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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报国寺和潘家园旧货市场很有得一比。有人认为潘家园旧货品种全，有人认为报国寺的旧货才正宗。其实旧货齐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在逛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心爱之物。因此，奉劝各位收藏迷，还是都转转看看为妙。
第一部分B：北大红楼 Beida Honglou
红楼不是梦
中国美术馆往西不远，故宫东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个叫沙滩的地方，有一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筑，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红砖小楼，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它就是北大红楼，现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楼真的算不上什么，和动辄几十层的CBD建筑群相比，区区四层只能算是个小字辈儿。然而八十多年前，这个拥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筑，可堪称北京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了。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做红楼。这种主体的颜色与中国革命的颜色是一致的，而它，也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批批仁人志士便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由于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仍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时常被响亮地叫起。
红楼所在的街道叫五四大街，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有着许多光荣的大街，而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在北京众多的道路名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见证了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岁月。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一来，北京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她对历史的影响绝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号是119。搬入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在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完整的介绍。
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北大红楼由此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里还曾经来过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民房里（因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过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么多年来，红楼面临过不少危难。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军宪兵队当了7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红楼遭到了严重破坏。
为挽救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校庆100周年活动，不少老北大的教授来到红楼瞻仰，他们对红楼保护得如此完好非常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北大红楼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其中要求当时红楼的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来，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2003年底，由首都规划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在红楼后面举行了环境整治现场会，明确规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广场周围所有的违章和临时建筑。
红楼内部的变化是静悄悄的，但现在红楼周边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大变化。几年前，红楼东面狭窄破败的小路不见了，代之以贯通南北、长达3公里的皇城根花园。
绿树繁花映衬下的红楼，分外美丽。经过五四大街的时候，你可再不要小瞧了这座四层小楼。
第一部分B：北京大学 Beijing Daxue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大学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源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北师大堂匾额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从那时起开始移师北京了？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吸收了大批持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以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两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据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 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坐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今已改为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大门朝向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详见P20“北大红楼”），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年以后才改迁到京城西北角的海淀区。
北京大学三院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20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他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当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由此可知，那个时代的北大可谓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很多人与其说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来。整个20世纪，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北大校门深处，藏龙卧虎
与北京大学一样名震寰宇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京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中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等等同样振聋发聩的名字。
山脉、水脉、人脉
如今的北京大学坐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嶂，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位于沙滩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
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菁菁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那塔、那湖，颇让人生出些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所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光荣与梦想。
第一部分B：北京的“海” Beijing De Hai
如此小小一洼水，也称得上“海”？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这五个朝代里又有四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权的，所以许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犷而大气。即使当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性格依然通过永恒的景物获得延续：一座山、一条河、一架桥抑或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动不动就以海相称，仿佛大得没边了，这在中国的其他古都，是少见的现象。杭州的西子湖够大够美够富贵了吧，还是老老实实地叫西湖。扬州也有座西湖，为了区别，也只敢加了个“瘦”字—瘦西湖，显得更文弱谦逊了。南方的湖泊，连从名字上看，都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老北京的皇城两边，各有三海。内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称为什刹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门外的南海子（包括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处），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积水潭，当时叫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称其“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词义亦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根据明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的说法，“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洒四出，淙汩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产生于唐朝。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他们视水源为生命，跋涉很远的路才能遇见，乃人畜皆喜，“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引自《咏归录》），也就有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之后，自然也习惯这样命名，在湖畔歇歇脚，松开盔甲，并且饮饮马，是这些来自草原的骑士的最大梦想。
北海，年年荷花香
这些从未见过海的内陆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驰骋久了，灵魂有着先天性的渴意，见到了波光潋滟的湖泊自然无比满足，以为寻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神话，是仅仅靠马鞭无法抵达的幻境，但同时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难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异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这样的。把湖泊称为海子，不过是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已，蒙古人借此而获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与勇气，他们相信海洋也能像划归版图的这些湖泊一样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为这种天性中的豪放（连给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14万人，船只共4 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虽都以失败而告终，却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成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后，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19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的私人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之为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走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强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
后来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给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尽管防不胜防。
北京的“海”让这座城市有着画一般的情境
如此，不难发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干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他们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2 400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