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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一起加入了公路上的难民的行列，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进发，背后跟着别的难民……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2）
……我跟着这群川流不息的难民走，我看了看我的夜明表。才十二点吗？我只走了四个小时吗？这四个小时仿佛是没完没了的，而其他的人至少已经走了四天！
我是在两个小时以前和那位老妇人分手的。那时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在田野里给她找了块地方，让她躺下，她四围还有好些别的难民，他们都是除了身体下面那块土地以外就什么也没有的。我心里想，也许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会把她带走；也许法西斯军会先赶上她。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的一包绷带，给人吃了最后的一粒药丸，送掉了最后的一块巧克力，吸了最后的一支香烟，并且扔掉了我的空医药箱。我现在只剩下一双空空的手，在急躁地等候黑曾回来。他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呢？再继续运难民？那无异于想用顶针来淘干大海。
……路上忽然骚乱起来。我看出是我们的卡车在爬行着，车灯很暗。塞斯从车上跳下来，面目憔悴，可是情绪饱满……
一连四天四夜，我们往返穿梭，拼命忙着撤退整个城市的剩下的居民。一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没离开司机的座位，而我则停留在公路上，集合着下一批要运走的人。由于缺乏睡眠，我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生活在留下的人的悲伤和到达安全地带的人的疲倦的喜悦之中。我们在忙着，可是心里在想，每一趟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唯恐那些离城最远的难民会落到法西斯军手里。
每次到阿尔梅里亚，塞斯都在省长办公厅那儿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大车或任何能转动的东西来加速撤退难民的工作。但是在这城里什么样的车辆都没有了。
在阿尔梅里亚讨论难民情况。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仿佛是来和我们的饥饿开玩笑似的，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在路上出现，推着一手车橘子，高声叫卖着。在战争、逃难、死亡之中，一个日常的街头小贩！我把这一车橘子全部买下来，自己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一片死沉沉的寂静笼罩着难民。其中饿得快死的躺在田野里，已经进入麻木状态，只是在咬野草时才略微动一动。快渴死的坐在岩石上发抖，或者漫无目的地东歪西倒地走着，眼睛里露出那种病态的迷惑、狂乱的神情。死了的人和病倒的人混杂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太阳。接着飞机从头上掠过——发着闪光的银色意大利战斗机和好几队德国亨克尔式飞机。它们大摇大摆地向着公路俯冲下来，就像在作射击演习一样，用机关枪在奔跑的难民周围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
我看见卡车又回来了。我们能塞进多少就塞进多少。这一次我也上去了。一个孩子坐在我腿上，他呻吟着，发高烧的眼睛注视着我。多半是脑膜炎。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像是不再痛苦了。这是个不好的症状。我希望我们能及时把他送到阿尔梅里亚。他大约有七八岁。
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发觉卡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走。这看来好像是最后的一英里了。但是多么可怕的一英里呀！从西阿拉山①到城里，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活像一根弯弯曲曲的大口细杆的烟囱。他们布满在山上、路上、海岸上，有的为了早点到城里，涉着海水走。
①马德里西面的山脉。——译注
一到城边，卡车就只能跟随那些挤成一团的难民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们似乎抛锚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前面的难民才向前涌进，我们也终于到阿尔梅里亚了。
在四天之内，这个城市已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营地。街上挤满了无家可归、无处可投的难民。有好几千人露宿在主要的广场上。人们很疲倦地从街上站立起来，让我们通过。
红色救济会指点我们到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里临时设了一个医院和儿童收容所。我们把我们带来的难民送进去，又把那个害病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医生。然后我找到一张帆布床，瘫了下来……
我突然醒了，身上觉得不舒服。有一阵子，我以为我是在山里露宿，躺在公路旁边，可是我的手从粗糙的地板上滑过，于是我想起这里已不是公路，而是阿尔梅里亚了。我诧异我耳朵里为什么有响声。从我昏昏沉沉的状态，我猜想我大约睡着了一个小时。
把我吵醒的是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我匆忙爬了起来，可是头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我又跪倒了。那爆炸好像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铁掌深深地打入地里……我能够听见孩子们的惨不忍闻的号叫。人们在走廊里乱跑乱喊。我重新爬了起来，脚底下地板还在颤动。随即有更多的爆炸声，有的近，有的远。
我连奔带跑地穿过了黑暗的走廊，一路上冲撞着满处乱跑的人们。在宿舍里，孩子们吓得直哭。我摸索着到了街上，一口气跑到市中心区。
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过，街上只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我的耳膜都似乎要震破了。接着炸弹下来了，落在我前面的地方。
我瞥见一架轰炸机以优美的姿势在月光中倾斜着低飞，不屑于在高处或黑暗中躲藏。这些混蛋确实用不着着急啊！零星的高射炮火只不过像烟火似的点缀天空。
几分钟以后，我走到了城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在这儿，街上已经不黑了。被燃烧弹炸中的建筑物的骨架冒着大片的火焰。在燃烧着的建筑物所发出的强烈的火光里，一眼望去只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狂奔乱跑，有的在躲炸弹，有的让塌下来的墙压倒，有的在爬，有的掉进弹坑里，而在他们消失的时候，有的在惨叫，有的用手在空中乱抓。
从港口那个方向没有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这些轰炸机对于港口没有兴趣！它们所追逐的牺牲品是人。它们所追逐的是从马拉加逃出来的那十万人，这些人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但是在这儿，他们拥塞在一起，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没来侵犯阿尔梅里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准备着。现在难民从马拉加走到了这儿，现在难民被困在城里几条街上，屠杀他们只需要最少的炸弹——现在佛朗哥来满足他的复仇的欲望了。对于港口，他是不在意的。一个海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反抗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流血。只有人才有思想、感情、勇气。杀死他们，把他们弄成残废，让他们瞧瞧法西斯无情的魔掌的厉害吧……
我从密集的人群中使劲挤过去，一路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但是，我的声音为汽笛声、爆炸声以及被扭曲的铁栏杆戳穿了肚子的驴子的惨叫声所淹没。
随后轰炸骤然停止了，飞机的吼声渐渐在天空消失。燃烧着的建筑物照亮了男男女女的脸，他们似乎已经没有感觉了，吓呆了。
现在空袭过去了。在寂静中我觉得耳朵疼痛。寂静？不是。现在轰炸完了，我能够听见人的声音了……空袭是过去了，可是死了的人和垂死的人还在这儿。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3）
我从受伤的人们的衬衫上扯下布条子来，把他们的伤口包好。在一座内部完全烧毁了的房子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堆沉重的横梁底下呜咽。她大约有三岁。我拉开了横梁，把她抱在怀里带走。后来碰到一辆急救车，我就把她放在担架上，心里想她还不如死了的好，因为即使她的残废的身体能活下去，她的小眼睛已经显示出她的神志是永远不会正常了。
在市中心区，我看见一圈沉默的男女。圈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坑里面有炸弯了的排水管、衣服的破片和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的身体觉得像那些死人一样的沉重，可是又觉得空虚。我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以上是他在马拉加公路上所经历的四天四夜的日记。这是他在另一个白天和黑夜里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他写完了以后，站在儿童收容所一个震破了的窗户前面，向外看着那直到黎明还在冒烟的城市。
他的身体渴望睡眠，可是他仍然站在窗前沉思了很久。在马德里，在前线，他听见过“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他和大家一起喊过，可是仿佛现在才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口号的意味。对于他，这个口号现在仿佛是一个他以满腔热诚来支持的判决，他必须加以执行，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的。把那些屠杀妇孺的匪帮处死，打下十八层地狱！让那些站在旁边冷笑的无动于衷的人们遗臭万年！至于全世界那些被蒙骗的人，他们还在安然观看着这些掘墓人，而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也会葬身于这同一的坟墓——对于他们应予以怜悯和警告。
“无论进入什么人家，我都要医治那里的病人……”当初这样宣誓①的时候，他多么意气扬扬，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医生一样。但是在他目前进入的这一家，死亡来自炸弹、谎言以及在反共的旗帜下毁灭整个城市的那些人。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像一个战士那样地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①医生开始行医以前所作的宣誓，叫作希波克拉底誓约。——译注
二十九
几天以后，在巴伦西亚，他把他的日记压缩了一下，送交西班牙政府。他管它叫《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政府把它印成小册子，有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并用塞斯所摄的照片作为插图。
在巴伦西亚，他听说卡巴赖罗政府快要垮台了。不抵抗就放弃了马拉加，这在大多数的人民阵线人士看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而且是完全该由政府负责的。白求恩听说政府甚至没有下命令进行任何后卫战。马拉加可以说是双手捧着奉送给法西斯军的。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任何麻痹大意以及缺乏效率在他看来都是“卡巴赖罗主义”，可能引起马拉加式的后果。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当他不在前线工作的时候，他总在盘算着一件自从马拉加沦陷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孤儿需要援助。穷于应付的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白求恩认为另外需要有一个能得到外援的特殊计划。巴塞罗纳，北部的工业中心，当时离战场很远。他认为巴塞罗纳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设立一系列的儿童村来照顾那些孤儿。他飞到巴塞罗纳，加泰隆的首府，呆了五天，与政府官员讨论他的建议。等他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他就打电报请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这个计划筹款。委员会表示同意，后来在巴塞罗纳北面最先设立的两个儿童村就是民主西班牙的加拿大友人捐款举办的。
重新回到马德里以后，白求恩就扩大输血队的工作范围，把整个中部战线全包括在内。4月初，政府军在瓜达拉加拉战区猛攻的时候，输血队曾在布里惠加一连进行了三天输血工作，那是三万意军被击溃的战线的中心。
在瓜达拉加拉战役中，白求恩不顾索伦森等人反对，驾车穿过枪林弹雨。最后，他们只好下车爬到一个安全地方。当他们返回时，发现挡风玻璃有一个子弹洞，正好在白求恩喉咙位置的水平上。
瓜达拉加拉战役是政府军在攻击战方面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这个胜利一阵乐观情绪传遍了整个西班牙。胜利的滋味是美好的，白求恩因为心情比以前轻松，就开始想作些关于血液的新试验，并计划将输血队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只是昙花一现。
白求恩心情比以前轻松。
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电话，请他立刻去商谈。在他的办公室里，康特雷拉斯很快就谈到正题。他有一个建议——请白求恩到北美洲去一次，把西班牙人民的困苦危急的处境直接告诉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
康特雷拉斯对他说明了局势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瓜达拉加拉战役表明共和国假若有作战的武器是能够战败法西斯的。可是它现在得不到武器。苏联离得太远，而且它的没有武装的商船太容易被意大利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因此，单靠它的援助是不能战胜法西斯军在武装方面的优势的。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拒绝取消禁运。相反的，德国和意大利却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军火运到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他认为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
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实在无辞可对第五联队的首长摆在他眼前的那些残酷事实。
他和输血队的加拿大同事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康特雷拉斯的看法，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内，白求恩帮助西班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北美去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的群众运动。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①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①即格泽·卡帕提。——原注
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没做了。几个星期前，他接到《新边疆》①——一家加拿大文学杂志——的信，请他写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他决定趁着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
①现已停刊。——原注
白求恩在写作。
他把它叫做《久不写信的歉意》。这篇文章完全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性格。他一开头说，他之所以迟迟未写信，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西班牙，“我深深感到文字的陈腐空洞”。他可以描写一次轰炸，描写街头的屠杀，但那样做是不够的。只有艺术才能够表达他几个月来所体味的死亡与恐怖的经验，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经验的合法而可辨认的产儿”。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4）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继续写道〕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是自由自在的。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欢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鼓吹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当输血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