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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京剧演员赵桐珊饰演的萧太后
就这样，一个绝望的女人和一群绝望的士兵，把破门而入的敌人又赶了出去。每一寸夺回的土地都浸透了泪与血，爱与恨。
童贯率领的十五万宋军被一直赶回了白沟（宋辽界河），杀红了眼的契丹勇士才停止追击。
同样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土地，宋朝的将士为何在整整14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种决死肉搏的勇气？惜命者最终将丧失一切。
童贯被疯狂的抵抗者吓坏了，再也不敢轻易地越过界河一步。他想了一个歪点子：乞请金军帮忙攻城。此举不仅体现了宋军之怯懦无能，而且留下了严重的后患：燕云十六州又要改姓了，既不姓宋，又不姓辽，而是姓金了。（又过近百年，南宋小朝廷故伎重演，请求蒙古军队协助灭金、夺金中都，导致燕云十六州乃至全中国改姓元；再过四百年，明将吴三桂求助清兵入关攻打李闯王占据的北京城，导致全中国改姓清。）
萧太后手下的兵力伤亡很大，击退宋军之后，已不可能再扛得住金军的重击。当居庸关失守，萧太后不忍再让士卒白白地送死，只好放弃燕京，出古北口而西去。她在建有杨令公庙的古北口，肯定回了一下头，最后看了一眼长城脚下楼影憧憧的燕京城。那是她本人以及她的民族与一座城市的永别。
第四部分X：小吃 Xiaochi
对于北京的传统小吃，文人自有不同的态度。譬如梁实秋与周作人，就各持褒奖与贬斥之一端。周作人处世为文都以超脱与宽容自命，偏偏对北京的茶食百般挑剔（几近于吹毛求疵）：“北京建都已有五百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东西。”并且对这座名城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遗憾，“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只能猜测，他对饮食的要求太苛刻了，已上升到历史与文化的高度，世俗生活中又有什么事物能经得起如此的考验呢？梁实秋则与之相反，他对北京的小吃是大加赞美的—甚至连小贩的吆喝声在他听来也抑扬顿挫、变化多端，类似于京剧情趣盎然的唱腔。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北平的零食小贩》，完全凭借记忆罗列了数十年前北京城里的风味小吃：灌肠、羊头肉、老豆腐、烫面饺、豌豆黄、热芸豆、艾窝窝、儿糕、豆渣糕、杏仁茶……计有数十种之多。他强调：“以上约略举说，只就记忆所及，挂漏必多。”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首声情并茂的赞美诗—或理解为对北京传统小吃执拗的敬礼，简直不像出自一位大学者之手。他回忆遥远的零食时肯定怀着一颗顽固的童心。
小吃挑子
都是一代文豪，对待同一事物的看法，为什么却有天壤之别？联系到他们各自的身世，便可得出答案。周作人是从风物世情皆滋润雅致的江浙鱼米之乡远道而来，即使是评判京华的小吃，也无法调整其外乡人的视角—自然是挑剔的食客。南北风味本身即不可调和，何况淡淡的乡愁又不时触动他对异乡食物的偏见或不相适应，在饮食习惯上也就很难移情别恋、入乡随俗。
至于梁实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推荐旧北京城里沿街贩卖的各色零食时自然如数家珍—那里面维系过多少儿时天真的快乐，已成为记忆中最久远的财富。况且他写《北平的零食小贩》时已是暮年，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哪怕是最粗糙的往事，也会被岁月消磨得光滑可鉴，更别提是故乡口味独特、堪称传统的美食了。可以说，是故乡的美食促成了他这篇美文。他谈论北京的零食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主人的自豪，对故乡特有的食物如此，譬如强调“面茶在别处没见过”，或“北京的干酪是一项特产”；对各地俱有的也如此，他会进而辨别各自滋味的高下，譬如“北平的豆腐，异乡川湘的豆花，是哆哩哆嗦的软嫩豆腐，上面浇一勺卤，再加蒜泥”，以及“北平油鬼，不叫油条，因为根本不作长条状……离开北平的人没有不想念那种油鬼的。外省的油条，虚泡囊肿，不够味，要求炸焦一点也不行”，“北平酸梅汤之所以特别好，是因为使用冰糖，并加玫瑰木樨桂花之类”，甚至杏仁茶也是“北平的好，因为杏仁出在北方”。至于沿街兜售的切成薄片的红绿水萝卜，“对于北方煨在火炉旁边的人特别有沁人脾胃之效”，梁实秋特意用了八个字来形容：“这等萝卜，别处没有。”这很明显有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绪了—思乡而兼及于故乡的一切。
北京有几处以卖小吃出名的地方，如东华门、隆福寺、王府井等。外地游客来京，一准儿摸过去，也算北京之一景了。如今的小吃已远不如历史上那么多、那么可人了，但还是有一些大浪淘沙留了下来，很值得一记。
炒肝。系用切碎的肝尖、猪肠等加芡粉、蒜瓣大锅熬煮。轻啜一口，鲜美无比，但必须是老字号店铺里制作的，有时两家毗邻的店面里卖的炒肝，其口感却大相径庭，如果失望的话，只证明你迈错门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风传那是北京第一）炒肝铺子，从来都是顾客盈门，没有空余的座位，许多人都站着吃— 一手托碗，边转悠着碗沿，边嘬起嘴唇使劲地吸溜着。据说这才是行家的正宗吃法：不用筷子与调匙，全靠口吸，转动碗沿是为挑冷却的下口，像喝烫粥似地吃炒肝真正是“君子动口”。只听得满屋都是嘴唇吸溜的声音。
清真小吃摊
豆汁。豆汁在北京本地小吃中最有代表性，在清朝与民国年间极流行。豆汁被许多老北京奉为天下第一美味，这常常使外地人不理解。这种用发酵的绿豆汤熬煮成的既酸又带霉味的、稠黏的热汤，实在让很多喝不惯的人大倒胃口，然而，喝惯了的人却像上瘾似的，离了这一口儿就不行。豆汁还有个孪生兄弟：麻豆腐，是制豆汁时的豆渣，可以加羊尾巴油、青豆嘴儿、腌雪里红炒熟，泼辣椒油，喜爱这一口儿的北京人也颇多。梁实秋对北京人与豆汁的关系有如下表述：“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但一出城则豆渣只有喂猪的份，乡下人没有喝豆汁的。外省人居住北平二三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看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这一课是非补不可了。
驴打滚儿。即豆面儿糕。黄黏米面蒸熟后，在案板上摊开摁平，裹上红糖或豆沙馅一卷，再滚上炒熟了的黄豆面，吃时浇黑糖桂花水。至于为什么叫驴打滚儿，有一种解释是：毛驴打滚之后，地上即有一块一块的“肥料”，其形状、颜色都和此豆面儿糕相似。这意象终究算不得美，不知道吃者的感受如何？
艾窝窝。北京回民风味小吃。元朝人称为不落夹。明万历年间内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记载：“以糯米饭夹芝麻糖为凉糕，丸而馅之称为窝窝。”自清代即习称艾窝窝，一直沿袭至今。其制作方法是：把豌豆煮熟，澄成豆沙，加白糖桂花，冷后切成方块，上面搁几片蜜糕或小红枣，吃起来入口即化，是夏季消暑佳品。它是北京的传统夏令消暑小吃，曾同芸豆卷一起传入清宫，成为御膳名品。
栗子面窝头。传说这一宫廷小吃品种是慈禧太后当年吃过的小窝头，做小窝头用的是上好的新玉米面，过细箩，再掺上好黄豆面，蒸的时候加桂花白糖，吃着又暄又甜。一斤面要蒸出一百个小窝头才够小。
羊眼包子。相传康熙曾食用过羊眼包子，故而出名。此物因其个头小似羊眼，所以人称羊眼包子。别看包子小，但馅料多样，深受人们喜欢。
第四部分X：新青年 Xinqingnian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成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和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因此，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在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陈独秀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面貌一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也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张作霖大帅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善于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保守派。胡适却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接触《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年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了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年轻是的鲁迅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与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和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
鲁迅与胡适，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是做书生，还是做斗士？是做改良派，还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笔为剑，还是解甲归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会老的，更不会退却。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头断血流，都不推辞”；用鲁迅的话即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属于“‘人’的萌芽”、“个人的自大”、“超过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将是永远的呐喊者，即使在彷徨的过程中，也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他们以呐喊、以控诉，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人—憎恶并且弃绝种种国民劣根性。是在沸水里烫过、血水里泡过、碱水里煮过的，是剥皮削肉、脱胎换骨的。他们是《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柔石、胡也频、萧红、郭沫若、巴金……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还出过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
蔡元培广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也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也自湖南赶来，了解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暂时落脚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今十五号）恩师的寓所。青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否也穿一袭蓝布长袍、挟一柄油纸伞，大步流星？
杨昌济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将《新青年》介绍给毛泽东等进步学生阅读。在其眼中，毛泽东、蔡和森正属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前途无量。他预言“毛、蔡将来必是中国的栋梁”。他1920年病逝前给章士钊写信，还举荐毛、蔡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不仅有理想，也有爱情。他借宿于杨宅南房靠院门的单间，每天都能看见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倩影。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经常在胡同里散步、在四合院里聊天，并且给庭院内新植的枣树培土、浇水，这棵枣树是二人真情萌动的见证。据说建国后，本院的住户特意给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过新采摘的鲜枣。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尝了？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树结出的新果，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为吉安左巷8号），与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