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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给我们的来电还说，中央苏维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军事路线犯了错误。我不明白，政治路线如果正确，中央就不至于被蒋介石逼出苏区，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又产生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不知二位作何解释。”张国焘装着若无其事地边进食边说。
彭德怀听着张国焘这话，感到纳闷，心想张国焘今天请我们吃饭，讲这些是什么用意？他很想给张国焘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看了一眼聂荣臻，便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回答张国焘的问话：“我感觉到那时的军事路线确实错了，我在前线指挥作战，深受其害。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你说是不是？老聂。”
“是这个样子的。那次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聂荣臻应声补充道。
张国焘发现，彭德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聂荣臻作为一个军团政委，在这方面比彭德怀明白得多，但他却不主动回答这个问题。
“张主席，今天两支部队会合了，亲如兄弟，今后斗争，大有希望，为这我们干一杯。”聂荣臻也许是发现了张国焘那若有所思的样子，便举起杯子倡议道。
“好，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主席，干杯。”彭德怀也随即举起杯子。
“不必客气，今后还望二位多多捧场。”张国焘似如梦初醒一般，慌忙中举起了酒杯，但很快镇静下来，以一种豁达的口气，继续说道，“往后两位有什么困难，找我。眼下，我知道你们的部队减员比较多，不要紧，我拨一部分兵力给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嘛！”
接着，黄超也端起了酒杯，他一是怕张国焘喝多了说话走板，二来让聂荣臻、彭德怀多喝一点，喝到吐真言的时候再罢休。
碰杯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来，客人没醉反倒主人醉了，黄超的舌头不太听话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碰杯声消失在夜空中。
张国焘一无所获。
送走了聂荣臻、彭德怀，张国焘的头有点晕乎，脚也显得有些飘然，但思维是清醒的。他心里在想，我就不相信一方面军就是铁板一块。不过他又想，看来我亲自出马有很多不便，好多话不好说，如果让黄超出面，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张国焘独自冷笑了一下，心里又想，你毛泽东有什么，不就是那一万多兵马吗？如果我釜底抽薪，把你手下的大将拉一个过来，你就得听我的了。
拉谁？张国焘首先盯住的就是彭德怀，他认为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心里肯定对毛泽东不满。今晚彭德怀说的话，是话里话，毛泽东也可能是避免功高欺主的事情发生，才那样严厉对待彭德怀。于是，当彭德怀在亦念时，张国焘就特派黄超到彭德怀那里去当说客，进行拉拢和挑拨。《彭德怀自述》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过去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的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
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不满30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
此次失败，张国焘仍不甘心，他又指使陈昌浩对林彪、聂荣臻进行拉拢和挑拨。《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写到此事的：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正因为如此，聂荣臻忧心忡忡，他担心林彪这个人被张国焘拉过去。尤其是他获悉张国焘要把他和林彪分别调到别的部队去任职的时候，这就更让他担心。所以他郑重其事地对林彪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说服。为此，两人吹胡子瞪眼舌战了一番。
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
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次争论，林彪才有所醒悟，不然，他就有可能投靠张国焘了。
张国焘见这一招没有行得通，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法。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最后的妥协
到目前为止，张国焘的所思所为，都表露着他的政治野心在不断膨胀，已萌生了做中共领袖的欲望。因为在他看来，空谈政治路线不行，必须掌握党内最高权力才能有效地去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自中央常委通过《松潘战役计划》后，中央就要求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一起攻打胡宗南部。
7月1日，张国焘返回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理县后，却按兵不动，节外生枝地提出“组织问题”，并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要挟说：“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如果不“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7月初，中央派王稼祥、李富春率领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张国焘为了表示拥护中央，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他指示四方面军总部欢迎慰问团的场面要十分热闹。
7月6日，王稼祥、李富春等一行在一阵口号声、欢呼声中，喜笑颜开地步入欢迎会场。
在连续不断地握手、问好、欢呼、讲话之后，热闹的场面终归于冷静。
“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须加强总司令部。”欢迎会结束后，张国焘突然向李富春提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张国焘见李富春有些木然，接着胸有成竹地说，“依我之见，朱德仍为总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这样便集中了两军中的主要军事人才，有利于今后合作。”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会有考虑的。”李富春也只能这样回答张国焘。
当然，张国焘明知李富春没有这个决定权，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估计到他肯定要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
果然，李富春很快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便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商议此事。
“看来，张国焘对他任军委副主席很不满意呀！”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
“实在不好办的话，就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吧。”张闻天提议，“不然他会闹事的。”
“不行。”毛泽东的话斩钉截铁，“如果让他当总书记，党内非乱套不可。”毛泽东说完看了一眼周恩来。
“把我这个总政委的职务交给他，怎么样？”周恩来以征询的口气说道。
“可以考虑。”毛泽东说，“今天只是个意向，等下次开会再正式研究这个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到达芦花（今黑水县），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这份电报还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这一手很厉害，一箭双雕，既可为他的南下主张服务，又可以催促中央尽快给他更大更高的权力，但要权是他目前采取这种拖延做法的根本意图。毛泽东对张国焘延迟北上，急得满嘴都起了泡。
“就在这里开个会，解决组织问题。”毛泽东火啦！
虽然毛泽东已经准备交给张国焘更大权力，但张国焘公开要权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且他和陈昌浩进行了非常默契的配合。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
“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提拔一批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张国焘在会上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开列了到军委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员几乎都是他手下的人。
“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更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建议提出了纠正性的意见。
围绕组织问题，会议陷入僵局。
正值此时，参谋人员送来一份急电，直接递给了张国焘。他扫视了一下，递给了徐向前，徐向前细细看了一遍，便又转给了朱德。
朱德捧着电报反复看了几遍，接着就交给了毛泽东。就这样，这份电报在与会者中传了个遍，但都默不作声。
这封电报是陈昌浩专门给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的，电报中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按陈昌浩的安排，张国焘就成为一、四方面军的统帅了，并且拥有自决的权力。
与会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国焘更是眼观六路，看这些人都有些什么表情。唯独毛泽东却自个儿在那里闷闷地抽着烟。他想，张国焘要权这么贪心，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没有想到他会借别人的口为他要权。
会场一片寂静。
“各位同志，鉴于目前两军会合，组织问题需要作一些调整，以便更有利于统一指挥，我郑重请求中央批准我辞去总政治委员职务，建议由张国焘同志接替这一职务。”周恩来的话音立刻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
张国焘两眼盯着周恩来，心里立刻复杂起来，欲说不能，只好保持沉默。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职位。
毛泽东深深吸了口烟，看了张国焘一眼。
会场又一次陷入寂静。
“我看恩来同志的建议可以考虑。”毛泽东说话了，“国焘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前，两军刚刚会合，急需要加强团结，由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是比较合适的。”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张国焘一言不发，只好默认了。但他是不甘心的。
虽然张国焘对这一职位不满意，由于其他同志都赞同，会议就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表露了当时的心情：“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按张国焘这话的意思，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他是不会屈尊当这个总政委的。
然而，他“屈尊”此职后，毕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又成为他绞尽脑汁的一个问题。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权力在阴谋中作祟
张国焘由一个方面军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是中央为了能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而不得不作出的必要让步。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郑重指出四方面军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
张国焘虽然感到取得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眼下却以胜利者自居了。
殊不知，因为他向中央要权，耽误了时间，给红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来红军北上不必经过险恶的草地，但现在红军北上只有跨越草地一条路了。
张国焘借故要解决“组织问题”，拖延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部相策应，而懋功地区又被敌人所占领，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军委不得不取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着红军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周恩来主动让出了总政治委员的职位给张国焘。
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他既能行善，也能作恶。
在善恶之间，张国焘将作何种选择？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裂痕在摩擦中扩大
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张国焘不会就此罢休。
眼下，“组织问题”虽然作出了安排，但张国焘一心想当军委主席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依然寻找种种借口与中央抗衡。
芦花会议后，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
张国焘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成为张国焘控制中央与红军联系的总开关，也就是说，中央领导想要与红军各部队联系，就必须经过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静观他今后将如何动作，但心中也不免忧虑。
尽管如此，一切已开始趋于平静。
然而，就在此时，风波又起。
张闻天在与张国焘的两次谈话中，发现张国焘总怀疑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逃跑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表现得那么迟疑不决，总是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不放。西进川康，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张闻天认为，北上与南下，不是小问题，而是两条对立的路线，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为此而深感忧虑，他想很多干部对此一定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辨不清谁对谁错，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是对的，是中央与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