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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检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我归家后，他们不断的来信讨论，我也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
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还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都付出了许多劳动。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顾颉刚帮胡适查到了许多珍贵资料，这里依其与胡适书信的先后归纳如下：
书信日期所查资料1921年4月4日国子监碑文中有关高鹗的记载、张船山赠高鹗的诗、《诗人征略》有关曹寅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楝亭书目》、《观古堂书目》、葵愚道人《寄蜗残赘》。1921年4月12日《有怀堂集》、同治十三年修上元江宁两县志、光绪六年续纂嘉庆本《江宁府志》、雍正本嘉庆本《扬州府志》、《楝亭五种》、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宋荦《绵津诗抄》、《江左十五子诗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丙辰札记》中有关曹家家世资料。1921年4月16日《天津图书馆书目》有关《楝亭集》的记载、《江南通志》、《苏州府志》。1921年4月19日《八旗氏族通谱》、《楝亭诗抄》中的曹家资料。1921年4月20日《八旗通志》、叶燮《己畦集》中有关曹家的资料。1921年4月23日《仪真县志》、徐乾学《园集》中与曹家有关的资料。1921年4月26日《楝亭集》、《施愚山集》中曹寅的资料。1921年5月26日章实斋《信摭》有关曹寅的记载。1921年6月23日铁保《梅庵诗抄》、袁枚《随园诗话》。1921年7月10日《中国人名大辞典》、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丁日昌《持静斋书目》相关资料。1921年7月18日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1921年9月6日王朝《楝亭词抄序》、《梦痴说梦》。由上述表格不难看出顾颉刚当时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之重视，也可由此看出其勤奋程度及深厚的文献功力。更为重要的是，顾颉刚并不是简单地为胡适查找材料，他还常常对找到的材料进行梳理、分析，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订正《红楼梦考证》初稿中的疏误，其中有不少被胡适采纳。
三个多月的红学研究无疑是紧张、辛苦的，但对顾颉刚来说则是快乐的，他不仅得到了探讨学术的乐趣，同时也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益于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表达了这种感受：
我从他们和我往来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学问的乐趣。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况的复杂。
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学海无涯，到这时更望洋兴叹了。
在探讨过程中，顾颉刚还产生了写红学研究文章的念头，他在1921年4月12日的书信中曾有这样的打算：
把历次所得，集成一篇《曹寅传》，放在先生办的《读书杂志》里。……
我拟编一考证《红楼梦》的年表，年岁下分为四格：第一格为当时政事，第二格为曹家事及与曹家有关系的事，第三格为存疑，第四格为杂记。将来如有新发见，就可记在上面。
对此，胡适在1921年4月13日的书信中表示“极赞成”。
在1921年5月26日的书信中，顾颉刚又有新的想法：
我拟细看《红楼梦》一遍，做一篇《高鹗续作〈红楼梦〉的线索》，说明他续作取材的所在。日来颇有所得，等看完时当详细奉告。
可惜顾颉刚后来因其他事情耽搁，未能动笔，否则他很可能也会写成一部专著，就像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那样，与《红楼梦考证》一起构成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好在他写给胡适、俞平伯的书信都保存了下来，其当年探讨《红楼梦》的情景今天仍可摹想而得之。
在20世纪红学史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位奇特的人物，他无意于红学研究，却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没有专门的红学研究著作，却是公认的红学家。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刻意要做红学家的人并不少见，但无意于红学而成为红学家者则极为少见，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个。
涉足《红楼梦》研究，对顾颉刚来说，是一份难得的人生机缘，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人与书之间的缘分。在20世纪红学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经常发生，顾颉刚的红学研究经历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涉足红学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其本人来说，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段学术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美好的回忆，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对20世纪红学史来说，这段因缘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佳话。
直到晚年，顾颉刚仍关注着红学的发展，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真伪难辨的曹雪芹佚诗，就相当关心。尽管其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那份情怀让人感佩。正是因为老先生的这份情怀及他早年对新红学创建的特殊贡献，当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聘请他担任顾问。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一书的引论中曾表示，该书是“我和颉刚两人合作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也可以说是胡适和顾颉刚两人合作的。今天在阅读这两部新红学的开山著作时，对顾颉刚这位幕后英雄是应该献上一份敬意的。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红楼梦考证》考出了什么
就《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本文的内容看，胡适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个是作者及家世问题，一个是作品版本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红楼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红楼梦》的必经之路，由于此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胡适在该文中所说的：
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
因此，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澄清前人的种种谬传，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作者及家世问题上，胡适依据作品本文，并征引《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扬州画舫录》、《有怀堂文稿》、《丙辰札记》、《耆献类征》、《江南通志》、《上元江宁两县志》、《圣驾五幸江南恭录》、《楝亭诗抄》、《四库全书提要》、《八旗氏族通谱》、《雪桥诗话》、《八旗人诗抄》、《八旗文经》、《居常饮馔录》、雍正《硃批谕旨》、《曝书亭集》等近二十种资料，得出六条结论，确认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在作品版本问题上，胡适依据有正本、程甲本、程乙本三种版本，征引程伟元、高鹗等人序文以及《小浮梅闲话》、《郎潜纪闻》、《进士题名碑》、《御史题名录》、《八旗文经》等五种资料，考清高鹗的身世，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为解决《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依据数种作品版本，查阅二十多种资料，反复推敲，才得出较为妥帖的结论，这确实如胡适本人在该文中所说的，“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自《红楼梦》问世之后，有关《红楼梦》作者、版本问题有不少传闻，众说不一，尽管也有不少曹雪芹为作者的记载，但皆不能得到确认，直到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时，还在感叹：
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
清代中后期，考据之学十分发达，依当时学界的研究水平，经过一番努力，不是不能找到这些资料，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因其时间与作品面世距离较近，很多文献资料还未散失，也许有些问题能得到更为完满的解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如果只是在笔记野史里随意写上一两条有关小说的传闻掌故作为消遣娱乐还是可以的，但若像胡适那样用治经史的功夫下大力气来做，就不行了，不仅自己觉得不值得，而且还会面对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由此前后比照，不难体会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可贵精神，并可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所带来的良好学术文化氛围。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十分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强调，这也是他一生所津津乐道的，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在晚年的多次演讲中，他还经常拿《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来阐释其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正是为此，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对先前的《红楼梦》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索隐派诸说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认为：
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
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胡适将矛头直接指向王梦阮、蔡元培等人。
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胡适提出自己所认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即：
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
其具体研究方法则是：
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后来胡适将其进一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这一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研究方法是具有相当的适用性的。
不少研究者在谈及胡适的研究方法时，多指出他受到美国哲学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清代乾嘉学派的双重影响。结合胡适一生的学术实践来看，确实如此。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也承认，杜威在其一生的学术文化生命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而乾嘉学派的治学方式对胡适来讲，是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知识背景而存在的。无疑，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思路的确定到具体操作方式等方面，两者虽然产生演变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相互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契合，就像胡适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所讲的：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
这样，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胡适在杜威哲学思想的观照下，将前人的考据学、考证学方法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总结，将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给予强调。
这套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刚开始起步、还处于草创期的古代小说研究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红楼梦考证》一文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可资参照的研究样本，对后世的小说研究影响至深。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红学文献的深入挖掘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继续关注着红学领域的新进展，走在红学研究的最前沿。
1927年，他为亚东图书馆提供底本，支持其刊行程乙本，并为新版《红楼梦》写序，即《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
总的来看，胡适的主要精力在红学新文献的开掘，这是其兴趣和优势所在，而且他也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
胡适在这一时期所接到的诸多信函中，有不少是谈论《红楼梦》的，有的是熟人朋友，有的则是素不相识的普通读者。书信内容或谈自己阅读《红楼梦考证》后的感想，或向胡适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特别是后者，对红学的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胡适当时在学界的显赫地位与巨大影响，他实际上已成为连接红学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枢纽核心性人物，各种重要的学术信息纷纷向他那里集中。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使他得以获见许多重要的新材料。
新红学建立在丰富资料所构筑的文献基础上，此后它同样需要更为丰厚的文献资源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开掘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红学研究的内在需要促使研究者们注意挖掘新的文献资源，就对中国现代学术整体发展的贡献而言，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形成现代学科后，对文献资源的内在需要大大拓展了文献搜集的范围，以前一些不为学界注意的边角余料也由此得到空前的重视，获得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这样，两者的相互推动就形成了红学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文献发掘的良性互动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以甲戌本《红楼梦》为代表的红学新文献的不断出现固然给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细细想来，也并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新红学的巨大影响，没有红学研究对文献的内在需要，即使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也不会在学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戚序本当初的受冷落就证明了这一点。无疑，这些新文献资料的发现给新红学带来新的活力，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繁难的问题，不少问题直到现在仍未能得到完满解决。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虽然利用二十多种文献资料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版本情况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但限于资料的缺乏，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就在该文刊布不久，1922年4月，胡适见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四松堂集》，巧合的是，他竟然在3天之内一下见到了两种版本：一个是自己购买的稿本，一个是蔡元培帮他借到的刻本。
在稿本中，胡适发现了两首当初撰写《红楼梦考证》时没有见到的诗作：它们都与曹雪芹直接相关，即敦诚的《赠曹芹圃》和《挽曹雪芹》，由此得知曹雪芹名号、生卒年、晚年境遇等更多的珍贵信息。
随后，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披露了这些发现，认为新的发现提供了四条重要信息：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
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
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
《四松堂集》的发现使人们对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有了更多、更详细的了解。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甲戌本的发现（1）
其间，最有价值、影响最大的当数甲戌本《红楼梦》的发现，胡适在1927年8月11日与钱玄同的书信中称其为“近来一大喜事”。
说起来胡适购藏甲戌本的过程颇有些戏剧意味，如果不是那位卖书人有耐心，很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1927年5月，胡适结束了其在欧美的行程，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来信，信件的内容如下：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看到这封信，胡适觉得其中所说的批点本可能没多大价值，而且自己收集的资料已经够多，所以也就没有当回事，连信都没有回。
有意思的是，那位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