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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墙上挂一杆枪，那是因为剧中人最后用枪自杀。
电影不是这样。
电影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的环境下活动来活动去。除了大件，无数小零碎件铺排出密度，铺排出人物日常性格。……《海上花》里妓女们接客的环境，就是她们的家。古今的家庭在环境的密度上是差不多的，因此设计《海上花》的环境是世俗的洛可可式，是烛光的绚烂，是租界的拼凑，可触及的情欲和闪烁的闲适。
租界拼凑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19世纪租界的最大特色就是犯禁，比如说黄色只能皇家用，可是妓女在租界，那是大清帝国管不到的，她可以穿黄色。拉黄包车的，他头上是顶带花翎，身上黄马褂，你看来就觉得像个官在拉车。所以《海上花》美术的想像力其实很大，除了考据之外，很大部分因为是租界所以权威可以被游戏化，非常“后现代”的。这样来理解美术在《海上花》里面的焦点是什么，是日常生活的质感。
四
最后来讲拍法，所谓一个场景，一个镜头，这个东西大概是侯孝贤电影最被人拿出来说的。比如说《海上花》一开头九分钟，没有一个cut，全部是从头到尾演完。这是一场一镜，场面的调度就非常重要，因为它不是用cut短接来接的，这就牵涉到电影上的两个系统。没所谓好坏，是两种说故事的方法，某方面也代表说，你看世界的方法。一个就是蒙太奇（montage），一个就是长镜头（longtake），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系统的语言。
这里我援引一下陈耀成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长镜头下的〈海上花〉》。假如大家知道的话，蒙太奇来自苏联当时大导演艾森斯坦，他倡导把现实割裂，然后重新组合。通过剪接，把这组合变成电影蒙太奇的美学。这为什么会在苏联的艾森斯坦出来的呢？他原本是要烛照社会的不平等，唤醒阶级意识。比如说有abc三个镜头，它可以是acb，cab，这组合一变，传达的讯息完全不一样。当时艾森斯坦目的主要是烛照社会的不平等，我要你看这个，我要你看那个。但是蒙太奇发展到今天变成什么呢？大家看mtv是最清楚的，已经发展到一秒里头有一个cut，这很讽刺，跟它的起源很违反。现在的声光太多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因此你必须用更强烈、更快速的东西来抓住这些心不在焉的群众，成了消费影像的文化。那么长镜头是什么呢？长镜头在法国的巴钦（bazin）的经典作《什么是电影》这本书里讲的，它就是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状况，连续的，不切割，也不重新组合，基本上纪录片的精神就是长镜头的精神。当这东西呈现在银幕上，其实是观众在选择，它把一个场面，一个调度，拍给你看，里头出什么来，是观众自己去看，从里头看到的讯息是比较多元的、复杂的，这个是长镜头的系统。
所以拍《海上花》的时候，除了是从日常生活细节跟节奏的铺排上把这底色做出来，其次就是一场一镜（onesceneoneshot），用这个方式来讲故事，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海上花》虽然是一个妓院的故事，可是它如此的本色，如此的日常。
多年前，盟盟国中一年级的“熟悉台湾”的课堂上，老师讲到九份就讲到《悲情城市》和侯孝贤。老师说：“这部电影年代久远，你们都没看过。”
是的，年代久远（1989）的多年前，《悲情城市》得到大奖又卖座，侯孝贤认为他握有足够的配额和信用，可以挥霍一下，遂画出一幅漂亮远大的八卦图。简言之，这八卦图由几个小单位组成，剪接单位，录音单位，演员练习班，编导班，纪录片单位，迷你影集单位等（仿佛是有八个单位，因屡次在纸上跟人图解说明以至被笑为八卦图。）初时，由侯孝贤运用他现有的资源投入支助，理想状况是每个单位都能自行生长，扩大，为电影制作环境做好一些桩基。
有一度，八卦图曾变形为建立电影学校，其实是个产教合一的小型制片厂，寓教于拍片生产影像之中。而稍微比制片厂多一点的是个还隐约说不清的、可能近似“人文讲座”之类的东西。校长（或厂长）无关乎经营和制作，而接近于一种垂拱之治，一种象征，一种召唤。如此的校长形象，当然是从钟阿城来的，侯孝贤很长时间在打阿城的主意。
显然，侯孝贤高估了他的配额和信用。他警觉到资源快挥霍光时，八卦图也在落实的过程里分崩离析，渺渺不见踪迹。这个时候，他却选择拍摄一部高成本大制作的古装戏，搞不好就是场灾难，为什么？朋友们都在问，为什么？
可能，卖埠是主要的理由。妓院，漂亮的女人和场景，明星卡司，因此卖相较好集资较易吧。侯孝贤的赌徒性格，在他筹码其实有限时，他选择了全部押一个大的。但我的看法是，假如没有美术，没有美术黄文英，以上所云皆属空谈，没有可能。反过来说，假如眼前没有美术这个人，《海上花》也压根不会成立的。张曼玉说她自己目前是见步行步，侯孝贤的实战经验亦然，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事。但要是不成功，输了呢？侯孝贤说：“我又不是输这一次，我输的次数多了。我是脸皮厚——大面神。”
若按阿城的标准，《海上花》的美术可以更好。而依我来看，美术制作在台湾，是胡金铨已逝，张毅和王侠军去从事琉璃艺术，王童志在导演，所以很久很久以来到今天，不过是才刚刚有了美术这个人，因此才有美术这件事，结果也才生发出美术这个小单位。
多年前，侯孝贤藉拍《悲情城市》改革配音，成为第一部国片同步录音，自此开发出台湾电影的录音工程。而会有录音这件事，是因为先有录音这个人，小杜，杜笃之。在侯孝贤折损破碎的八卦图中，录音这个小单位，不可思议的独立发展起来，活泼运作着。多年以后（马圭兹的招牌语法），侯孝贤拍《海上花》，为什么？据我场外观察所见，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把美术制作建立起来。美术，这次成为他拍此片的最重要的理由。他的动力，跟他的热情。
多年后我以为侯孝贤已忘记了他的八卦图。事实上，他后来常提到的是建一家精致小戏院，专放一些希奇的好片，老片，附有好pub；好咖啡，好茶——这是退休生涯了。然而他拍完了《海上花》，他的一种乐观信念永远令我困惑。
似乎，他仍然在坚持他建立小细胞、小单位的愿望，并未放弃。那图像令我想到盟盟小时候，她在路上若拾到一粒石头，一片枝子，总是牢握手中绝不遗失，车上睡着时也不会放开。侯孝贤的坚持一点也不像是在坚持，他比较像盟盟那样，只是握在手中不会放开而已。
剧本讨论
抒情与气氛
喜欢不规则的蔓延
讨厌直线发展的叙事性
创造游戏规则
拍摄
拍环境改剧本
不怎么分镜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受不了设计的东西
给自己出状况
矮罗帮
三床棉被盖住的摄影机
找到了限制找到了自由
剪接
小廖廖达廖里尼
商业一点吧
出片
这个才叫做电影
剧本讨论
2
杨德昌说编剧的过程像造桥，先有几个桥墩，于桥墩之间相互连搭起来，最后在水上空中某一处接上了，遂成。
决定拍“恋恋风城”后，发觉人物太单，就把念真找来，向他逼供身家性命，为恐他太主观，由侯孝贤和我来讨论分场，将属于念真的历史背景、时间空间，全部打散，重新想起。
碰到的头一个问题，却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演员。因为选择拍“恋恋风城”，目的之一即是想把游安顺辛树芬做出来，接拍的几部戏都用他们，创造明星和新的青春偶像。但他们两人对剧中人物而言，嫌大了。游安顺又坚固，肩膀特宽，在那样穷困的矿区家庭里，站起来都要比他矿工老爸高，长到十五岁不早被撵出去做工了，还蹲家里吃老米饭，太没有说服力。游安顺健朗的形象也不适合那个早熟多忧的，瘦小的男孩，阿远。辛树芬的眼神很坚定，因是新人，要她去扮演另一个与她本人不同的，柔细易感的十四岁女孩阿云，怕也演不来。为了演员，开始修改故事。
第一版，改阿远的家庭背景，父亲是调来侯硐的警员，而把原属阿远的那些动人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细节全部移给阿云。阿远先来台北，半工半读念大学，阿云国中毕业来台北做事，阿远发现她初初长成为女孩子时的惊异和喜悦。两个由小镇来到都市的少年男女，有他们在大环境里的挫折沮丧，有他们在压抑着青春恣情里的迷失混乱，最后男的服兵役期间，女的嫁了人。这样一改，时间便可从六年代拉到目前，拍成是现代男女孩子生活的样式和情感，换言之，在吸引学生观众的商业诉求上，将更能引起共鸣。
问题是，阿远的家庭背景改给阿云，那么多丰富而真实的事件，除非放弃不用，假如要用，只好把原来走男孩子路线的故事性向，改为走女孩子观点来拍，于是产生了第二版。两人来到都市，男的为环境所变，逐渐飘失了自己，服兵役时携械逃亡被通缉，女的是她第一次全部投入的爱情完全失败了，靠着她源于家庭和乡土的伦理根基，她没有倒下。男孩的堕落，都在她遭受苦难的历程中，获得了救赎。
显然，第二版可拍得宛转暖和，颇有观察缘，煽情一些的话，拍成“阿信”式通俗剧，亦可以是一部阖府观赏的好片子。不过我们都不喜欢，非凡是改成像这样穷家庭里大姐姐长女的身分，太理所当然了，倾向典型化，不够新鲜。仍是原故事的长子好，男孩子的责任心、敏感、和脆弱，因为不是那么当然的，比较具有可塑性，所以也比较富于变化跟回味。
改来改去，似乎又绕回原地了，再把念真找来，将两个版本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唯一对阿远的父亲改成警员感到很难接受，他实在对警察先入为主的印象太坏了。因而讲起他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他的父亲经常去民意代表家打牌，母亲最恨父亲打牌，一打就到天亮，身体弄坏不说，也无法下坑，家里没有收入。他把这事情写在周记上，老师看了告诉他可以去检举民意代表，检举人一定要写真实姓名。他真的写了，偷偷跑到警察局，丢进去就跑了。结果警察把检举信交给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交给他父亲，他被父亲吊起来揍了一顿。
侯孝贤一听就说有意思，要放在剧本里。至此，决心放弃迁就游安顺辛树芬，回到原始点去想，而且故事是念真的，侯孝贤说还是尊重念真的感觉吧。如此一星期，徒劳无功。
五月十七日，游安顺带了他华冈艺校十五位同学来公司面谈，看看有没有人适合演阿远阿云。一大群豆寇年华的孩子涌进屋来，衣着入时，吱杂私语着，工作人员们皆为那扑面突来的一股生鲜气息而相觑惊笑，我才觉得自己老了，发现年轻真是没有妍丑，每一位都光亮好看。但他们是不会知道的，正如我在他们那个年纪，只觉得活着尴尬、别扭，恨不得赶紧长大，等知道的时候，又已经老了。似乎这已是宿命的一个悲哀。也许是受到这番刺激之故，傍晚在“客中作”想剧本，茫茫浑水中竟浮现了我们的第一座桥墩。
那是阿远生病，阿云来看他。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昏热柔和中睡去了，似乎回到从前通车上学的日子，阿远在火车窗玻璃上写英文单字考阿云。画面外阿云的声音说：“你睡着啦？”他是睡着了。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画面外依稀有人声话语，是与阿远同住的恒春仔在讲恒春老家中美联合军事演习的事，淅淅的水声是阿云在替他洗衣物。睡梦里他仿佛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讲小学五年级写检举信被父亲揍了一顿……阿云叫醒他，恒春仔已去上班，她也要回店里工作了。阿远起床送她出门，看着她慢慢走到晨曦的街道行人里去，一种很静、很远的心思。令我们想起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所演的“古都”的惆怅气氛。
镜头一跳，在火车上，侯硐线，他们和一干邻友回家吃拜拜，农历七月。家中气氛稍异，原来因为电视节目报导矿工生活之不实而引起所有工人罢工。晚上村子放映电影酬神，大家议论着罢工的事，忽然停电了。镜跳家中，摸黑里祖父在找蜡烛，却摸到炮竹，一点炸得烟屑四处，笑骂声渐静时，听见门启声，电灯开关声，灯亮了，是童年时代，父母亲去城镇替他们小孩买制服回来，深夜他们都睡着了，他迷糊看见母亲拿着衣服在熟睡的妹妹身上量比着。画面外有声音喊他，是现在的他坐在床边，屋外一干朋友叫他出去玩。他们玩踢罐头，月空下的小村，嬉闹声，有音乐升起。
镜转第二天一大清早，矿工们结集到矿坑前，亦不入坑。中午阿远跟阿云送粽子来，办公室那边换了人来谈判，愿意请客道歉和解。
想出了这一段剧本，很是兴奋，侯孝贤马上打电话给念真讲述一遍，念真笑了起来，道：“我晓得你又要搞什么东西了。”口口声声商业，弄到现在，眼看越来越没希望了。
三天后，在明星咖啡屋，第二座桥墩又出现了。那是阿远掉了摩托车之后，和阿云吵了一场无聊的架，从城市出走，把自己放逐到海边闲荡。阴雨的海边，林投树，有人烧冥纸，死亡的感觉。没有车子回去了，碰到海防部队两个充员兵，把他带回营地来。他跟大家一起吃了饭，看见电视节目在播映报导矿工的生活，他看进萤光幕里，似乎目睹那次父亲被落盘压伤腿抬出坑洞来……
醒来时他睡在营中，海潮声，暗中看见烟头的火光，以及营堡外卫兵额前的一盏黄灯。画面外有声音悉悉琐琐进来，是许多亲人围在他四面，说他过不了这一夜了。他一岁的时候病得快要死掉，据称是父亲本来答应养祖父生下的长孙要姓养祖父的姓，却又有点要反悔的意思，所以阿远一直身体不好，后来去问师公，回来吃了一种草药，拉出一堆黑屎，肚皮消下去，就好了，父亲也赶紧把他过给养祖父，姓养祖父的姓。
有了这两座桥墩，渐渐有了这部影片的调子，呼之欲出，却还未明朗。侯孝贤说：“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
的确，剧本讨论中，我发现，动力是来自于某几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从这个场面切入去想，像投石入深潭，荡起了涟漪。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爱好。所以许多交待阿远背景的戏，他用情绪跟画面直截跳接，不做回忆方式的处理，而近似人的意识活动那样，气氛对了，就一个一个镜头进去，并不管时空上的逻辑性。
这时我恍然了解到，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九月份，侯孝贤为“童年往事”入选纽约影展再去纽约，村声杂志（villagevoice）影评人访问他，提及“童”片中对时间的处理极少见，不是戏剧的时间，而是生活的时间。并且电影中许多事件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彼此连贯达到一个效果或目地而存在，似乎它们就只是在那里的，就够了，侯孝贤转述给我听时，自笑道：“我的电影是oldfashion。”
回想讨论“童年往事”时，因为以前的剧本常被某些人批评为散文化，没有结构，就说来试试看做一次有结构的东西，可是逐步深想进去，发觉其实是思考方式的不同，开心事物的焦点不同。不是没有结构，而是另外一种比较不同的想事情的方式，因着这个方式出来的造型，所以也比较不同于我们已经看惯的，熟悉的那种造型。
譬如“童年往事”的主题假如是这样：上一代的人，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自己就死在这个最南方的土地上，他们的下一代也就在这里生根长成了。面临如何表达这个主题，一种结构的方式，倾向于预设若干副主题，副主题之下设若干子题，子题之内又有若干小题，一切的小题为了子题，一切的子题为了副主题，副主题最后指向唯一主题。这种结构，通常乃预设一个重大事件，以及无数个小事件，用这一连串相关事件把它直线式的安排起来。过程中，先是安排了问题和冲突的发生，然后有计划的强化冲突，一直到达冲突的最高点，再解决冲突，将观众高涨绷紧的情绪找到一个出泄口，复归于和谐与平衡。
也有另一种结构的方式，无所谓主题副主题，可以说，每一片断都是主题。片断看时，有它自己存在的魅力，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