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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辅助工序。比如委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推荐券商等。这不用你操心，各路权力人物早给指定了一大堆，谁也得罪不起，只有掂分量轻重。那些写条子的，谁都可以捏着你一脉，平衡起来费思量，最后只好听权最重和“现管”着的，不行就来几家券商联合推荐。律师代理费、会计师事务所代理费和券商费用，人家要几百万你就得给几百万元（人家也要去给打招呼的人做“工作”呀）。成都一家上市公司前老总亲口对笔者说，公司在申办上市的过程中，券商的一个小办事员，开口敢向他要400万法人股，他没敢给。
一个公司上市，涉及的关卡人物上百，个个都得“做工作”。别说老总累得要死，那“成本”也够惊人的，不花上千万元，休想上得了市。成本这么高，还排队挤破脑袋。人家也算过账，虽说花了上千万元，但只要一上市，可以卖全世界最高价的股票，三十几倍、五十倍的市盈率卖，瞬间可以“圈”回几亿、几十亿元，与之相比，那点“成本”算得了什么？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对高管、内部职工，都是合算的。向权力“投资”的部分，可以加倍从股民身上榨取回来。更不用说高管还有优先股、可以通过内幕交易牟取暴利等诸多油水。
几十上百个“卡子”，是审批制的产物。每一个审批环节，甚至每一个审批环节的每一个过目文件的人，都可能变为“卡子”，无利不开卡，以卡牟利，以卡生财。公司要想上市就只有不厌其烦不厌其贪地一个一个去攻克这些“卡子”。随着权力的“搞活”与觉醒，过关斩将的成本不断水涨船高。而权力一旦能“卡”出巨大经济效益，就会越有积极性去“卡”，不断提高开“卡”的价码，并且出现滚动效应：那些不管经济的部门、八竿子打不着的机构，也要找点由头去制造一环审批程序。为了“卡”出最大效应，权力还可以制造短缺，就是要你去排长队挤破脑袋，你才会出高价往里挤。审批过程繁难，程序越不透明，越诡秘，就越能为权力“卡”出效益。
权力资本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些权力人物看来，我为你办了事，你给我钱，这是天经地义。于是，卖权、弄权成风。权一旦能当成商品去卖，为了多卖钱就要拼命多制造权力，扩张权力，把它用尽用绝。同时要多设关卡，多多制造基层、企业和商人对权力的需求，没事找事，没环节制造环节，扩大权钱交易市场，社会上的卡子、环节越多，权力就越有“主顾”，越能多多卖钱。而权力能卖钱，就越要去设卡，该办的也不办，非要你拿钱才办；权力的“效益”越大，办事就越艰难。
权力这个魔鬼，一旦从瓶子里放出来，让它进入市场，马上就会膨胀得惊人；贪欲一旦得到放纵，它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10年前大贪贪几百万已经很惊人了，今天动辄就是几千万，上亿也不稀罕。
《狼市》 狼市基因权力商品化是股市的万腐之源（2）
权力最能捞取“效益”的市场，一是股市，二是房地产市场，三是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市场，四是金融领域、邮电行业。权力“市场”如此好，是因为权力对这些行业垄断控制最严。权越实，含金量就越高。杨秀珠能弄走几个亿，就在她有实权——审批城建规划及土地转让权。王小石一个名单就几十万，因为它值。那是“必需商品”。
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与权力机关的商业化、权力本身的商品化是不相容的，是成反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权力越是商品化，经济就越是难以步入正常的市场化。
市场经济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要求权力非商品化。因为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商品交换范围越扩大，权力枢纽可能产生的掣肘作用就越强，可钻的空子就越多。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必须不断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发挥民主对权力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禁止滥用权力。一个滥用权力的社会，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权力商品化的恶果，就是权力机关被腐蚀，风气败坏。为了出卖权力得到丰厚的利润，就要拼命地管、卡、刮，拼命地为下面设置关卡、障碍，基层、企业办事就越难，行政机器运转越来越不灵，乃至不给“润滑剂”就转不动，整个社会处处是关卡，步步有陷阱。
中国证券市场的腐败，也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股市政策的设计者、执行者、监管者差不多是同一个机构。权力过于集中就必然产生腐败。每一个失去监督制约的掌权者，都可以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在每一个审批环节都设下“寻租点”。监管机构自身内部所设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左手怎么能监督右手？
策划人：那么，怎样才能铲除权力商品化的毒根？
作 者：中国有句老话，“砍了树子免得老鸦叫”。“条块”越多，部门越重叠，“卡子”就越多。许多部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美国就几个经济管理部门，照样把经济调控得好好的。中国过去有许多主管局，也存在关卡密布的问题，后来有的主管局被砍掉了，那些行业不照样发展得更好吗？真正市场化了的领域，腐败问题反而少多了。比如家电、服装等竞争充分的行业，不要主管部门了，不是发展得非常繁荣吗？现在的大腐败问题都是发生在权力垄断的领域，市场化不充分的领域，如股市、房市、通信、邮电等政府不愿放手的部门。深化改革，就得要改这些权力经济的最后堡垒，打破权力垄断，走真正市场化的道路。也就是要从源头上铲除产生权力商品化的土壤，即削减权力、限制权力、监督权力。
谁都会明白，少一个卡子，减少一项审批，也就减少了一个腐败源，消除了一个“寻租点”。应当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的规定，大幅度减少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行为的管控审批，该交给行业协会或中介机构通过经济关系去管的，就要交给这些机构去做。但要防止把行会、中介机构也变成退休官员把持的留有“敲竹杠”基因的半官僚机构。目前一些地方的消费者协会、行会都弄成了这样的机构。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三公原则被践踏才是股市崩溃的主因
策划人：对于中国股市腐败、混乱和濒临崩溃的根源，目前主流的声音认为是一股独大与股权分置。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作 者：我们不认为一股独大和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元凶，三公原则被蹂躏才是动摇股市基石的祸根。
先说“一股独大”，在美国和德、日也受到推崇。在华尔街，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雅虎的杨致远、盛大的陈天桥、网易的丁磊等，都是一股独大。一股独大的好处是大股东能够全心全意关注公司的经营和成长。德国和日本的企业界倾向认为，如果股权过于分散，每个股东都是小股东，就会出现这样的弊端：每位股东都在法律上无法取得公司的控股权，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会落到高管（经理层）手中，而他们不一定都是公司的股东，即使持股也是少量的微不足道，他们就会存在“打工心态”，可以不管公司长远的命运，产生道德风险，会出现吃里爬外，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实现经理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出卖公司和股东利益以营私，从而产生“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僚相勾结的职务腐败资本主义”。
上世纪30年代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美英模式遂由早先的股权过度分散向股权相对集中改变。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那次股灾中暴露了股权过度分散的弊端：由于大多数股东所占股份比例都很少，导致了股市根本没有向心力，股市一下挫，众多小股东便争相抛售股票，毫无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互相支持的信念。
“9·11”事件发生后，美股暴跌，扑向7000多点。比尔·盖茨、戴尔、钱伯斯等大股东能稳住，没有大量抛售股票，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稳住了股市军心，股指很快又反弹回“911”之前的平台。
《狼市》 狼市基因权力商品化是股市的万腐之源（3）
中国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与欧美日的一股独大有本质的不同。人家是全流通基础上的一股独大，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一样，同股同价、同股同权、同股同法。而我国是股权分置下的一股独大，股权被人为区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不同的股权成本不同，流通股东以三十几倍甚至五十几倍的市盈率买超出全世界平均股价三四倍的高价流通股，而初始股权成本只占流通股东成本1/4左右的非流通股，却与流通股同利同权（甚至有高于流通股的特权），两种股权适用的法律也不同，非流通股主要是国家持股，大股东代表国家，有国家权力做后盾。流通股东的权利很难与之平起平坐。这种股权关系一开始就被扭曲。
更重要的是，中国独大的“一股”主要是国家股，代表国家股的大股东的自然人，并不是真正的股东，这与华尔街的比尔·盖茨、陈天桥是真正的股东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尔·盖茨、陈天桥的股份是自己的，一定更关心公司的命运，自己不会去坑自己的公司。而中国的一股独大就极易产生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僚相勾结的“职务腐败资本主义”。高管不是真正的大股东，自身的利益往往会被看得比公司的前途命运更重要，何况一些高管本身是从国企过来的人，有的本身就有掏挖国企的积习和经验，再加上整个社会从官场到市场对公有财产或他人财产的掏挖之风盛行，一股独大更便于高管勾结官员内掏外挖上市公司。为了自己100万的私利，他们可以不惜损失公司1个亿并断送公司前途。健力宝、啤酒花等众多上市公司就是活生生被高管掏垮了的。A股市场上100多家ST公司和近20家被摘牌的公司，70％以上都是被高管掏垮了的。这在欧美股市是不可思议的。这才是“中国特色”——世界股市独一无二的奇观。
与其把中国股市所有问题都推到“一股独大”和“股权分置”这两个“筐”里，莫如说股市的症结就是这种“中国特色”——一股独大的国有股可以像国企资产一样被自己人出卖、瓜分，当代表国有股大股东的那些人和高管可以掏空和出卖上市公司利益的时候，众多流通股小股东自然也被他们一起出卖了——掏空出卖上市公司的结果是股价崩盘流通股东遭殃。
即使股权分置解决了，如果这种“中国特色”的市场理论、体制不改变，“三公原则”可以被任意践踏，市场即便能有短暂的兴奋期，仍会重归颓势。因为市场仍然是不安全的。
只有真正实行“三公原则”，才是股市长治久安之道。
策划人：在你们看来，贯彻“三公原则”比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更重要。那么，你认为为什么写进《证券法》的“三公原则”，不能在市场得到很好体现呢？
作 者：解决股权分置能给流通股东一点甜头，使市场暂时兴奋一阵，但是全流通同样解决不了打击市场信心的欺诈腐败问题，因为即便没有一手遮天的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了，高管经理层同样可以勾结权力人物掏空上市公司，欺骗掠夺投资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落实“三公原则”。
《证券法》规定，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这个“三公原则”在市场上得不到很好贯彻，主要是因为制度缺陷，就是“中国特色”的那些东西在起作用。
首先是公开原则，我们这个社会缺少“公开”的传统与氛围。公众包括股市广大投资人的知情权得不到尊重，即便是某种市场信息，能让地方官员高兴的他（她）才叫你公开，对他们不利的决不让媒体公开。官场的报喜不报忧，也会传染给企业。虽然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制度，但在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里，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有许多可以“灵活”的造假手段。上市公司虚报业绩，对地方的GDP和经济形象也有好处，因此地方官员即便知道一些底细也睁只眼闭只眼，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上市公司高管造假作弊，露了马脚也会帮上市公司搪塞，保公司高管过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况且，上市公司造假，有非常多的“擦边球”可打。他们可以在成本和收入计入的时间差上做文章，想什么时候把业绩“做”高就少计入成本多计入收入，想什么时候把业绩“做”低，又可以通过多计入成本推迟计入收入，通过业绩波动来制造股价波动，以便自己从内幕交易从中渔利。
虽然中国证监会逐渐严格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但由于缺乏最终监督，上市公司有许多可做手脚的空间，很难做到全透明，充其量只是半透明或假透明。社会、经济领域造假成风，没有多少数据能让人相信，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是公平原则。“公开”都做不到，“公平”就更难了。“公开”的目的就是要做到透明，便于市场选择和社会监督。做不到透明，大股东、高管可以与权力联手暗箱操作，小股东及社会大众和媒体无法监督，大股东和高管侵害掠夺小股东的不公平现象就不可避免。
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在业绩披露上的“灵活”处置，搞内幕交易，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深发展前行长贺云，曾经动用311亿元信贷资金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随后，东方电子原董事长陈元柏竟然让旗下财务公司人员投入68亿元资金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前不久，ST农化的监事李建也在低位买进自己公司的股票，最大获利超过40％。身为上市公司监事，李建的职责本是监督公司的行为规范，维护股东大众的利益，结果他自己“裁判”踢球，还谈什么“监督”。媒体在2005年中秋节前夕又惊曝“大牛股”海虹控股的做庄内幕，又将会有一出好戏看。
“三公原则”被蹂躏，最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上。早期是额度、指标审批制，大量的黑箱操作，腐败惊人，欺诈盛行，有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公司联手骗取上市指标，烂公司也被“包装”上市，高价“圈”股民的钱，如红光和大庆联谊等。
2001年以后，股票发行的通道制正式实施，从表面上看改变了过去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得主承销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风险，同时也获得了遴选和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利，但实际上，中国证监会依然具有主要决定权。发审委要受证监会上市部门的左右，而且发审委成员的产生也多由证监会等部门推荐定夺。等于还是审批制，只不过穿了一身皇帝的新衣，并把更多的责任推给了并无实际遴选权的承销商。
2004年2月以后，证监会又开始推行保荐制，与通道制相比，保荐制增加了由保荐人承担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连带责任的内容。应该说，这些改革是证券发行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进步，但只是形式上的，在证监会、国资委的权力仍是幕后主宰的情况下，承销券商担不起也不会去承担责任。王小石案就是在实行保荐制后发生的，一张发审委成员名单（公关线路图）就值几十万元，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第三是公正原则。对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惩处要严格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市场秩序，捍卫投资人的利益。然而，由于证券市场的腐败多有地方行政权力的卷入和腐败官员的参与，甚至有监管机构的官员涉足，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缺失，查办打击不力，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官相护，即便某个高管、大股东或审批官员给市场投资人造成了几亿、几十亿的损失，最多也就判两三年，有的还缓刑几年，判了等于没判。犯罪成本如此低，何以能慑众？
“三公原则”无法在制度实施上充分体现出来，必然导致违规欺诈盛行，制度缺陷导致制度“掠夺”。这才是中国股市成为“狼市”的主要病根，而非股权分置。不解决“三公问题”，就是解决了“股权分置”也振兴不了市场，因为其改变不了“狼市”现实，投资人还是会被吓跑。
《狼市》 狼市基因淮南为橘 淮北为枳
策划人：看看美国股市上中国概念股的表现，再对比A股市场，你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怎么优秀公司都跑到美国股市去了。
作 者：中国有句成语，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讲的是水土环境对植物的影响。水土不对，淮南的橘树移到淮北就变成枳树。用这个成语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很有味道。美国股市的土壤不同于中国股市的水土，那里是民主法制环境，美国股市的“B门”、“玄关”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