日，胡适写定《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原稿相比，改定稿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立论上，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虽然文章最后署名为胡适，但它可以说是三人合作的结果，顾颉刚、俞平伯对该文作出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这场红学讨论在帮助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同时，还催生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三人在这场讨论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学生的顾、俞二人，更是从此得到了学术上的训练，体会到治学的乐趣，后来成为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这段经历对三人来说都是一份十分美好的人生记忆，中国现代学术史也因此增加了一段佳话。
1921年4月2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了如下一封信：
颉刚兄：
近作《红楼梦考证》，甚盼你为我一校读。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为我笺出。
你若到馆中去，请为我借出：
昆一，《南巡盛典》中的关于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
潜三，《船山诗草》八本。
你若此时不能到馆，且不必亟亟。附上我的借书证。
这是胡适与顾颉刚谈论红学的第一封信。胡适何以要找顾颉刚来帮他校读文章、借阅书籍而不找其他人，两人此前是什么关系？研究新红学的开创，对此不能不有所了解。这里稍作介绍。
胡适虽然和顾颉刚只差两岁，属于同龄人，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胡适自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开始的。当时顾颉刚是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学生，此前的哲学课由陈汉章讲授。年轻的胡适是在同学们满是怀疑的目光中接替陈汉章的。对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有生动的描述：
“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顾颉刚很快就听出了门道，认为胡适“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并向同学傅斯年推荐，两人对胡适“非常信服”。
这种师生关系对顾颉刚来说十分重要，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据刘俐娜在《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的归纳，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法层面，即“不迷信任何人的怀疑精神”、“追根寻源的历史方法”。
师生关系之外，胡适和顾颉刚之间还有着相当不错的个人交情。1920年，顾颉刚大学毕业，在胡适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但这一职位的薪水不够养家之用，于是胡适又伸出了援助之手。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介绍：
这个难题让胡适为之化解了，他愿意每月贴父亲30元，请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助其编书。……
如果父亲没有得到胡适的津贴，确是很难在北京立足的。
对此，顾颉刚很是感激。此后，两人交往甚密，谈学论文，书信不断，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48年胡适离开大陆才中断。对胡适来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顾颉刚，一方面是出于师生之情，另一方面则出于对顾颉刚的赏识。他曾在1922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顾颉刚：
颉刚近年的成绩最大。他每做一件事，总尽心力做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把那件事做的满意，往往还能在那件事之外，得着很多的成绩。同辈之中，没有一人能比他。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对顾颉刚的评价应用到顾颉刚帮他查找《红楼梦》资料这件事上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
有了这样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才会在1921年4月初找顾颉刚帮忙校读文章、借阅书籍和查找资料，因为顾颉刚有这个便利，也有这个能力。虽然无意于研究红学，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著作，但顾颉刚仍然是红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这固然与他本人的严谨、认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胡适的提携。
接到胡适的书信后，顾颉刚十分重视，当天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由于没有找到胡适所需要的资料，顾颉刚决定第二天到京师图书馆去找。从此两人开始了三个多月的红学交流，这种交流虽然也有面谈，但主要是通过书信方式进行的。其间，顾颉刚还和好友俞平伯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以书信形式探讨《红楼梦》的有关问题。在新红学的开创过程中，顾颉刚不仅是一位重要成员，同时还起着联络的作用，胡适、俞平伯之间的红学意见主要是通过他相互传达的。
据笔者对《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红楼梦》、宋广波所编《胡适红学年谱》、《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所收三人往来书信的统计，1921年4月至10月间，三人共写论红书信56封，其中胡适致顾颉刚13封，俞平伯致顾颉刚18封，顾颉刚致胡适16封，顾颉刚致俞平伯9封。相比之下，顾颉刚写得最多。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亦师亦友治红学（2）
对三人当时相互探讨红学的情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