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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把车开得更快。到了路陡峭起来的地方，难民的行列就比原来的密了。随后路就突然拐弯，离开了海岸，慢慢上升，骤然间我们面对着一座小山，山底下是一大片平原。塞斯猛然踩住了煞车，吃惊地哼了一声。卡车颠簸着在一大群难民和牲口的前面停了下来。他们像一座颤动着的墙似的，把整条路全堵住了。妇女尖声叫喊，驴子惊得站了起来，无数张脸向我们挤过来。等我们到达山头，就又有密得像一堵墙的难民在卡车周围走动着。
但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的是山下的景象。
这片平原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在这片平原上面，在那本该是公路的地方，现在遍地都是难民，他们的队伍足有二十英里长，像一条巨大的毛虫似的蠕动着，它的无数的脚扬起了一片尘土，在慢慢地、笨重地移动着，从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起，穿过干旱的平坦的原野，一直到山麓的小丘。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0）
我跳到车旁的踏脚板上，用手遮着眼向下眺望平原。什么地方也看不出道路来，它完全被难民遮住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像蜂房里的蜜蜂似的，也像蜜蜂一般使整个平原都充满了一片闹哄哄的话声、喊声、哭声，以及牲口发出的怪声。
我们开始慢慢地下山，塞斯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在踏脚板上挥手让难民们躲开。他们不理会我的喊叫声和喇叭声；他们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从车旁走过，有时撞着车身，随后就在路上散开，落在车后面了。
如果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他们就至少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这可能吗？那个腿上生着溃疡的老太太——她能在野外路上走五天五夜还照旧活着吗？可是她居然就在这里，她的外套在尘土里拖曳着，一转眼就被吞没在卡车后面的人堆里了。还有那些孩子……各种年龄的都有，大多数都光脚——他们怎么也能依旧活着呢？孩子太多了！只要你对眼前的路上望一眼，心里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过。五英里的蠕动的人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们的卡车从掉了队的难民身旁开过去，他们在路旁休息着，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睡在什么也没有地上；我们通过了居民撤退一空的凄惨的村庄；我们从炸弹炕和烧成瓦砾的农舍旁边驶过。随后这沉重地走着的人群就不知不觉地变了，像骤然掺上污泥的泉水似的。我低声咒骂着：怎么回事，民兵！起初只有几个在难民当中，可是再往前一英里就有成百的，随后就有成千的。他们的制服破破烂烂，他们的武器不见了，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们的眼睛陷了下去，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他们跑到难民当中干什么？他们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人吗？逃兵吗？我还来不及寻思，这些民兵的后面就来了一队队的骑兵。马和人都精疲力尽。有些骑兵无精打采地走着，脖子上挂着靴子，手里牵着马，妇女或孩子则紧抱着马鞍。他们已经不成为骑兵了：他们也是难民，和其余的人一样，哭丧着脸，不声不响地逃跑。
……那一天西班牙的太阳和法西斯军同样地残酷无情。那份炎热简直成了一个有形的、可恨的敌人。公路现在拐弯，又靠近海边了，我们重新听见了海浪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在难民的嘈杂声中，浪声像是远处传来的鼓声。
现在我们看见更多惊惶和慌乱的现象。我们得绕过坏了的大车和被抛弃的卡车慢慢地行驶，垂死的小毛驴被推到下面的海岸上，那儿精疲力尽的人们摊开身子躺着，他们的肿胀的舌头挂在皱起来的嘴外面。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民兵，更多的撤退一空的村庄。我们因路上有障碍物而暂时停住了车，没想到立刻就被呼吁求怜的难民围住，有的伸手讨点水喝，有的要求搭车到阿尔梅里亚。我把我的水壶从车窗扔了出去，随后我们就继续前进。
我们超越一辆空的公共汽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民兵。在我们超越的时候，这个民兵把头伸出窗外，挥舞着双手，喊道：“汽油……”塞斯摇摇头，大声回答说：“上前线去！”那公共汽车后面有一个小女孩独自蹲在路旁嚎哭，嘴里衔着大拇指。我看见难民中有一个民兵伸出一只手，把她举到后背上。这个民兵身旁有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妇女，好像扛着一袋马铃薯似的。
海岸又离开公路了，我们在两片甘蔗地中间行驶。甘蔗的顶端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绿色的叶子飘落在路上并在光脚底下被踩过。在另外一辆抛锚的公共汽车旁边有一群民兵摆手叫我们开回去。我们从车窗里还是喊着：“上前线去！”
我们又来到海岸边，这时候太阳正开始西沉。天上一片霞光，火焰似的光芒在地中海海面上颤动着，随后天就骤然黑了。我们感觉到周围的难民加快了脚步。塞斯扭开了卡车的前灯，立刻我们就听见忿怒的喊声：“关灯！”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孩子们在成长，却不知道人类早就征服了黑暗；在这儿，当年陶醉过游客的景色优美的海岸上，灯火也是一种威胁，只有在黑夜中才有安全。
不开前灯，车是几乎不能行驶了。我们按喇叭，我们大声嚷，可是都没有用处。在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走了很短的距离，随后我们就停住了。我们坐在卡车驾驶室里想主意，这时候有一群民兵走了过来，样子很狼狈，可是似乎还保持着纪律。他们向我们要证件看，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敬了个礼，然后把他们后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他们说，法西斯军正在迅速地向东推进，下一个城是摩特里，大概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陷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线；阿尔梅里亚这一边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这不是败退——这是崩溃，南方沿海的地区像一个熟了的梅子落到佛朗哥的外国军队手里。
卡车门忽然开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用肩膀顶住门，他的张大的眼睛注视着我，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把孩子举到我们面前，瘦弱得不像样子，并且因为发烧而在浑身发抖。随后他就讲起话来，他说得非常快，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开始声音发哑，随后就高昂起来，到后来就好像一只孤独的火鹤的哀啼。我用不着翻译；他的话是通用的，用任何语言说都会听得懂的：“我的孩子病得厉害……等不到我把他带到阿尔梅里亚他就会死的……我自己愿意留在后面……我只替他求情……请你们把他带走——把他搁在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告诉他们我随后就来……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叫胡昂·勃拉斯，我不久就来找他。”
我接过那孩子，轻轻地把他放到座位上。那西班牙人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在我胸前面十字。对着那个陌生人，那些从黑夜和骚乱里显露出来的脸，那些在我周围因恐惧而扭动的脸，那些像暴风中的树林一样伸出来的胳臂，那些恳求我的声音，我即使会讲西班牙语，也不能表达由衷之情。
“同志……做做好事……救救我们，”他们喊着，我用不着听懂他们的话就能明白他们的吁求。
“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带走……法西斯军快追上我们了……”
“可怜我们吧，同志，救救我们，请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我跳到踏脚板上。他们围住我，拉着我的衣服。我心里燃起了满腔愤恨：他们今晚到哪里去了，那些以执行基督教的上帝的意旨为己任的人们，那些给世间带来神的爱和救赎的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他们就听不见这些在向上帝求救的众生？人的爱又被赶进什么黑暗的洞穴里去了呢？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怜悯和良心哪里去了？
空话——啐！到处都是像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空话，而这洪水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这些人间地狱里的人们。假若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里有一千支杀人的枪，每支枪有一千发子弹，每粒子弹都对着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那我就知道如何来表明我的愤恨了！我要用每只手上的每支枪来宣布这些败类的死亡，我要用天使加伯列①的号音在这个昏睡的世界的耳旁大吼，压倒那些仍在世上信口开河的蠢人和骗子的叫嚣。我要用加伯列的号音般的呼声，来唤醒被侵犯的西班牙国境以外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亿万人们：“你们的手上沾满无辜的人们的鲜血，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安然熟睡的人们！假若你们对于今天晚上马拉加公路上可耻的惨剧漠视无睹，你们的城市就要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②了！你们的孩子将要同样在死亡和恐怖的荒野里飘荡，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听见西班牙的痛苦呻吟而默不作声的人们！”
①基督教神话中的七大天使之一，见《圣经》《但以理书》第八、九两章。——译注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1）
②见《圣经》《创世纪》第十八、十九两章；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罪恶深重，被天火毁灭。——译注
我弯下身子，隔着那孩子的发抖的身体去瞧塞斯。“他们说得对，”我说，“现在再往前走是毫无意义了。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做的——尽量设法把这些人带到阿尔梅里亚，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得把车后面装的东西都卸下来，腾出地方，这些东西交给头一辆过路的救护车带走。我们只带孩子……”
我们在这狭窄的路上把卡车掉过头来，卸下器械和储藏的血液，随后我就打开卡车的后门。一阵兴奋传遍我眼前的难民，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机会，可是没有一个敢希望轮到这个机会。我仔细地看了看卡车，估计一下能容纳多少人，随后就跳到地上。“只带孩子！”我宣布道，但是在那乱糟糟的喧嚷声中我的话没人听见，而我却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后面去了。现在，走向安全的门户打开了，每个难民都仿佛认为错过眼前的机会，就再也不能得救了。在他们的疯狂的进攻之下，我一面往后退，一面甩开胳臂挡住了开着的车门。“只带孩子！”我拦住他们，愤怒地喊道。“孩子！只带孩子！”塞斯急忙跑到我身旁来帮助我。
“我们怎么办好呢？”塞斯气咻咻地，往后推那来回转动的群众。“他们会急疯的——那些被丢在后边的人！”
“不许成年人上，”在这一片哀求和啼哭声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冷酷的。“我们只能带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他们递给你——不要让别人上来，即使必须用武力也得拦住他们。”
帮助逃离马拉加的难民们。
我不慌不忙地挤到这些歇斯底里的难民的行列中间，嘴里喊着：“孩子！——只带孩子！”现在来决定让谁走，让谁留下，实在太可怕了，比当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更让人难受。“你，”我喊道，指着人堆里的一个妇女，她怀里有一个婴儿搂着他的脖子，“我们可以带你的孩子！”一双双心甘情愿的人把她推了过来。过一会我就在人堆里走到了她身旁。“我们可以带这孩子，”我重说一遍，可是这母亲只抬起头，以她那又大又黑的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把孩子抱得更紧。也许她没有听明白？我伸出胳臂，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动作，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抬头看着我，这时候我才看出来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我突然感到难过，不知如何是好。“只带孩子”，这话说来容易，可是这个妇女陷下去的黑眼睛似乎在回答：“你若是只带我的孩子，你就使我们母子俩都活不成了。”我用胳臂保护着她，给她开路，把她送到卡车旁边黑曾的手里。“两个都带走，”我说，随后就又挤回人堆里。
我来回地走着，下命令，安慰这些妇女，选择年纪最小的孩子，硬着心肠拒绝成年人上车，把被挑中的孩子一个一个抱到车旁。当我往车上送人的时候，痛苦的声音追随着我。我听见人们在叫唤黑夜里走散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已经在车上的母亲们站在车旁边，低声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男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等到车上快装满了，他们就绝望地走开了，躺到附近的地上。“我凭什么在这儿决定他们的命运？”我问我自己。
“还能装几个？”我对塞斯喊道。
“硬挤一下的话——两个。”
我觉得有人碰我的胳臂。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张苍老的脸，伛偻的背，眼泪，以及泪眼里无言的哀求。我望着这个老头儿，等到我喘过气来，我就慢慢地摇摇头。“朋友，我以后做梦也忘不了你的脸，”我心里想，可是我把那只手从我袖子上推开了——一个老年人伸出来向我求援的手，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车上只能再带两个人了——这些等候着的难民一明白了这个情形，全愣住了，突然寂静了下来：这种寂静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那绞刑吏把绞索套在犯人脖子上，旁观的人们硬起头皮来看这难以相信的酷刑的时候，才会有的。但是这儿没有旁观者。这儿全是犯人，都觉得绞索在各人自己的脖子上套得越来越紧。
我从一个五十岁模样的妇女面前走过，她未老先衰，可是死去究竟还太年轻。她几乎不能站直了。她的腿粗大得惊人，肿胀的血管在黑暗中都看得出来，筋络盘曲着，像酷刑用的九尾鞭，血往下流，渗入她的布鞋的鞋面。我回到她面前。假若这是我自己的母亲——我将怎么决定呢？我站在她面前，用手摸着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我自己的母亲？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总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西班牙人的母亲，因此也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扶住她的摇摇晃晃的肩膀，但是她平静地把脸转了过去，仿佛她一无所求。
车上只剩下一点宝贵的地方了，最后上车的那个孩子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搂着孩子，又哭又叫，随后在哀呼中撒手了，就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这孩子——一个小女孩——从一声不响的人群中走向卡车。这时候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我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钻进卡车里。我在半空中抓住她的脚踝，嘴里骂了一句，但是她把脚蹬开了，在那极窄的地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同时把那孩子举到她的跟前。“你要上，孩子就不能上！你明白吗？你肯占孩子的地方吗？”
她是个年轻的妇女。她的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脸的两边；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就解开她的大衣，把她的棉布衬衫高高地撩起来。她原来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我们俩面面相觑了一会，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肚里则怀着一个孩子。她在她占的那块极小的地方挤着坐了下去，大肚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她对着我笑，并伸出了她的胳臂。她的眼睛、她的胳臂以及她的笑容都仿佛在说：“你瞧，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儿，等于我没占任何人的地方。”她把那个女孩子放在膝盖上，让孩子的头靠在她的肩上。
现在这事算完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入了卡车和驾驶室。有一半人坐在地上。其余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不管好坏，这件事总算完了。
我使劲把车门关上，命令塞斯把他们一直送到阿尔梅里亚的医院，一路上不要为任何人任何事停车。假若他能在路上找几个武装民兵站在踏脚板上把守，不让别人上车，那就更好。他要让他们确实得到食物和医疗，随后向省长办公厅报告这儿的情况，告诉省长必须立刻派运输工具来，不然，死于饥饿和疲乏的人就会比死于敌人枪炮下的还要多。然后他要把油箱灌满汽油，把车开回来再运一批人。他转过身去，一直走到驾驶室，头也没回就爬了进去，踩了油门①……
①第一夜英国人伍斯利和白求恩在一起。后来他就独自开卡车或帮助塞斯。日记中其他部分还有提到他的地方，因限于篇幅我们都省略了。——原注
卡车开走了。妇女们有些因孩子走掉哭了起来，有些因看着孩子没走掉哭了起来。男人们扛起行李，继续前进，怕敌人追上的恐惧像一股热风吹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腿上流血的老妇人。她坐在地上，头枕着膝盖。她抬起了头，憔悴的脸上仍旧带着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医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把她的脚包扎了。“起来吧，”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们再走一会儿，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息。”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