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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市》 狼市基因“变形金刚”的结构
策划人：记得你们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观念大爆炸》一书中，就讲过“中国是一个超级变形金刚。”“一切新玩意，美好的事物，包括改革本身，一到了这块土地上，就很容易变形变味，面目全非……”看看今天的股市、房市，回味你们当时讲的这些话，颇有趣意。
作 者：变形金刚的奇妙，就在于它那奇妙的结构：它是多轴心而不是一个轴心，它没有硬性对接轴承，只有可以任意改变方向的软约束，操作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扭动它的方向布局。这有点像中国大大小小的部门所有多中心的操盘者主掌一切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条块分割的权力结构之下，再好的方针政策，都可能为“条”“块”和“操盘者”所用加以扭曲；无论上头提倡什么，号召什么，或者要改革什么，最后都很难跳出“条块”利益和“操盘者”利益这个如来佛的掌心，最终得听命于它，服从于它。
中国改革所遭遇的一切阻力、障碍或暗礁，都是源于“条块”利益和“操盘者”利益的扭曲。权力成了“魔方”。“魔方”和“变形金刚”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个小的部分都可自成体系，可以向任意方向扭动。在“操盘者”手里，权力也成了“魔方”和“变形金刚”，可以将其向自己需要的方向扭动，就像“变形金刚”和“魔方”没有硬对接固定装置一样，权力也没有硬规则的制约，只有软约束，要将其扭曲很方便。在庞大的利益驱动下，“操盘者”总是抵触、排除硬规则的制定，他们不希望有硬约束。讲法制就是硬约束，因此“操盘手”们对法制有着本能的反抗意识，他们不愿看到法制高于自己手中的权力。弘扬法制的障碍，就在于这些“操盘手”的软抵抗。高层提倡法制，民众拥护法制，但威胁到了“操盘手”们的利益，他们总是会用手中的“操盘权”去扭曲上头的方针政策，包括法律制度。他们也可以口喊法制，却用非法制的手段去对付真正体现法制精神的事物。最有效的抗拒变革的手段就是将它扭曲。在官场，极少有人在口头上公开与中央唱对台戏，最安全而不露声色的对抗就是扭曲。这才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弄来弄去，到头来总是“操盘者”获利最丰，笑到最后。
现今的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个被超级变形金刚的力量扭曲了的市场。本来，股票市场被人类经济活动证明是一个分散投资风险，也让投资人分享投资回报的有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市场平台，有人却把它作为垂危的国企消灾卸包袱的工具，股市的本质灵魂都被彻底扭曲了；发行股票本是一个现代的筹资方式，却被一些部门、地方作为“圈钱”的手段；上市公司的宗旨本是要为投资人谋利，却被掌管上市公司的“操盘者”（包括政府部门的权力）用来作为向小股东巧取豪夺的工具；上市公司高管本应受到全体股东监督约束，却可以变着法子榨取、玩弄、欺骗、欺负广大投资人……凡此种种的扭曲和颠倒，使股市变质变味，面目全非，只有交易形式像个股票市场，内里早已成为一个“狼道”横行的掠夺场。不堪掠夺的投资人纷纷逃离，市场人气信心崩坍殆尽。尽管管理层采取了那么多救市措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改来改去，变形金刚的结构依旧，扭曲市场的力量仍占居主导地位，股市也就难以恢复它应有的面目。
策划人：那么，你认为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变形金刚”结构，还市场以本来面目呢？
作 者：“变形金刚”之所以能“变形”，能扭曲，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缺少硬约束——没有一个统一的轴心结构去固定分散的条块部分，条块可以不按统一规则自行扭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强化硬约束，就像“魔方”，“块块”之间有一条实心的贯通硬轴，它就扭动不了了。那么，股市的这个“硬轴”是什么呢？就是法制，一切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没有人可以递条子说情，没有人能动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庇护违规，只有一个轴心——法律制度，不允许有别的轴心。对监管者、上市公司高管及证券从业人员的职责规定，也应是硬性的，照章办事。一直以来，监管者只有监管权、审批权，没有问责制，出了天大的事，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监管成了只有油水没有风险的美差。哪怕经过某官员审批签字上市的公司，接连曝出弄虚作假虚报业绩骗取上市、配股资格的丑闻，签字画押的也没有任何责任，官照升，钱照拿，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股市崩盘了，也没人负责。即便有人东窗事发了，也会受到“条块”体系的全力保护。监管部门都腐败了，这股市能不“狼道”占上风？要是有硬性法定的问责制，谁审批谁签字谁画押谁就要负责，经手过关的上市公司，出了问题就要负责任掉“乌纱”并且要接受彻底审查，看他们还敢不敢把那些破烂公司也批准上市“圈”老百姓的钱。还有就是投诉制度。国外股市的证监会官员，如果投资人投诉多了就要“下课”，并接受审查。中国证券市场也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为什么不去做？就是不愿从根本上触动“操盘手”的利益。
对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和证券从业人员，也应该有硬约束。《证券法》《上市公司法》应明文规定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和证券从业人员的责任细则，并对他们自身及家人和关联人物的证券交易建立跟踪监控系统。要有详尽的违责惩处条例。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弄虚作假，挪用、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仅仅谴责几声管什么用？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股市，仅上市公司内部人泄露内幕消息一项，就要去坐牢。游戏规则是靠严格公正的执法来捍卫的。另外，中国的金融证券市场，必须实行真正的实名制，改革现金交易制度，切断内幕交易、洗钱、转移赃款的通道。
还有，要改革监管体制“条块化”的弊端。监管机构受“条块”利益左右，监管的职能可能被扭曲，派驻地方的监管机构屁股坐在“条块”利益一边，对有利于“条块”利益的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充当违规者的通风者和挡箭牌。这种监管的扭曲变质，是股市腐败的体制原因。
《狼市》 狼市基因谁能监督监督者？
策划人：李志林博士在《金融投资报》上撰文说，证券监管机构应该成为反腐败的重点。证监会作为证券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其自身的廉洁与效率是保证证券市场正常运转健康发展的中枢系统。然而，这个中枢系统正在被自身的腐败侵蚀，并助长市场内的各种腐败。
作 者：“裁判”腐败，赛场秩序必然乱套。我在《中国房市警告》一书中就说过，上市公司过五关斩六将运作上市的过程，就是见识贪婪领略“狼道”的过程。从公司改制到申报上市，要被层层权力“卡子”敲诈勒索，被“狼”咬得鲜血淋淋体无完肤才能“裸体上市”，所以上市以后他们也学会了“狼”道。证券监管部门内部的“狼”愈来愈多，从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到原四川省证管办主任张育仁、曾经担任过贵州省证管办官员的高勇，他们的落马不过是监管部门腐败的冰山一角。
监管机构的腐败，是因为它本身失去了监督。美国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要受国会、舆论、公司和公众四重监督，中国证监会、国资委由谁去监督？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国资委的地方派驻机构，无论是垂直领导还是分属地方，问题都一样。中国证监会任命或调免地方机构的负责人，都得与地方协商，或由地方推荐任命。证监会的地方机构官员与地方权力派系多有瓜葛，地方当局希望当地公司更多上市到股市上圈钱，当地的上市公司出了问题又希望当地证管机构网开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牵出萝卜带出泥。地方官员有求于证监会的地方机构负责人，而证监会的地方机构官员也需要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共同从上市公司和股市捞油水。互相不能监督只会利用。
策划人：证监系统内部本身也有监督机构，地方政府内部也有纪检等监督机构，他们为什么不能监督监管机构？
作 者：公平需要异体监督。同体监督往往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自己不能监督自己，左手监督不了右手。权力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总是有偏向感情利益因素的，不会像电脑那样只是冷冰冰硬邦邦的数据交换，为政、执法不公难以避免，文明与进步就在于对种种不公正的限制制约程度。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仅靠组织自身的力量就能维系公平，尽管许多统治者都有类似的许诺，但没有一个能真正兑现，原因就在于自己不能监督自己。
自我监督只能靠觉悟和道德的约束力，但这又往往是最靠不住的。一个社会团体内部，不管自身建立多么严密多么天衣无缝的组织规则，采取怎样的监督制约措施，总是不能避免破坏原则的现象发生。
为了使各种法律、政策原则得到执行，我们设立了许多监督执法机构，但结果呢，一些监督机构本身仍然产生出卖原则、营私舞弊、官官相护的腐败丑恶现象，有时甚至多一个监督机构，就多一个敲竹杠的机构。
一旦监督机构变成了敲竹杠的机构，不仅本身的监督职能会弱化，还会传染、助长被监督体的腐败。证监会里都有那么凶狠的“狼”，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庄家、券商能不学着“狼”？
一个简单的问题摆在那里：怎样才能监督这些监督机构？谁来监督监督机构？
既然同体的自我监督是靠不住的，那就需要异体监督，也就是体外的监督，由别人（别的团体）来监督。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监督，亿万人的眼睛和意志才是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根本力量。但我们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机制与通道，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也即是说，社会监督需要一定的渠道和表达方式，包括选举、罢免官员的权利，人民决定不了官员的“乌纱”，官员就不会怕民众，只需要接好“天线”就能官运亨通。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人民就监督不了官员。没有选举权就谈不上监督权。同时，社会还需要有言论、出版自由，也就是要让大家敢讲真话，有渠道表达。说到底，就是需要民主。民主才是孕育公平的母体。
同样，对证券监管机构，也只有靠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证监会应建立透明的问责制、官员投诉制度和官员述职、接受人大质询等制度等。
《狼市》 狼市基因权力商品化是股市的万腐之源（1）
策划人：中国股市的腐败之源是权力的腐败。从审批权、监管权到操作权，每一个权力环节都存在着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记得你们在《中国1993：走出混沌》一书中就预言过“权力商品化的恶果”（见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1993：走出混沌》第142页“权力商品化的恶果”一节），从今天股市、房市看来真是不幸而言中。
作 者：在一个公正的文明社会，是绝对不能允许权力成为商品的。权力入市猛于虎。民间有句俏皮话：“在中国，最紧俏的价值最昂贵的商品只有一样——权力。”权力之所以能成为最紧俏的“商品”，是因为它的暴利。君不见，山西翼城县委原书记武保安，花钱买了顶县委书记的帽子，有了这“帽子”，他立马借调整干部批发一堆小点的帽子，仅两个节日，就捞了126万元，收回“投资”还绰绰有余，接下去卖“帽子”的收入就是净利润。卖白粉也没这么好赚呀！“帽子”生意有这等暴利，争先恐后排队买帽子的必然是挤破脑袋打破头，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抢购者众而“帽子”有限，市场规律使帽子的价格扶摇直上，掌管“帽子”的可以待价而沽，就差点公开竞价拍卖了（实际是暗中竞价），再贵都有人抢，因为一旦“帽子”戴上头，很快能捞回本，他（她）可以立马批发一大堆“帽子”给下面的人。为了多批发，还可变着花样多多生产“帽子”，一个县级局可以设十个八个副局长，一个乡镇镇干部带“长”字号的就有100多人，顶顶“帽子”都有含金量。河北不是还发生过有人花600万去竞选村官吗？此人绝对不是傻冒，他是算了投入与产出的。
相比其他权力，证券市场的审批、监督机构的权力的含金量更高。李志林在《金融投资报》撰文指出，有的公司完成审批上市各道程序，要花数千万元的关系成本。王小石仅仅是提供一张审批上市公司的发审委的名单，就是30万元，这还只是一张“路条”的钱，算不上一个环节，只是一道工序的前期成本。张育仁、高勇，作为一个地区证管办的官员，并无对上市公司的终审权，只是有一道关卡，高勇在短时间就轻轻松松“卡”进腰包两千余万元（这也许还不是全部）。
一个公司从改制到批准上市，要经年累月，闯过无数关卡，光是大的系统程序就有若干——
一是要争得“身份”和“资格”，也就是首先要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才可能被推荐、审批上市。而管得着企业“身份”的权力机构又有若干个：发改委（以前是体改委）、计委、国资委、财政厅（局）、工商局和证管办等等，每一道关口都可能是一个卡子，不烧香拜佛休想过关。这就是审批制给权力带来的好处。早些年是给原始股（或叫职工股），给10万股，一上市就变成几百万元。除了给重点人物重点关照外，层层的机关各部门都得分给职工股，职工股落到真正职工头上已所剩无几，一些地方的机关福利也从“分鸡蛋”升级为“分股票”。除了给职工股，也少不了现金行贿。一个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得支付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关系成本。
第二大工序是争排队权。名义上，股份公司上市是由券商推荐，但定哪些公司、推荐哪些公司基本上是由省市官员、相关部门及证管办定夺拍板，而且又有一大堆文件需要十几个部门（乃至几十个部门）盖章签字。这道工序非常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成百上千的公司排队等着，都在“做工作”，就看谁的能耐，除了公司基本面之外，与地方主要官员及部门的人缘关系及“做工作”的成效大有关系，非得有重磅“糖弹”不可。某省一公司争取上市，一个“操盘手”——原体改委一个分管处长一口气就为本部门要了120万股原始股，他只给了20多万股给体改委集体，其余与人瓜分，自己得了80万股，一上市就变成1000多万元，这可是“合法收入”，他“买”原始股每股是花了1元钱的。后来不让分股票了，就来现金交易，还有钻石、珠宝、“摇钱树”什么都来了。由于上上下下层层部门关卡太多，每一个部门都要摆平若干关键要害人物，投入上千万元也只是天女散花，引不起“注意”。
第三道工序是想方设法赢得终审批准上市权。主攻的方向是地方证管办和北京的证监会及相关部门。一张名单——指路图就要30万元，还不包括请客送礼。人家为啥要高价买名单？无非是要去做发审委成员——裁判们的“工作”。其成本肯定会远远高过一张指路图的价码。何况不是要做一个“裁判”的工作，还有与“裁判”有关的人的“工作”也得去做。“成本”之巨，可想而知。
还有其他辅助工序。比如委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推荐券商等。这不用你操心，各路权力人物早给指定了一大堆，谁也得罪不起，只有掂分量轻重。那些写条子的，谁都可以捏着你一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