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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书兰：“管他的，你不是常说走哪山路唱哪山歌吗？就现在这样子，你看盛先生不也是很快活的嘛。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就是不想那样做，觉得没意思……嗐，听主的安排吧。”谭书兰站起来说道：“我去看约翰牧师了。”
谭恭仁就有点急：“他又不是你，信基督的，咋个听主的安排？你那个主又咋个安排？恐怕以后……”
谭书兰又站住了，挽起她父亲的胳膊，说道：“信不信主没关系。你不是也这样么？人的心思主都知道，我一直都在为你们祷告呐……行了，” 她晃晃谭恭仁的胳膊，撒娇似的说，“爹，你答应我，这个事，你就当把我宠坏了，不管了，也管不了啦，等我自己看着办，好吗？”
“你这个翻了天的女子哟！”谭恭仁看着女儿，眼眶有些湿润。
第三部分第55节 历史背景
“你那么信实谭书兰，你看她信基督好不好呢？”我问驼子。
驼子很久都没说话。我们坐在南佛山山坡上的破庙旁，懒洋洋晒着冬日的太阳。我已经摸到驼子的脾气，等他慢慢去回味。隔了好久，驼子说：“唉，你呀，你以为你那脑壳不是沙罐是铁打的么？我跟你娃娃说，莫去管这些事。信这个信那个，信来信去都莫意思。还是各人吹各人的冷稀饭……嘿嘿，就是那个谭书兰，那么机灵，信啥子基督，又有啥好下场了？依得她的本事，哼！”
我不知道驼子这“哼”的后面是什么意思：是指谭书兰在信与不信之间哪样会更好呢，或者是更坏？
上世纪70年代，乍一听到像谭书兰这样的人有另一种信仰，这让我很是好奇，总想知道个究竟。
我下乡的时候，在离我们生产队二十几里路远的平安场有一个教堂，在文革期间被彻底毁坏了。那教堂据说是上个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修建的。70年代末期，我到了曲艺团，在省内各地演出，有时候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也能见到教堂。
我上大学以后，觉得我们这一代恐怕要比较公允地（当然不可能完全公允）去判断和体察我们过去的那些岁月。比方说到谭书兰的信仰生活，这里就有一组数据和简单材料值得参考和了解：
上世纪10～30年代，世界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基督教（旧称耶稣会、耶稣教，新教以英美教会为主）、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代表，很古老，以西欧教会为主）及东正教（以俄国东欧教会为主）都在中国有所发展。其中基督教和天主教最盛。高峰时全国有上万座教堂，天主教的外籍传教士有2700多人，本土传教士1800多人，拥有280多万教友。基督教有外籍传教士有6200多人，本土传教士12000多人，有65万教友。总和有345万人。按当时中国3亿多人口算，差不多有1％的中国人进入了这些教会。
在这个时期，天主教主要在全国农村乡镇活动，基督教主要在全国城市活动。天主教进入中国很早，从16世纪明代传教士利玛窦时期就开始了。他们还带着近代科技知识，所以受到朝廷和一些士大夫的欢迎。明末宫廷有信徒500多人，全国有20万人。一些重要人物如徐光启（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院士）受了洗，成为教徒。这是天主教在中国最初的根基。基督教的进入要晚得多，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初具规模。
有趣的是，就像我们好些普通人不知道如何区分基督教和天主教一样，当时全权处理这些外来宗教的钦差大臣也弄不明白。从1844年10月24日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后，直到1845年12月22日，这位主管钦差大臣才大致搞明白：“本大臣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知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 （法 史式徽（J。 de la Serviere 1866－1937）：《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81－82页）当时的基督教牧师认为，这还有点美中不足，没有专门把“基督教”指出来与“天主教”区分。不过这也将就了，反正一般人和官员们也不会去搞明白。
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钉有耶稣“苦像”，基督教（耶稣教，新教）的没有；基督教也不供奉圣人雕像或画像，认为那是偶像崇拜；另外基督教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由此可以看出两派之间的差异何等巨大—从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反对罗马天主教教廷开始，新教徒被天主教徒迫害，大量逃出欧洲，到了英国和美国。以后两派才逐渐和平共处，但分歧至今依然。这些分歧也往往折射到政治层面来，因为从皇室到政治家到普通人，信仰问题往往是根本性的。这场宗教改革意义重大，尔后17～19世纪西方的各种思潮与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孙中山，他十三岁（1879年）跟哥哥到美国檀香山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入教，1884年在香港受洗礼，正式入教。后来的蒋介石，以及孙和蒋的夫人都是基督教徒。1912年广东省政府官员65％是基督徒。特别有意思的是女性基督徒的增加—这对于当时不少还在缠小脚的女性说来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具体的女性基督徒的总数我没有找到，但基督教女性传教士和天主教女修会的一些数字也值得参考：当时基督教有女性传教士2300多人，天主教有外籍女修会46个，本土女修会39个，平均每省都摊到近两个修会。中国藉的修女有3600多人。如果她们每人周围有100位左右女性教友，那就是50～60万女性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也很有意思，他们主要在城市活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英美基督教各教会大量捐款，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迅速扩大。1922年时，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市会有40多个，差不多全国的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都有了，会员53000多人。校会达到了200多个，会员24000多人。基督教青年会直接催生了众多的新青年，有很多新青年最早的精神启蒙都是在教会学校发端的—有如孙中山那样。
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是不能忽略的：在1920～1930年间，全中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只有10万，不到总人口的1/3000。
教会学校：1875年，800余所，学生2万人。1914年，12000多所，学生25万人。1926年，15000余所，学生估计有80万人。当时中国计有国立大学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私立大学5所，教会大学16所—比较著名的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有些教会大学还设立了医学院，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教育传播基地，对中华民族体质的增强，全社会卫生条件的改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当时人们反对基督教的声音你我也要听到：延绵不断的反洋教教案大大小小，全国都有。如果说这还是基层传统文化的抵抗，那么，知识阶层的“非基督教运动”就更令人感兴趣。上世纪20年代的这场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上海北京开始发难，波及全国，宗旨是“收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不少知名学者、教授和文人都参加了。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经评论说：“耶稣教传教士和中国的地方士绅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是享有特权，不受官府压制的。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势不两立，是无可避免的。”他还说：“19世纪许多中国的改革者相信基督教，一部分是在他们看来，实业、基督教和民主，这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最好途径。”
这就是谭书兰那个年头的历史背景之一。
第三部分第56节 农民儿子
江伟业一看就是个农民的儿子，头上虽说没缠那块土白包头布，剃了个平头，一身工装，脚下却依然是赤脚穿草鞋，才从刚下过雨的巷子里钻过来，一脚的黑汤。
这是个吊脚楼式的大杂院，高高低低几座吊脚楼围在一起。几十家类似江伟业的苦力和工人的家庭住在这里。在各种声音混杂中，“老子”、“X妈”、“锤子”、“挨毬”、“杂种”、“龟儿子”，“爬你妈的”、“滚你妈的”、“擂你妈的”……这类言辞从四方八面的篱笆墙外不断翻滚进来，听得盛世钧直皱眉头。
谭书兰却当没听到，跟江大妈说着悄悄话。
巴渝人在行为办事上有种骨子里带来的草莽粗放的特色。1940年有个来自江南的下江人描绘巴渝人：“与人谈话，不论说到第三人，或狗，或物件，多呼‘老子’。故谈话时，‘老子’二字，即不断呼出。称下游一带人，谓下江人，或呼足底人。”（高绍聪：《巴渝琐记》，《旅行杂志》1940年4月号）
“老子”，“格老子”还算温柔的。更有甚者，是在“老子”后面还要加“X妈”的口头禅—“老子X妈”如何如何，那些“三字经”的丰富多彩，全中国无出其右……那种从破产农民向码头苦力过渡后的城市居民的特点，在巴渝显得尤其突出。缺少王朝正统力量的规范，匮乏高雅艺术文学的熏陶，由古代巴人的后裔所繁衍的船夫、游民、商人和苦力组成的城市，由周围山区破产农民和地主演化的市民，从一开始就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草莽特色，巴渝人自己称之为“匪气”—义气血性，直爽热情，迷信愚顽，心狠手辣。
19世纪末巴渝成为通商口岸，渐渐有了些近代工业，但大都是外国人控制的，规模也很小。直到二战时期的1937年以后，大量移民给巴渝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人口从三四十万激增到七八十万，1940年后最高达一百五十万。直至这一时期，才有一批称得上近现代工业的工厂从较发达地区搬迁进来，巴渝始有自己的工业，高潮时达到一千多家。那一时期，几乎全中国数得上的机关、学校、医院、剧场、公司，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到了巴渝。巴渝从此也才有了现代产业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现代文明，有了产业工人和新的市民阶层。但那种草莽码头城市最初的文化形态，好坏优劣杂糅在一起，在千年的历史积沉下奠定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
谭书兰回来的1918年，巴渝才刚刚进入一个有了电灯电话和自来水的时期。
不过，江伟业家依然还点着昏暗的煤油灯，那只昏暗的煤油灯吊在没有天花板的屋梁中，悬垂在众人的脑袋上。江伟业踩进这座竹木结构的吊脚楼，满楼都在嘎吱作响，那盏油灯也晃个不停。一直不晓得咋个跟这些客人说话的江老汉像是见了救星，急忙起身拉过儿子来，向盛世钧等人说道：“这是我大娃子。”
“幸会，幸会。”盛世钧起身来，伸出手。
江伟业跟盛世钧握了手，说道：“下午才得到信，又请不到假，让你们等久了，包涵包涵。”边说边跟大家作了个揖。
坐定了，江老汉的老伴又给众人茶碗里上了一趟鲜开水，盛世钧说道：“我们这个事，还要仰仗江师傅，不晓得江师傅咋个考虑的？”
“这个事说起好久了，且不说谭小姐是我老汉的救命恩人，就是我晓得盛先生的为人，也是没得话说的。再说，我在外国人手下干活路也没得个出头日子，你们说那个远哪，穷啊，都没得啥，我娘老子都应承了，我没得说。”
“谭小姐啥时成了你老汉的救命恩人了，”盛世钧奇怪，“她那么远在天边的？”
“嗨，谭小姐……呃呃……”江老汉想说又说不顺。
“谭小姐在英国给我老汉寄药，分钱不要，要不是……”
盛世钧和谭恭仁都看谭书兰。
谭书兰道：“其实就是点盘尼西林。江老汉肺病，这里盘尼西林是黄金价，哪个用得起？”
盛世钧：“你是真人不露相嘛。”
谭书兰：“行了行了，你们快点谈正事。”
江伟业：“不消谈，盛先生说啥时候启程就是了。”
盛世钧：“那—这个……今天要喝酒，走，出去吃消夜。江老汉江大妈，你们都来。”
谭书兰又拿出医生的权威：“不行，江老汉吃别的可以，喝酒不准。我爹也不准多喝。”
“好好，不多喝。快点走，我在这里硬是憋慌了。”谭恭仁拉起江老汉道：“你们也趁早离开这里算了，在这个鬼巴渝住，没得病都要捂出病来。哪有我们川北好？天气又爽，太阳又多，你那病到那边保证断根。”
走出那片贫民窟，盛世钧深吸了一口来自江边的新鲜空气。他看看谭书兰，见她也正吐了一口长气，二人相视一笑。
二人快步爬上望龙门，整个城市尽在眼底，万家灯火，星星点点起伏铺排在线条丰富的山势之中。
他们站在那里，等着落在后面的谭恭仁，还有江伟业搀扶着他老爹慢慢上来。
“巴渝变得还是快哟！你走的时候，还没得这么闹麻吧？”
谭书兰：“那是。有四年了，一眨眼的功夫。”
一眨眼的功夫，几十年以后的巴渝，他们更是无法想见了吧？
上世纪60年代的夜晚，巴渝半边天空橘红的一片，那是我小时候嘉陵江边钢铁厂出钢时的景象。城市的灯火已经是百万人家的灯火，密密麻麻。1964年建成的嘉陵江大桥上车流不断。
现在的巴渝更是一派新气象了。1998年成为直辖市以来，这个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了速度。那速度是上个世纪的人们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2001年回巴渝去看儿时成长于斯的钢铁厂，那里已经是一片萧条的景象。父亲事前告诉我，厂区已经长了很多杂草了。虽然心里有了准备，但现场实地的景象还是让我心酸。回想当年每个夜晚钢铁厂出钢的时候，半个巴渝的天空都是红的，钢铁厂特有的音响在好几公里内回荡，百米高的几个大烟囱吐着滚滚浓烟。我还记得读高中时常到市委一位同学家去玩，有时就住在他们家里。那是在上清寺的曾家岩，与钢铁厂隔岸相对。晚上我们观风景，就常以钢铁厂出钢为对象。
从1940年到1980年期间，巴渝市在长江边发展出一座大型钢铁厂，在嘉陵江边扩建了一座中型钢铁厂，加上其它郊外区县的钢铁企业，合称巴渝钢铁公司，最高峰时共有职工二十多万人。要是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当量就更可观了。虽说比起那些特大型的钢铁企业如鞍钢、包钢还差了一截，但在四川这样边远的西南腹地，这样的规模着实会让几十年前的盛世钧、谭书兰瞠目结舌了。
盛世钧当年的火柴厂只能说是小手工工场，他那时所做的事情跟五十年后的一切似乎毫无关系。这些火柴厂、钢铁厂之类的故事也无法引动各位看官的兴趣。只是内中凸现的人的命运触动着你我今天的神经。
第三部分第57节 死于非命
盛世钧这个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祭品早已死于非命。他那个盛家的基因早已融汇在你我庞杂的各个姓氏的家系之中—“逝者如斯”，诚然矣。
今天，我坐在北京通州九棵树边一个小屯子的房子里，想象着我所未曾亲历的过去。冥冥中令我魂牵梦绕的，是那些令人无法割舍的人的灵魂。那曾是他的，是我的，是你的，也将是你我的后代的。那些灵魂曾经所附着的一切事物也令人感到宝贵。这大概也是人们为什么要搞文物保护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崇敬一切比我们的肉体生命更长久更宏大的事物的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从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了。哪怕是所谓人的道德操行的最高境界—真善美，不行；所谓永恒的爱情，也不行。我们总会透过所谓真善美的外壳，窥探到我们并不那么真善美的本性；我们也会拨开所谓永恒爱情的外衣，看到内里肉欲短暂的冲动—无论我们给它妆饰上多么矫情的饰品。不管类似像霍金这样奇特的人类大脑在怎样探究我们宇宙时间的起始和终结的奥秘，无论我们的宇宙被认为是在扩张或收缩，无论相对论、分形理论、膜理论和弦理论有多么了不起，在那些探究中，我们心灵的历程依然是宇宙中最深邃的奥秘，我们灵魂的归结问题依然让我们自己伤透了脑筋。2002年8月霍金在北京拒不回答中国记者问他的有关他思考的上帝和灵魂的问题，除了政治的原因，其中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尚未结论？过于复杂？跟从未有过灵魂洗礼的中国人说这个是对牛弹琴？或者，他认为我们这些被古老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所纠缠的中国人根本就到不了那个层次？
我很喜欢那个提问的记者所提的问题：听说你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