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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红火的房地产公司。看来，在金钱面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妥协的，甚至妥协到虚无。
八道湾，这个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地名，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吗？
第一部分B：八旗子弟 Baqizidi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为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军，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怕。在他们眼中，这异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气吞万里如虎。
清帝进京之后立刻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内城像一块大蛋糕，被八旗给瓜分了，共同拱卫着紫禁城。
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也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当兵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八旗的规矩是“五口为户，户出一丁为兵”。按十几万的兵额来推算，京旗的总人口应在60万以上。这么多张嘴，长年累月地吃下去（况且还常办满汉全席什么的），再富有的国家也会被吃穷的。
八旗子弟从扬鞭跃马演变为提笼溜鸟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不会骑马了，不会射箭了，不会战斗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退化为“不敢流血的青年”，只会闭关锁国，只会割地赔款，只会忍辱求和？他们的膝盖不再是铁打的了，他们的营盘、城池乃至江山，也不再是铁打的了。
在拆房卖地、倾家荡产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亡国的命运。他们，把祖传的基业全送进了当铺里。
这些“微小的地方”确实是旗人文化的典型之处。北京的茶馆是靠八旗子弟泡出来的，北京的戏园是靠八旗子弟捧出来的，但他们最终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给葬送了—他们成了文化的牺牲品。这种文化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武力，更磨损了他们的志气。旗人由骁勇善骑射的草原民族变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为京师一地民风的弱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而生活要成为一门艺术，必有其铁定的前提—富裕和闲适。
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已无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北京城。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作鸟兽散。真令人难以置信：努尔哈赤时代的雄风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外交上输了，在精神上也输了。他们恍然醒悟了敌人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自身却又如此弱不禁风。仔细想一想，倾家荡产的八旗子弟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卫国？当然，他们典卖的不过是祖传的房地产（俗称“吃瓦片”），而皇帝与太后出手更为大方，动不动就割地赔款。难怪有人说：殖民主义者的使节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谓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什么的，都带有当票的性质，是为了苟延残喘而赊借几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后，爱新觉罗氏对北京的统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随之解体。
第一部分B：白石桥 Baishiqiao
国家图书馆附近，有桥名曰“白石”。现在已经见不到当年的桥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立体交叉桥。
据说国图所占之地，为元大护国仁王寺遗址。“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粱）河。”（引自《元史·世祖纪》）香火好像还很旺盛。可有一条高粱河（通惠河之上游）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绕一段路，借广源桥或高粱桥过河，往返极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便在大护国仁王寺门外以白色石块砌筑一跨河小桥，俗称白石桥。桥北有路，可达魏公村—时称畏吾村，为元朝色目人中维吾尔族营寨。白石桥与魏公村之间，有一位姓万的驸马所造之庄园，也以“白石”为名：“驸马都尉万公白石庄，在白石桥稍北，台榭数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葱茜，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园庭，当为第一。”（引自《燕都游览志》）看来这位驸马爷很沾了皇帝（及公主）的光，可惜他靠裙带关系获得的别墅，今已夷为平地。魏公村一带，不仅有维吾尔族集市，湖南人也很喜欢这块风水宝地，建造了乡亲们的义园（公墓）。
1957年，大画家齐璜（白石）就安葬在这里。齐璜是1913年由湖南闯北京的。跨车胡同13号，有这一代宗师的故居，今天仍住着其第三代嫡孙齐秉颐等八户齐氏后人。院中的三间北屋，即其自题的“白石画屋”。
从白石桥北望，常让人想起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看来老人和白石桥还是挺有缘的，他一定能遥遥地听见桥下的流水声，不会感到寂寞的。
前几年，古石桥尚存，依旧是很结实的样子。它实在太经得起时光的消磨了。
可惜，前几年扩建白颐路（白石桥至颐和园），把白石桥拆了。有好事者问海淀文物所为何不就地保留。人家很为难地回答：谁给出钱呀？这就是冷酷的现实，后人只能对消失的白石桥报以一叹了。
第一部分B：白塔 Baita
北海白塔
北海曾有太液池之美誉，湖心的琼华岛又叫万岁山—当年元世祖最喜欢住在这里。忽必烈汗的这座广寒殿（相传是辽萧太后的梳妆楼），于明万历年间忽然倒塌了，琼华岛顿时显得失重而又荒凉。好在清顺治八年（1651年），一座白塔仿佛天外飞来般出现在山巅，填补了空白，并且构成风景中的风景。按照前寺后塔的建筑原则，白塔的脚下自然还有一座依山势蔓延的寺院，即永安寺。从此，湖光塔影，相映成趣。人们再也不可想像：假如北海没有这座塔，会是什么样子？它仿佛已是不可取代的标志了。
这种白塔其实是喇嘛塔，藏式秘宗佛教里佛的化身或象征，其造型刻意模仿坐佛的轮廓：丰满的肩膀、收紧的腰围、盘屈的下身，塔刹（又叫塔脖子）上端的华盖及塔顶，更是预示着一张无比权威的面孔，这张脸正从神秘的云端俯瞰着芸芸众生。隔水相望，你看见的是一座线条流畅的塔呢，还是一尊盘腿打坐的佛——包括他的莲花宝座？由此可以鉴别出你自身的悟性与诚意。当然，风景也许比任何宗教更容易感化人心，哪怕你是个无神论者，也照样会因湖光山色而变得温柔。
对于天水一色的北海来说，白塔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为之补充了无穷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灯塔，不仅使人间苦度的众生感受到希望，而且锦上添花般地为风景照明，使美变得更美。“文革”期间，宣扬破旧立新，许多宗教建筑都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譬如法源寺、卧佛寺等，却没有哪位红卫兵小将想过把永安寺的白塔连根拔掉——那无异于拔掉了老北京的门牙。野蛮可以摧毁美，但最终仍将为美所驯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面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分量的镇纸。
即使是疯狂了的红卫兵小将，恐怕也是在北海白塔的注视下长大的。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谁不曾在北海公园里划过船呢？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一首众口相传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有一句是“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里面出现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据作曲家刘炽回忆，当时他领着一大群少先队员在北海划船，头脑中忽然有段旋律不请自来，于是赶紧弃舟上岸，趴在琼华岛的一块假山石上将之记录下来。是北海给了他灵感，是白塔照亮了他！
因为漂浮在一首永远的儿歌里，白塔很旧，又很新。它无形中担任了许多人童年记忆的证人，它本身也因之而保持着淳朴与童真。白塔作证，歌声作证：我们都曾经有过一颗玉璞般未曾雕琢的纯洁的心。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双桨，也失去了天真？
其实白塔并不只是北海的这一座，在阜成门内还有一座更为古老的——建于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的妙应寺白塔，高50。9米，系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远在辽代，这里属辽南京北郊的永安寺，寿昌二年（1096年）就曾建有一座释迦佛舍利塔，后被毁。元世祖忽必烈将此地圈入新建的大都城内，并敕令在辽塔遗址上重新营造一座用以“坐镇都邑”的大型藏式佛舍利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命以塔为核心，修筑作为皇室在京师佛事活动中心的大圣寿万安寺。忽必烈讲究“以佛治心”，颇受其青睐的大白塔自然集皇权和神权之象征于一身，不仅佛光普照，而且皇气逼人。况且它在体型上也算元大都城内罕见的巨人，不可一世，标志着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帝国的尊严。这座喇嘛塔是因通体洁白而被称为白塔的，而寺也一直被民间俗称为白塔寺。虽然明朝时把它改名妙应寺，但即使在今天，老百姓仍习惯以白塔寺相称，连公交车的站牌上也以此为地名。
妙应寺白塔
假如说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应寺白塔则绝对是大胖子：塔基面积1 422平方米，底部有高9米、共3层的方形折角须弥座（由佛祖莲花宝座衍化而来），上承覆钵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叠的13层相轮和垂有流苏的华盖，华盖以上还有高约5米、重达4吨的鎏金宝塔形的塔刹（俗称金顶），真称得上是雍容华贵、倾国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围，被大商场和巨幅广告牌所包围，已无当年鹤立鸡群的气势。站在车水马龙的阜成门内大街，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见那曾经脱颖而出的白塔金顶。是北京城长高了，还是白塔变矮了？
林语堂把北海白塔与妙应寺白塔合称为“绝妙的一对”。他谈论妙应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认定它状如意大利红勤地酒瓶——这是北京城里一瓶古老的洋酒？他还感叹：“康熙和乾隆皇帝时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但如今的白塔已陈旧破败不堪，宽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庙会的场所，成了废铜烂铁、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场。”民国期间，白塔寺的庙会确实很有名：小商小贩们在庄严的白塔底下念着生意经，只是解放后就取缔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欢热闹呢，还是喜欢清静？
位于黄寺西侧的清净化城塔院，同样以白塔金顶的美景著称。据说从北三环中路中间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汉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闪耀的垂带，它是班禅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来北京给皇帝祝寿的班禅染病圆寂于黄寺，皇帝很悲痛，遂下令建造清净化城塔院以示纪念，塔下安葬着班禅六世的经咒衣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创建于乾隆初年，则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塔身洁白，覆钵上镶嵌着黄色琉璃环带，再加上蓝天白云掩映的金色塔刹，简直完美无缺，被称为“融合了汉、藏和印度诸风格于一体的巧妙建筑”。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遥相呼应，如同云河间的双子星座，系颐和园西部名景。
第一部分B：白云观 Baiyunguan
对道教有兴趣的人，恐怕都知道北京的白云观。此乃北京最大的道观，被誉为“道教全真第一丛林”。早在唐开元年间已成规模，名为天长观；金时改称太极宫；元时又叫长春宫，因为掌门的道士即大名鼎鼎的长春真人邱处机。
邱处机曾先后拒绝了金朝皇帝和南宋皇帝的召见，却对成吉思汗遣使相邀欣然允诺。不远万里直奔蒙古草原。据说他在使者尚未登堂入室之前就有预感了，吩咐弟子：“赶快替我整理行装，皇帝派人来召见我了，我要去了。”对于这一幕，后世学者褒贬不一。可当我们看了邱真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后，便可以洞见这位修行一生的老人为什么会历尽千山万水去见成吉思汗了。他西行的主题是“一言止杀”。他根据“清心寡欲方能长生不老”的道家思想，向大动干戈的成吉思汗进谏：治国当以敬天爱民为本，要想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就不可嗜好杀戮。不知草原上的霸主是否因此而放下了屠刀，但他当时确实做出听进耳朵里的样子，命令史官逐一记录，后来又封其为大宗师，赐号“神仙”，让他居于燕京长春宫，执掌天下道教。从此邱处机便很少离开长春宫，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宫内，长春宫因此改名为白云观，有怀念的意思。应该说，白云观是因为这位姓邱的真人而出名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白云观
白云观的春节庙会连开数天，以正月十九最为热闹，因为这是老掌门邱处机的生日，故称“燕九节”。清代的一首《竹枝词》描绘道：“京师盛曰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以看出其中还包括一些体育竞技项目。听老人说，扭秧歌、踩高跷等民间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年的大漠孤烟、铁马冰河乃至金玉良言皆已成往事，而这幢层楼曲廊的建筑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凭吊。出西便门（而今已无城门，却有一平地而起的立交桥代替）约一里路，便可望见白云观的袅袅香烟。香烟，毕竟比硝烟要安逸，而且比炊烟更超脱。因此这一里路最好步行，乘公共汽车或打车都多多少少会破坏古老的意境和浪漫的游兴。与白云为伍，诚不易也。
第一部分B：报国寺 Baoguosi
报国寺牌楼
报国寺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为千年古刹，占地17 000平方米。此寺规模宏大，为南城最大庙宇。寺内三大殿保存较好，仍可见当年的气势。寺内树木多为松柏、银杏。
报国寺始建于辽，明初塌毁；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改名慈仁寺，俗称报国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光绪年间又改建为昭忠祠，成为朝廷供奉先辈将士和英烈忠臣的祠堂。思想家顾炎武在京时，曾住寺院西院。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改建西院为顾亭林祠。因此，报国寺在很多人看来，说是顾炎武的故居要更为亲近些。
报国寺有七进院落，七层殿堂，堂后为36级高的毗卢阁，当年登上毗卢阁，可遍览京城风景。阁下有高尺余的瓷观音像，宝冠绿帔，手捧一梵字轮，系神宗时景德镇瓷窑所贡献，为旧京八宝之一，谓之窑变观音。梁间曾悬《胜果妙因图》一轴，寺内还有嘉庆六年（1801年）《五彩天尊仙女》一轴。现寺中仍保存成化二年（1466年）御制碑，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
20世纪90年代初，报国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如今全寺已修整一新。现寺内开办有报国寺文化市场，并辟作北京古文化市场，经营工艺品、收藏品、文化用品和图书，成为旅游观光、民间收藏交流的活动中心。因此，到报国寺除游览古迹外，还可购买与交流各种古旧书籍、钱币邮票、古玩首饰等。
在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