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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的“铁帽子”，有时又像瓷器一样脆弱，说摔碎就摔碎了—当然，说补也就能补起来。说到底，皇帝才是真正的铁匠，手持重锤，而且很擅长掌握火候。
八大“铁帽子王”，分别戴着一顶“铁帽子”去见努尔哈赤去了，荣辱皆忘。八大亲王府，风水轮流转。
除睿亲王府、豫亲王府、肃亲王府外，另五位亲王府的变迁也很值得逐一介绍：
西四南大酱坊胡同，有努尔哈赤第二个儿子代善的礼亲王府。1927年，由蔡元培挂衔兴办的华北大学入主该地。今已辟作某机关宿舍。
西单大木仓胡同，有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为始主的郑亲王府。1925年租赁给中国大学做校舍。现为国家教委办公地点。
平安里太平巷，原为皇太极第五子硕塞的承泽亲王府，其子博果铎承袭后改号庄，始称庄亲王府。1900年被八国联军摧毁。原址东北角，今为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西城区新文化街，有努尔哈赤二子代善之长子岳托的克勤郡王府。清亡后被熊希龄掏腰包购买。今为某小学。
太平桥大街北端路西，有代善之孙勒克德浑的顺承郡王府。曾为军阀张作霖以七万两银元强行买去，作为大帅府。现由全国政协使用。
这八大“铁帽子王”的府邸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应该说仅次于其拱卫的紫禁城。帝制被推翻之后，树倒猢狲散，诸多王府的金字招牌也就都摘了下来。曾经门庭若市的豪宅，仿佛一夜间就腐朽了，只好“挥泪大甩卖”。那些末代的王爷及其后裔，都搬到哪里去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最容易沦落为破落户的，往往是当初的暴发户。
连大清帝国的江山都非铁打的，更何况其麾下八大亲王的家族呢？所谓的“铁帽子”，仅是形容词而已。
第四部分W：王府井 Wangfujing
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王府井指的是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中国美术馆，全长约三华里，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
辽、金时代，王府井只是一个不出名的村落，元代以后，人烟逐渐稠密，当时称之丁字街。明代，这里修起了十座王府，王府井也就初具规模，改称十王府街。清代废十王，改称王府街或王府大街。
1915年，北洋政府绘制《北京四郊详图》时，把这条街划分为三段：北段称王府大街，中段称八面槽，南段因有一眼甜井，与王府合称，就成了王府井大街。明代，王府井便有商贩搭棚设摊，多卖纱帽；清代形成市肆，店铺林立。
1903年，东安市场成立，王府井也就更加繁荣，尤其是八面槽一带为明清灯市，游客极多，客观上也刺激了王府井商业区的发展，形成了物质交流盛会。
旧时的王府井大街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入侵，王府井开始西化，外国商人纷纷在这里设立洋行，向中国倾销商品。袁世凯称帝以后，为感谢为他上台大造舆论的英国《时代报》记者乔治·莫里逊，曾将王府井更名为莫里逊大街。
当时，前清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富商、官僚、政宫多居东城，为满足他们奢侈生活的需要，王府井的商品品种除不断增加之外，还向高档化方向发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王府井的一大特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原公司、王府井百货公司、中华百货售品所、徐顺昌西服店、亨得利钟表行、大明眼镜店、同升和鞋帽店、盛锡福帽店、光明照相馆、东兴楼饭庄、萃华楼饭庄，等等。还有一个表演曲艺杂耍的凤凰厅，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都曾在此献艺。
王府井的日用百货、五金电料、服装鞋帽、珠宝钻石、金银首饰等商品琳琅满目，进销量极大，是号称“日进斗金”的寸金之地。
王府井一代自古商号林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王府井大街进行了整顿和改造，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经营特色，兴建了一些大型的商业设施，形成了以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为主体的繁华商业区。
近年来，王府井发展更快，从南口北京饭店入街北行，只见牌匾高悬、店铺森然、人头攒动，从早到晚，每天进入这条街的中外顾客多达百万人次。著名的商店有东安市场和新东安市场、北京百货大楼、麦当劳快餐厅、中国最大的新华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中国工艺美术品商店、老字号盛锡福帽店、同升和鞋店和东来顺涮羊肉饭庄、经营儿童照出名的中国照相馆、经营豆制品的全素斋等数百家，经营品种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名贵药材、风味肉食、钟表眼镜、照相器材、文化用品、现代家电、室内家具、风味小吃等。
俗语有云：“王府大街商品多，日卖万金不费难。”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汇聚了上百家知名的国内商号和海外品牌，当真是中外游客不可不来之处。
历史上这里曾经走过马车，也有轿夫抬着某位王爷或某位格格招摇过市，再后来，便是轿车与自行车、行人交织穿行。而如今，这里开辟了步行商业街，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一律步行！这就是王府井的气魄，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游客一个舒适的购物环境。
这条步行街上不再有车马喧嚣，与附近堵车的大街小巷比起来，堪称真空的世界，然而这样的世界毕竟是物以稀为贵，多了就跟不上时代了，也就矫情了。
第四部分W：文天祥 Wen Tianxiang
文天祥像
柴市口，一个即将被遗忘了的地名，在明代确是尽人皆知的。文天祥，这位写有《正气歌》的南宋状元宰相，正是在柴市口，实现了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文天祥战败后，经过了零丁洋而被押赴大都兵马司狱中。元世祖忽必烈看重这个人才，让被俘的亡国之君恭帝出面当说客，希望文天祥遵君臣之道而投降。文天祥一见恭帝即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很艺术地处理了难题：既给了恭帝面子，又保持了自己的气节。
君恩不灵，便动用亲情，又唆使文天祥沦落乐坊与妓院的宠妾及宝贝女儿，乞求其救助。文天祥肝胆欲裂，仍硬起心肠给掌上明珠回信：“阿爹救不得。”
最后，战无不克的忽必烈只好亲自出马，劝说他：“我很钦佩你的忠烈。但你们的皇帝都归顺于我了，你也不妨做我的丞相。我不会亏待你的。”文天祥不屑一顾：“我是大宋的宰相，哪能再为另一个朝廷服务！”忽必烈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当两朝宰相或许有违你的观念，那么可否主管枢密院？照样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嘛！”文天祥昂首回答：“一死之外，别无所求！”
黔驴技穷之后，忽必烈下令对文天祥执行斩刑。
文天祥祠也是一处对外开放的景点
那是至元十九年（1283年）发生的事情。当囚车驶往柴市口，老百姓纷纷赶来为忠贞不屈的文丞相送行，仅刑场周围就集合了一万余人。行刑官怕市民造反，锣鼓开道时一再宣称：皇上有旨，只要文丞相肯降，立即收回成命，荣任本朝宰相！“文天祥戴着镣铐，神色坦然地来到了刑场上，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百姓指给他看了。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着正南方拜了几拜，然后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七岁。”（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文天祥的碧血，抛洒在柴市口，文天祥的丹心，跳动在史书里。
第四部分W：卧佛寺 Wofosi
位于西郊香山脚下的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至于这尊5。3米长、1。6米高的释迦牟尼卧像，则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铜50万斤铸成的（总重量约54吨），为我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卧佛。算起来，它已经不变姿势地躺了七百余年。
卧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纪念涅于拘尸那国城外娑罗树下的释迦牟尼。这是无比漫长的最后的瞬间。一两千年过去了，神依然保持着初入睡的姿势：头冲西、面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则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闭目养神，抑或考虑什么问题。
娑罗树为释迦牟尼遮挡过阳光，便由此而出名了，成为佛教徒公认的圣树。卧佛寺原种有三棵古娑罗树，两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风吹折，现存的一棵是1954年补种的，实际是和娑罗树近似的一种七叶树，并非印度产的娑罗树。所谓的卧佛寺，仅是约定俗成的称谓，老百姓叫顺嘴了。毕竟，卧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庙的本名反而被逐渐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侧，有雍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而山门殿悬挂的金匾上面，也写着“敕赐十方普觉寺”，这是雍正皇帝的赐名。
那么，在雍正之前，该怎么称呼呢？
卧佛寺的历史，简直就是不断改名换姓的过程。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后改作洪庆寺；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英宗赐名安齐禅寺；至崇祯年间，又改叫永安寺。据说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神宗这五位皇帝，都曾亲自来拜谒卧佛，并为寺庙的几度重修捐赠过财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经，陈列在佛殿内；宪宗敕命于寺前盖了座高六丈九尺的如来舍利宝塔及其左右二殿，并额外赐地五顷二十五亩，作为香火钱；神宗甚至拿出宫内的“私房钱”作为重新装修的费用，同时赐大藏经及锦被等物。
到了清代，帝王们来得更为频繁。三世佛殿的门额上，悬挂着雍正御笔“双林邃境”木匾，两侧又有乾隆题写的对联：“翠竹黄花禅林空色桐，宝幢珠络梵宇妙庄严”。院内那座四柱七楼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面写着“同参密藏”，背面写着“具足精严”，均为乾隆的书法。与雍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相对的，还有乾隆诗碑。至于作为本寺灵魂的卧佛殿，内悬乾隆题词“得大自在”之匾额；殿外门匾上的“怯目恒明”，及楹联“发菩提心印诸法如意，现寿者相度一切众生”的字句，均是慈禧太后的手迹。
乾隆不仅留下了墨宝，甚至连自己也留下了。三世佛殿因供奉木质漆金三世佛像（唐代遗物）而得名，“两壁列置清代泥塑彩绘十八罗汉像，所不同的是，十八罗汉中有十七位都是身着袈裟，出家人打扮，惟独东南角的那一尊却是穿靴戴盔，身披铠甲，一副武将装束。据说这是乾隆帝搞的名堂，奉他的旨意，取消一个真罗汉，换上自己的圣容。在中国佛寺建筑史上，恐怕是仅此一例。”（郁寿江语）乾隆也真是的，明明当着皇帝，还想搞“第二职业”，亲自出马来给佛爷做卫士。
寺庙两侧，有三座以游廊连接的院落，系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宫。而寺庙东侧相对称的院落，则是僧侣们的“集体宿舍”：大斋堂、大禅堂、霁月轩、清凉馆等，以及为本寺开山祖师爷所虚设的祖师院。
卧佛寺，大抵由牌坊、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三世佛寺、卧佛殿、藏经楼等构成，显现为坐北朝南的三组平列的院落。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种讲究对称与平衡的布局方法，为唐宋时期伽兰七堂制度之遗范。
四大天王、哼哈二将、十八罗汉什么的，其实都是陪衬，那尊高枕无忧的卧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来了，它也懒得睁开眼瞧一瞧。再显赫的皇帝，也不过是历史甬道上的匆匆过客。
第四部分W：戊戌六君子Wuxuliujunzi
清朝廷颁发的处决戊戌六君子的诏告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脱险出逃，而被捕的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中，谭嗣同系湖南浏阳人，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理新政，任南学会会长，“百日维新”时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合称“军机四卿”，他就义时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义凛然。康广仁乃康有为胞弟，曾在浙江为官，在澳门办《知识新报》，又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并发起过不缠足会。
谭嗣同
杨深秀
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下诏令谭嗣同从速进京参与新政，并赐其军机章京“四品卿衔”。他下榻于城南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然而他不坐轿子，总是步行穿过宣武门，到紫禁城去。他的任务是拆看各省的奏章和上疏，择善而从，批驳守旧。变法失败后，他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逃离北京、流亡海外的（某国使馆的外交官数次登门请其“政治避难”），然而他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以血自荐轩辕之志：“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请自嗣同起！”
谭嗣同等六君子，使北京的菜市口也出名了。
据《北京日报》报道，作为戊戌变法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地，宣武区根据市政协委员的建议，决定建立戊戌六君子群雕。或许不久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当年的英雄气概，这对于当代人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第四部分X：萧太后 Xiaotaihou
辽代的萧太后，是北京最古老的女强人。她扶持幼帝，统领百官，一手料理内政外交。深入敌后、逼迫宋主求和结盟，正是她的主意：“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黄仁宇语）孤注一掷，居然赌赢了，其勇气与谋略令双方的须眉男儿赞叹。更难得的，她策划的澶渊之盟绝对属于双赢：公平合理，才带来了持久的和平。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萧太后堪称清代慈禧太后的榜样，够她学一辈子的。有一件事例可评判出两者的高下：萧太后挖运河，是利人；慈禧太后造颐和园，是利己。
京剧《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
萧太后把隋炀帝的精神发扬光大了，以抵达通州的大运河为基础，增筑了分别与燕京、顺义相连的两条漕道：“由东京地区运往南京地区的粮食在今锦州一带扬帆出海，到平州滦河口登岸（辽代滦河出海口在今河北乐亭县），辽廷在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的‘辽西新河’的基础上，开通了‘萧太后运粮河’。海运而来的‘东京粮’，沿运河经宁河、香河到潞县（今通州），然后船分两路，一路沿潮白河北上到顺州，一路西行至燕京。”（引自《北京简史》）北京的三里河，即“萧太后运粮河”抵近城区的一段。
读《辽史》，能发现在不同时期，都晃动着萧太后的影子。莫非她像王母娘娘一样长生不老？彼此的生卒年月相差太远，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都叫萧太后罢了。但在刚烈的性格与执政的魄力方面，又仿佛同一个人的不同化身。
只能说，契丹是一个产生过众多的女英雄的民族。就像西方传说里的诗神缪斯是由九位司掌各门艺术的女神组成的，萧太后的名称，已成诸多女强人的共同体。其实这个谜团很容易解开：契丹皇族皆以耶律为姓，后族皆以萧为姓，难怪有那么多的萧太后呢。所有的皇后都姓萧，其中又不乏力挽狂澜的巾帼英豪。
怀抱年幼的圣宗参加辽南京保卫战的是萧太后，指挥南征而有澶渊之盟的是萧太后，挖运河的是萧太后，而百余年后因守辽南京、抵抗宋金两军合围的，还是萧太后。简直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呀？谁才真正是传说中的那个萧太后呢？
公元1122年产生的，恐怕是最后一个萧太后了。
最后一个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她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塌下来了。
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作好了赴死的准备。她手下的士兵纷纷流泪了，一群流泪的士兵居然比一群怒吼的士兵更有威力。他们不仅流泪，而且流血，他们要以泪与血来保卫一座城市和一个女人。他们挺身而出，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女人而牺牲。
著名京剧演员赵桐珊饰演的萧太后
就这样，一个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