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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现在他想把他的感触在画布上画下来。
他涂来涂去，因为对已经画好的不满意，于是换上一块新的画布。然后他在打字机面前坐了下来。他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把那些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怀疑和恐惧写下来。他想到进入他的病房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表格上应该注明“肺结核”还是“贫穷”。在特鲁多的时候，他好像认清了外科疗法是解决肺结核的办法。现在好像什么也不清楚了，除了……对啦，至少有一件事好像是清楚的。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6）
他写道，肺结核是人体对一定的环境的一定反应。可是，这话并不新鲜；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特鲁多曾经说过：“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他想，那是现在需要再说一遍的话，而且必须大声疾呼。“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人体患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里待下去，那他们一定会死亡！”
每年都有许多男女老少死于肺结核。他无从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从来连见也没见过他们，而且即使事实上能找到足够的医生来医治他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从同样的家庭、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城市产生出来。有发出一个警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中住满我国疗养院的不治的肺结核患者现在正带着早期而可治的肺结核在大街上行走，在案头上工作……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把已经写下来的重读了一遍。他懂什么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当外科医生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能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那个叫做社会的乌七八糟的鬼东西。他继续写下去：“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①
①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原注
这篇文章他反复地读了许多遍。它说了什么新鲜而有价值的话吗？不然他是不是又在向一条死胡同里钻？
他对于刚写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对于一切，都觉得不满。或许他只是在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想得太多吧。他走回画架前面去。
他以惊人的速度一直画到深夜，原先沮丧的心情渐渐消失了。画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但是很轻松。他离开画架站着，满意地端详着他的作品。
画布中央是一个印象派的上帝，正义和公正的强有力的化身。在他前面站着一个外科医生，谦卑地、害怕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他曾在世界上医治过的男男女女的幽灵围绕着他，指着他，控诉他，满怀痛苦和愤慨在向上帝呼号。
在画布的背面，他用铅笔写下了画名：《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对于那些因为他花钱太随便而觉得不安的人们，他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钱嘛，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
在碰到一个专爱吹嘘他的职业的同行的时候，他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如果和一群使他厌烦的人在一起，他会毫不客气也不找托辞就离开。有一次，在他典型地突然光临又遽然离开以后，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
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画儿包括他自己的和许多加拿大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艺术品、地毯、窗帘都是从色彩、图案和质地的观点选择的。但是正像他的翻领毛衣是对他的一本正经的客人的晚礼服的讽刺一样，他独有的一种幽默的特质也使他家的华美的外观变得轻松一些。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在伦敦的时候，白求恩开始收藏艺术品。这是他在蒙特利尔的公寓，墙上挂满了他买来的画。在这里的艺术圈子中，他已十分有名。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在盆困中苦干的无名艺术家，在当时加拿大艺术所处的状况下只能梦想筹足钱去纽约或是伦敦的演员，还没有享受过经济保障的聪明年轻人——都在欢迎之列，大家也都看得出，在招待他们的殷勤好客之下有着真正的情意。有时他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于是他们看他的书，听他的唱片，然后他出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出去看一个病人。冰箱里有吃的，浴室里有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玩吧。”
他用萧伯纳式的俏皮话抨击起所有权造成的自满情绪时甚至使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吃惊。一天晚上，一个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公寓里来的年轻小姐爱上了窗上的两幅鲜艳的窗帘。那是用血红色的平绒做的，又长又宽。
“你喜欢这窗帘吗？”他问。
“美极了！”
他拿起一把剪子，把其中一幅窗帘的一半剪了下来，然后扔到房间那一头给她。“我亲自选的，”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喊道。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7）
他瞟她一眼，心里暗自觉得好笑。“我给了你一点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有什么？”
爱讲闲话的人——以及和他不大接近的人——往往大惊小怪地谈论他跟女人耍的“怪花样”。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①，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②。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① 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市给阿道勒小姐做的手术。——原注
② 这项圈是掩盖疤痕用的。——译注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精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大多数企图给他下定义的人只能在所有流行的名词里翻筋斗。他发疯，有的人说；爱虚荣，迷人，不负责任，敏感，傲慢，忠实的朋友，伟大的外科医生，风头人物，天才，要求太多的孩子——总而言之，一个像一颗轨道曲折的彗星一样的人，一忽儿出现在许多人的生活里，一忽儿又消失了，使得有人倾心，有人不安，有人感恩，有人伤心，有人愤怒，有人欢欣，但是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
有少数几个人真正了解他——这少数几个人接近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一度在特鲁多疗养院沉思着死亡和人的命运的病人，这个佩特和觉陀一度的信徒。
其中有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但是这个有时暴躁不堪的人也就是仁慈到虔敬的程度的医生。他用粗鲁的话嘲笑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对弗朗西丝他会郁郁不乐地说：“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
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在社会上，没有两个人对他的看法一样；在病房里，他的病人都衷心热爱他，正像修女们热爱他一样，像所有了解这个人也了解这个医生的人们一样。
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觉到兴趣。贺片的一面是他的“压缩治疗者信条”。另一面画着一架气胸器械，下面写着：“祝你来一次快乐的人工气胸。”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①的诗句：
① 惠特曼（1819—1892），美国大诗人，《草叶集》作者，曾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担任伤员护士工作。——译注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一转身，当她照料的那个患着凶险不治的肺结核的垂死的年轻女病人轻轻地说“你肯吻我一下吗？”时，他一面低头看着她，一面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躺着，这样死命抓住生命里剩下的一点东西，就像倾向日光的花朵一样。他只迟疑了一会儿，随即就弯下腰去吻她，而在同时刚给他骂过的护士警告地拉住他的胳臂。以后一连好些天他给自己施行预防，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怎么可以在一个险症上冒这种风险的时候，他耸耸肩膀，简慢地说：“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
他珍惜生命。他珍惜他的脑子、他的手、他的心，以及一切给他力量来救治生命的东西。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他个人的理想被看作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他看到生命和钱被同等看待，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隐藏起来。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弗朗西丝知道他像父亲似的爱护所有来找他的贫病交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暴躁发怒；作为医生，他和颜悦色。人的嘴唇嘲笑世道人心；医生的嘴唇吻着一个临死前渴望一点人的感情的年轻女人。人的脸千变万化；医生的脸总是一样地仁慈。
这一切，以及它们的来源，弗朗西丝都知道——并不是一下子就都知道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从他有时候回家时的样子：他沉默着，除了他当时的特别疑难的病例什么都忘了，他的思想在不停地移动，从症状到疾病本身，到治疗，到预防，他的心情随着病人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变化。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又记起了这一切。他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见她走进来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他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只有手术还可能有些用处……我想——或许我能救他……他还年轻得很……一个修道士……远离生活那么些年了……现在全完了……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
不管她有什么地方不了解他，这一点她还是了解的。不是死亡本身折磨他，而是丧失了一个他要救的生命折磨他；像他画的《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上的幽灵一样，这个生命以后会常在他心里复活，使他苦恼。
“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劝他说，一切可能做到的，一切知道的办法，他都做到了，而且为了不可避免的事责备自己也没有用处。但是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8）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咆哮。鲍尔温首相在唐宁街十号高谈集体安全，而尼维尔·张伯伦等着召唤去破坏它。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安地动荡着。墨索里尼从罗马虎视眈眈地看着地中海的对岸。在莫斯科，报纸上登满了研究当时五年计划进展的论文。在中国，内战继续走着曲折的道路。在蒙特利尔，温暖的天气带来了半融的雪、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四十五岁生日。
在二十世纪的黯淡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春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蒙特利尔。在市中心，它使皇山露出了一块一块棕红色的土地。在郊区，它融化了去年草地的冻土。在东区，它留下了一层乌黑而尽是烟垢的冰，直到城里其余的地方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很久以后还未化掉。春天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地区各有一副不同的面貌。
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对他的助手和忠实朋友乔治·德塞大夫，他吐露了一些使他感到不安的事。他往往抱怨说，肺结核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增加。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它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谁知道有多少万人患着肺结核而从不到医院来——因为他们没钱，或是没知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有时他觉得他还不如把刀扔掉，站在街头去大声警告过路的人。那样或许比单用外科手术更有用。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性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将来有一天，教科书上要把我们说成前医学时代的人。”很久以前，在底特律，他就抱怨说太多的医生只关心“表面”医药。现在充满他一脑子的种种念头，在弗朗西丝听起来都很奇怪，可是使人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