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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他不高兴了一会儿，接着就把她的问题撇开了。他以前想过，如果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他就可以在扑灭肺结核方面尽一些力量。但是那办法没行通。他们一定得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可是他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物，而去过修道院的俭朴生活，那么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弗朗西丝可知道，魁北克省农业区的疾病比全国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她可知道，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在拉辛，全部婴儿的三分之一在出生的时候就死去？她可知道，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出生时候死去的婴儿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①除去孟买和马德拉斯那样落后的城市不算？
①白求恩的话是根据该省省政府的统计数字，当时正是经济萧条得严重的年头。此后魁北克的婴儿死亡率业已降低。——原注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我们靠我们所能得到的钱过活……五分也好，一角也好，一元也好。那些就足够了。人们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把这种情况公布出去，”他对朋友们说，然后激起公愤，弄出些改进的办法来。用人民能懂的话来说明，使这个蒙昧的国家里那些垂危的婴儿有一些可能得救。事实一定要比世界上所有虔诚的滥调更能说服人。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9）
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希特勒究竟要什么？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让一个疯人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为什么西方外交家们用那么奇怪的审慎态度来对待他？还有另外那个牛皮大王，墨索里尼，从威尼查广场①大放厥词——怎么他白求恩从前在意大利竟然会根本不知道那狂妄的家伙的存在呢？又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用简单明了的话叫他不要乱嚷嚷呢？国内的这种骚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些集团在提出要求，攻击，组织，反组织，都是为了什么？
①罗马的大广场。——译注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但是在忘掉这个计划以前，他确实列出了五十三个要下定义的名词，其中大多数表明他的思想正在探索的方向。这个表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他针对着当时正在发展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认真着手去找出各自的特征。他以典型的彻底精神，把许多张纸画了线分成若干栏，在一栏上面写下“资本主义”，另一栏写下“法西斯主义”，还有一栏写下“共产主义”。在下面他写下：“定义……”再往下他写下：“事实……”他在每栏里填进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进行过程中常常在“定义”和“事实”方面改变他的意见。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由于这个简单的理由，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可知道这一点：照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他们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所说的那种人，反过来也一样。我也同样知道，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他阅读了一切他所能找到的材料；在无数张写着精确的标题和一栏一栏的资料的纸上，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的思想按着整齐的次序发展着。但是他不久就会发觉他所寻找的答案超出了他的笔记和小册子的简单摘要的范围。
一天下午，在他开着汽车送几个同事到他公寓去的路上，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车被挤在阻塞的车辆当中，同时不知从哪儿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发疯似的沿着人行道飞跑。
他打开车门，往外看看，只见几辆警察巡逻车从停住的汽车当中穿过来，警笛呜呜地直叫。“一定是很严重的交通事故，”他想，于是从车里走了出来。
他从一排喇叭直叫的汽车当中钻到了前面一块空阔的地方，在那儿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事故。两排本市的骑警列成密集队形，正从克雷格街沿着圣劳伦斯大道的小斜坡下来，从街这边一直伸到街那边。他们并排地慢慢向前移动，驱赶着好几千名男男女女。警察骑马的神气就仿佛是供人检阅似的，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几乎是一副厌烦的样子。
人群紧紧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齐往后退，一步一步地，一声不响，他们的脸转过去对着背后开上来的骑警队伍。在他们头顶上，由看不到的手高举着的两根细杆子之间悬着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给我们孩子牛奶！给我们妻子面包！要工作，不要救济面包！”
接着，仿佛是依照预先约定的信号，两排骑警让他们的马奔跑起来。
人群里发出一阵愤怒的呼声。示威群众手拉着手聚拢到一起。有一会儿，他们站住了不动。警察冲了上来，他们的高头大马使人看了害怕。
“打倒警察！”有人高呼。“打倒警察！”
警察继续冲上来，脸上厌烦的神气不见了，嘴唇咬得紧紧的，手腕上挂着警棍的胳臂一齐往上举。人群当中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会儿，街上响彻了长叹的声音，一种表示抗议与惊讶的喘息声——随后又突然寂静下来。接着骑警就一直冲进人群中，挥舞警棍四下乱打，马在乱蹦乱跳，男男女女纷纷倒向地上，一面互相乱抓，一面因恐惧和疼痛而叫喊着。
白求恩被挤进了前几排奔逃的示威群众中，随后又被推回到停着的汽车旁。他被挤得紧贴在一辆汽车边上，瞥见开车的人一副惊恐状，接着人群把他挤上了人行道，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个门口。
他看见一个男人用手蒙着脸，畏畏缩缩的，衬衣的肩部撕破了，正朝他走过来，这人被挤得东倒西歪，像水面上的软木塞子一样，血从他的手指缝中直往下流。白求恩试着到他那儿去，但是一辆笔直向前飞驶的摩托车的侧车勾住了那人的下身，把他带到侧车的流线型尖头上，随后又把他甩到路旁去了。
“杀人犯！”有人大声喊叫。一个瘦脸的年轻女人紧拽住摩托车不放，想把它推倒，同时尖声喊叫着：“瘟猪！瘟猪！”侧车里的警察一声不响地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搧了她一个大嘴巴，把她打翻在地。
白求恩终于设法挤到了街上，同时被一个蹲在一辆汽车旁，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绊了一跤。有些示威的人正想从停着的汽车中间逃走。他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回到自己车上去取药箱。他走到他的敞篷车的时候，一个同事正紧张地等着他。“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屠杀，”白求恩气呼呼地说，“冷酷、残忍的殴打和屠杀！”
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过来，扶着车篷弯下腰大呕起来。他的脸有一边又破又肿，他的破旧的衣服都溅脏了。白求恩抓着他的胳臂。“过来，到这边来。我是医生。”他掉过头去对他的同事说：“把我的药箱递给我，再帮我一下。”
他把那年轻人扶进了后座，轻轻地让他躺下，然后把手伸进了药箱，同时听着被围群众的喊叫声，马蹄的奔跑声，警笛的尖叫声，以及种种痛苦、恐惧和仇恨的声音。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他开始和久已不得一饱的人混在一起。他到他们家里去，在“街道委员会”不让他们因为无力付房租而被撵走的时候站在他们中间；他随同他们去开会，会上，演说者令人感动地讲着失业者的困境；他会见他们的领导人；他和自称是共产主义者、CCF①党员、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交起朋友来。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10）
①联邦合作同盟——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原注。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他的笔记和零星的日记现在有一种新的风味：
我的“坏的一侧”现在恢复正常了。我已经把这事忘了，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使人安心的消息，因为现在没有时候被拖回泥坑里去。我是在正道上吗？答案似乎是由必要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而不是只搜集搜集学术性的事实。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身体的天赋权利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利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的昏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的、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分沾他们用贫穷、困苦和一心一德的精神所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它通到哪儿？……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行前安排了他的第一助手乔治·德塞大夫在他离职期间代理医院的工作。
其他的加拿大代表包括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约翰·布朗博士，汉斯·塞雷博士。班廷是以和查理·贝斯特共同发现胰岛素而闻名于世的。塞雷博士那时还没有发表他的著名的关于“适应综合病症”的论文，也还没有提出他的关于“适应症”的理论的轮廓。对于塞雷来说，列宁格勒之行意味着会见巴甫洛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工作曾是他自己的实验的前兆。对于布朗博士来说，生理学大会意味着交流经验，证实他自己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这些是使他后来成为加拿大一位杰出的医学教授和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个国际闻名的诊所主任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
他认为大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他事后可以研读；在列宁格勒，他参加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单独行动了。他和巴甫洛夫作了一次私人会谈，然后把其余的时间用来“看人”和调查肺结核疗法。
他对巴甫洛夫的印象总结在给蒙特利尔的一个医界同事①的一封信里：
① 1935年9月9日给H·S·大夫的信。——原注
我参加了大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我曾有机会看到巴甫洛夫并听他讲话。他使大家想起肖伯纳——那是指他的相貌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巴甫洛夫在人类行为的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解决疾病的基本问题的新途径，或者不如说他提供了新的证据来证明：了解疾病必须根据恰当的因果关系——我们因为一定的条件而起反应。不仅是我们的反射作用，请你注意，而且连我们的组织，连我们的血球也一样……
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
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不过夜的病人是从正规的疗养院出院后恢复工作的病人，或是少数有早期胸部症候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完全住院治疗的病人。
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