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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胡乱说，你格老子又不是鹰枭眼睛，”盛世钧只要是单独跟小三子在一起，说话就没得顾忌。“我都只看到个红影影儿在晃，你龟儿子就分得出她的鼻子眼睛？”
从这后山坡上望下去，盛家大院正门外的大坝子里，戏台子上的生旦净末丑正唱得热闹，戏台子下的人正瞅得来劲。台子上的气死风灯儿洒下一大圈白晃晃的光，台子下观众举起的松明子抖动着橘红的火苗，把庙堂镇的半边天都映红了。那一阵阵的锣鼓钹镲声、吱吱嘎嘎的胡琴声、咿咿呀呀的唱腔声，和着观众时不时爆发的叫好声，顺着山坡往上滚。
“我咋个分不出她的鼻子眼睛？”小三子抗辩道。“你先生读书读成了个近视眼，咋个能跟我比？”
“算了，我今天累腾儿了。走起来！”盛世钧催促道。
二人又走起来。
我受伤是跟人打架遭匕首划的。那天出事前也没有什么征兆，我像往常一样从生产队到庙堂街赶场。我的生产队就在南佛山上，下山到庙堂街有七八里路。下乡大半年，我在这一带已经很出名。虽然我不姓盛，但却是盛家大院的后人。过去几十来年，老一辈的还记得不少往事。1951年盛世钧被押送回通巴州搞批斗，那是什么镜头？参加的人莫不铭记在心。除了街上的，就是山沟沟里的，当年盛家也是方圆百里的大户，祖上还是官身，哪个不知哪个不晓？现在庙堂姓盛的人没有上千也有上百。家谱没了，祖宗的姓氏还是认的。所以我一路行来，总是有人招呼不断，我大半都不认得，可人家认得我。
上街第一件事是进馆子。那年头的馆子没有肉类的菜肴。肉类凭票供应，食用油也凭票供应。庙堂得天独厚，靠了巴河，有鱼。那时巴河几乎没有污染，水好鱼好。不过卖鱼也是资本主义，只有偷偷卖，价钱当然贵，一般老百姓哪里吃得起？便宜了有几个小钱的知青，诸如像我这种，家里有接济，每月身上有十来元人民币，是公社书记一级干部一个月养家活口的工资。记得当时那里的猪肉五毛钱一市斤，鱼大约也是这个数。
庙堂镇当时饭馆只有一家，靠着码头，是一座竹木结构的吊脚楼。原来是曾胖子家的茶馆，后来成了公社的饭馆，集体所有制，原先的老板靠边站了。饭馆的灶台临街，好让过路的人眼馋。这也是四川乡场上饭馆的传统。我叫了一份葱烧鱼，就等着准备美餐一顿，打打牙祭。饭馆的大师傅是曾二胖子，据说他老汉—原先的老板曾胖子的手艺那才好，当年盛家最讲究吃的盛老爷就喜欢吃他做的巴河鱼。这个曾二胖子老实，只知道说“哎呀”，手艺却不行。还好这个时代有吃就不错了，谁还敢讲究什么色香味，那不剥削阶级了吗？
第一部分第19节 革命表现
鱼煎好了，一尝，还可以。我就表扬曾二胖子，曾二胖子笑着“哎呀”着。我正吃得高兴，来了几个我们大队的小青年。我看他们趔兮兮的想进来又不敢进来的样子，就问他们什么事。他们先还不说，有点怕兮兮的。我那个时候是大队团支部书记（恐怕也是米家柱的老下级打招呼的结果，凭我那点革命表现，怎么当得了党的这样信任？），算是他们的半个上级，我就提劲：“不怕，有什么我顶到。”
他们这下壮了胆，七嘴八舌：
“我们……这个……牌遭抢了。”
“红毛知青抢的，狗日的！”
……
一副扑克牌很是金贵，农村娱乐之宝。扑克牌也是当年的违禁品之一，买到一副扑克牌很不容易，更何况那点钞票还是从他们的血汗钱中一点一点挤出来的。我晓得这个。不过红毛知青我也有点怵。那家伙是通巴本地的知青，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现在想来，那家伙说不定就是当年通巴万家或李家的后代，现时而今沦落了，就有点以难为难，破罐子破摔的感觉。红毛知青结交了一帮兄弟伙，从偷鸡摸狗开始，发展到打家劫舍。
有个故事在乡民中流传，说是红毛知青哥儿几个有一回穷极无聊，商量着抢了一个农家女子，本说抢去帮他们洗衣做饭，结果几个背时砍脑壳把那女子给污了，还把人家关在一座破庙里一个多月……这样的传奇让乡民敢怒不敢言—知青是毛主席送来的娃娃，对那些想入党挣表现的阴悄悄打打夹磨还行，对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棒槌（二愣子），哪个敢惹？当知青的只有那些去兵团的小子们遭了大罪，那帮复员的建设兵团大兵才不撂你龟儿子，把那帮城市来的少爷小姐整得背气。只有散沙一盘胆小怕事的农民才拿这些城市里来的天棒槌莫法办。红毛知青刚闹事的时候，曾经有几户遭殃的山民不服气，招呼全生产队几十个青壮一起把红毛知青那十多个崽崽打了一顿，撵得他们满山逃，结果这帮不要命的邀约了通巴各公社臭味相投的兄弟伙，好有二三百男女，打回那个生产队，火药枪砍刀梭标一起上，把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撵到山里，他们在队长家的院坝开了回“百鸡宴”，将人家的鸡鸭鹅一扫而光。据他们同伙说，幸亏这帮小子不会杀猪宰牛，“杀那些大东西麻毬鸡儿烦，”要不然，“格老子硬要喊他几爷子哭都哭不出来！”后来，县里抽调民兵才把这帮男女镇压下去，抓了红毛知青几个领头肇事的。
这事惊动到省里，正碰上中共中央下达红头文件—毛主席批转李庆林同志的一封信。李庆林在信上很诚恳地向他老人家发牢骚，举例说明他孩子当知青怎么怎么苦，怎么怎么遭罪，吃不饱穿不暖，娃娃正在发育，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八九点钟的太阳之类—那是毛老人家自己说过的话。毛主席见了深表同情，大毛笔一挥，中共中央赶紧下文件。这一下，知青就撑了皮。那些想入党招工参军的知青还好说，像红毛知青这帮管你妈的牛打死马马打死牛，老子反正活一天算一天，你敢把老子咋个？结果最后反倒是红毛知青占了便宜，省里来了指示，县上和公社干部出面赔礼道歉，杀猪杀鸡再让这一帮时来运转的小子们吃了个海河。
“他娃？把你们的牌抢了？”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信口问道。
众青年又是七嘴八舌一致指认，十多双眼睛巴巴看着我—仿佛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就是他们的东方红太阳升。
莫法，我想了想，说道：“走，带我去看下儿。”
那些眼睛顿时放光。
盛家大院后院山坡的最高处是“烟云亭”，其名是盛老太爷取自“富贵荣华莫不是过眼烟云”之意而来。亭下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道，两旁修竹幽幽，刺玫怒放，阵阵清香袭人。冷月一弯，倒悬亭角，清辉四泻，令人遣怀放忧、体舒心宁。到得这里，盛世钧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坡下，竹林遮掩的草香园透出些许橘红的烛光，那缕缕橘红又揉入朦胧的月色和深黛色的竹影中，微风一过便恍恍惚惚地晃。从烟云亭下的小道往坡背后去，就是留园。盛老太爷刚死的小妾和她那断了脊梁骨的儿子就住在那儿。一阵阴风吹来，夹杂着姑子们的念经声和木鱼声，吓得小三子头皮子发麻。回头看看盛世钧的神情，又不好叫得，只好硬着头皮慢慢走。
顺着小道一直往前，有一汪池塘，塘中有一岛，岛上有一亭，亭名曰“微波”。池塘的水源自盛家大院西北角的清灵潭。潭上的飞瀑声隐隐约约传来，和着身旁竹林的沙沙声，让小三子打了个寒战。
小三子打着灯笼来到岔路口朝右一拐，走上了去草香园的道路。草香园在池塘的东边，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庭院。走到这里地势平坦了些，荒野的味儿也疏淡了些，人间烟火也浓厚了些，小三子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咳—”了一声。
“你在咳个啥子？活像哪个前世欠了你的债样。”盛世钧问。
“我们这些人只有欠别个债，哪有别个欠我的啥？”小三子说，“我是在咳这个后山坡遭老太爷搞得活像个丰都城一样，怕人兮兮的。他们都说这沓儿阴气重得很。不晓得你老人家怕不怕？”
“怕？你们这些人硬是无知得很。”盛世钧站住脚，沉思着四下打量了一阵，也“咳—”了口气，说，“这后院确实是太荒凉了一点儿，野趣倒也野趣，只是跟现代社会相去太远了些。”
“那你老人家就把它整治一下儿啥！”小三子来了精神，“现在是你先生当家，想啷个整就啷个整，整翻了沿儿也没得哪个敢管你。”
“唔。”盛世钧眼睛里头也放出光来，叉起手度了几个方步。“哼，老太爷在世的时候，总是说我胸无大志。其实他也不想一下儿，他个人又做了个啥子不得了的大事情？说起我们盛家在通巴还算得上是个世家，也不过是井底之蛙。这么个旮旮角角的地方，这么几亩薄田，这么几两银子，跟盐都的孔家都莫法比，还不要说天南地北那些大家子了。胸有大志，哼，哪有那个容易？我这几年是想通了，啥子变法哟、革命啰、宪政议政啰，都是找些虱子到光脑壳上来抠……算了，跟你个憨包也说不清楚。”
第一部分第20节 说来说去
“我咋个不清楚？”小三子嘿嘿笑道，“我跟你这么久，听他们说来说去的耳朵都听起老茧了。不就是想造反么？你不也把辫子剪了安了根假毛根儿么？其实杀人放火也好耍，只是要提起脑壳耍，哪咋个要得焉？我心头有数得很。”
“去，”盛世钧也笑了。“你才是最怕死的。那几回在上海喊你娃去放个哨送个信啥子的，看你娃一身都在筛糠（发抖）！”
“你不筛糠？你不筛糠咋个又跑到这山旮旮里头来了耶？”小三子说完跳到一边，生怕盛世钧恫毛（冒火）了给他一耳光。那晓得盛世钧听了，呆在那里，半晌没吭气，末了，叹息了一声，抬腿走路，啥也没说。
“革命”、“造反”这样的言辞盛世钧跟小三子一样也早就听得耳朵起茧。他原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还试探着投身其中。这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方方面面的改良和革命，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波及到中国各个城市和乡村。盛世钧的父亲盛家晟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在戊戍变法前后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危机。这位盛老太爷既无弄潮的勇气，也无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志向，几十年官场下来，只剩下呻吟“可怜蜂蝶频投网，多在高飞得意时”二句。还自画了一副中堂—有亭一座，石山几牙，乱草数株；亭角结一淡墨蛛网，网中已有一蝶在挣扎，另有一蝶正欲飞去。这种情绪也影响了儿子盛世钧。
盛世钧四五岁被父亲送到老世交盐都孔令枫先生那里发蒙（启蒙），八九岁以后又带盛世钧出去“历练”。那时父亲风头正健，想让儿子见见世面，开拓眼界，今后好有一番作为。结果适得其反，花花绿绿的都市生活，优越的地位，频繁的迁移，让盛世钧花了心。他先在同文馆旁听了半年法文，又在京师大学堂速成科啃了一阵仕学，匆匆忙忙跟随父亲到欧洲走马观花，回到国内却依然什么都不是—传统的八股做不来，新学的科目搞不懂，按父亲盛家晟盛老太爷的评价：“夹生饭一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京菜市口砍了谭嗣同六君子的头，其中一位叫刘光第的是四川富顺人，跟盛家晟过去还有些交情。全靠盛家晟当官当得老道，朝廷查不出什么牵连来，但他早已心凉到底。尔后时局更乱，官场里人人自危。盛家晟从欧洲回来，见事不妙，匆匆挂印走人。盛世钧当时十多岁，正是贪玩好动的年纪，心中志向甚高，猛然间一腔热血哗啦一下落入冰窟，那滋味可以想见。也幸亏盛家晟的感觉好，1900年京津河北等地闹义和团期间，慈禧太后要招安这帮“拳匪”，朝中大臣反对，慈禧太后以“离间”罪接连诛杀五位总理级大臣，没杀而受牵连诬陷的不知有多少。然后是二万多人的八国联军火烧北京，慈禧出逃。得到消息后，盛家晟露出难得的兴奋，连说幸亏幸亏……他告诉盛世钧，其中的某某某某，正是其恩师，“倘若我如今还是官身，这个盛家只怕就灰飞烟灭了。”
1905年盛世钧十七八岁跟父亲去上海，刚有点感觉，摩拳擦掌的，又一火色（一下子）被盛老太爷拉回到四川通巴州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山区，娶妻生子。
“那个时代好不轰轰烈烈，你的那些先人们，”马丽安问我，“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休息了几天把时差倒过来以后，我和妻子带马丽安去北京人艺小剧场看了一出后现代的戏剧，走出剧场，意犹未尽，又到后海找了个小茶馆，接着聊。说起盛家的故事，接近四十岁的马丽安已经很老练了。虽然还有不少老外的天真，但对中国的好多事情已经想得很深入了。
“他们？嘿，他们……”
说实话，我在青春张扬的年纪听到这些故事，心里总是发堵。告诉我这些故事的老人们似乎只是在讲述那些远不可及的东西，而我却从中听出我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不像周围不断给我们重复着的宣传那样？或者，像我们的所有汉文字记载中的说法那样？
我为他们羞愧，也为他们惋惜。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有那么多在今天被各式各样的文字绘画雕塑音乐等等形式所崇拜所讴歌所纪念的人物，他们为什么不是其中之一？他们并不是不聪明，并不是没这个能力，并不是没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他们不能站出来？他们庸庸碌碌平平淡淡浑浑噩噩的一生有意思吗？他们似乎也并不满意他们自己的一生，可是为什么他们就无法让自己高大一点，壮烈一点，活得有意义一点？为什么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哪怕照那么蒂蒂儿小的一块？那也能让我这个后生今天舒坦一点，提个虚劲：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我身上流过的一滴血珠珠—不是我的，是我老爷子传的。
或者，咱也不要流血，就干点别的，咱们中国不是还有掏大粪掏出的英雄吗？那还是毛主席定的呐！只要有那点精神，怎么不可以啊？或者，至少你也留下个“老字号”嘛！像荣宝斋，朵云轩之类，再不济，还有陈麻婆，钟水饺，韩包子，夫妻肺片，东坡肘子，宫保肉丁噻！
没办法，他们的确就是些平平淡淡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人。不但如此，他们的故事还告诉我他们的贪生怕死，他们的圆滑世故，他们的随波逐流，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战栗，他们的无奈……
他们不配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更不具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样的价值。他们活得莫名堂—我那时就是这样想的。
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是些灵魂没得救赎的人，凄凄惶惶过完了一生。
经过了青春期的狂妄，我才发现我也跟他们差不多。正是这个“差不多”，才让我今天有劲来为他们记下一些什么，为的是留给依旧“差不多”的我的后人。告诉他们：不要张狂，你跟我们和他们差不多，你依然是个灵魂凄惶的可怜人。
第一部分第21节 精彩故事
“他们可以说啥都没做。”我沉默了好一阵，喃喃道，仿佛有些对不住想听盛家精彩故事的马丽安。“他们都是些……”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说法。
入了夏，后海的夜就变得很热闹。水面上不时有游船过来过去，点了蜡烛，船头常常坐了个玩民乐的小女子，叮叮咚咚的琵琶，呜呜咽咽的二胡之类。那水面宽的地方总有一公里多，声音传过来时就显得很优雅。那些船家还为客人准备了“漂灯”，点了，一盏一盏放到水面上，小风一吹，闪闪幽幽。
“仔细一想，他们真的是平常得很。”我说。“初稿差不多了，哪天我打印几篇给你看。四川方言哦，谨防看得你娃打脑壳。”我用四川话补充道。
玛丽安的翘鼻子一扬，用四川话答道“老子才不毬怕得！”逗得我妻子咯咯直笑。
来到草香园门口，盛世钧打发小三子去了，独自推门进了院子。院子里悄没声息，几个粗使丫头和老妈子都到外头看热闹去了。盛世钧踏着斑驳的月色朝里头走，脚下的皮鞋声在院子两旁的回廊里回荡。
来到后进的房圈屋，也没得声气，窗寮子上映着烛光，房门虚掩着。“嘎吱”推开门，就听里间飒飒问哪个。又听到一阵水响，帘子一晃，伸出飒飒湿淋淋半截身子来—光了个白生生的膀子，围了个水绿胸绷绷儿，下面一条水绿短裤露出两条粉腿，一双胖嘟嘟的天足歃了双木拖鞋，见是盛世钧，哦了一声赶忙缩了回去。“是老爷回来了。”只听飒飒在对孔嘉惠说。
盛世钧掀帘进屋，飒飒手忙脚乱地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