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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假如蜀汉刘禅也是很短命的话，蜀汉内部也会乱得不可开交，东吴在孙权死前孙权再折腾政局还能保持稳定，但是在孙权死后变动无常，其实这是比曹魏更好的例子。
魏被晋所代，很大程度亏在自己那几代皇帝的寿命之上啊。
正文 第九十二章 子午谷 决策角色 奇兵
三国随章侃第九十二章子午谷决策角色奇兵
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
本章一开始就引出了一大话题，便是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谷计划，此非演义杜撰，史书上确有记载：三国志中记载：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而《魏略》更是记载了子午谷计划。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演义中便是以此为蓝本。
子午谷计划长期以来便是争论不休，其中，子午谷计划的可行性是一大焦点，有从数据，地理，才干，等等方面来论证的。对这些论证，这里并不一一介绍，其实在我看来，子午谷计划的可行性并不是十分重要。
当然，首先要说明的，我认为不重要倒不是因为子午谷计划完全不可行，魏延提出这计划虽有夸大自身贬低敌军的问题，但是也未必不能成事，当年韩信偷渡陈仓，背水一战，在当时人看来何尝不是完全的不可行，但是都成功了，魏延说不定也能一举成功破得长安。即使反对此计划的诸葛亮也没说此计荒谬，只是说太过危险，但是行军打仗都是行险之事。当然，我更没有认为子午谷计划完美无暇，出奇兵往往便意味着风险，子午谷本是险道，便是出得也要面对敌军大众，若有一点闪失，难保有覆灭的危险，就好象日后邓艾偷渡阴平，其实也是险到了极点，几次三番有覆灭的危险，邓艾的成功，可说是运气实在太好，但是魏延是否有这么好的运气，就不可得知。
其实在我看来，子午谷计划是个不完全计划，便是说，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他这个计划不是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方失误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这是一种不可复制计划，而且因为没有成行，我们更不知他到底会是成功而是失败了。
何况，最关键的一点，这个计划的可行与否并不是取决于魏延，而是取决于诸葛亮。魏延的计划中，夺取长安只是第一步，魏延面对的长安并不是邓艾面对的成都，邓艾破了成都，蜀汉就灭亡了，钟会只是来接收胜利果实而已。魏延破了长安，则要面对曹魏的反攻大军，要求诸葛亮快速赶来与魏延会师，否则以魏延之兵力，长安绝对是守不住的。这里的计划关键还是在于诸葛亮的大军是否能及时赶到，这个计划并不是魏延一军而已，而是关系整个蜀汉北伐军的整体计划。这自然不得不要求全盘考虑之。
魏延提出子午谷计划，作为一个随军将领，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诸葛亮不同意子午谷计划，也有他的道理，其实双方都是正确的，只是立场不同。
作为魏延来说，他是当时诸葛亮之下第一重将，常年在汉中与敌军对峙，又常欲独立带军，提出这个子午谷计划在情理之中。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他要通盘考虑大局，魏延确实乃一良将，但是兵出险招，难保没有问题，魏延乃当时蜀汉大将，名声极重，一旦有所闪失，对蜀汉来说可谓是大败，何况蜀汉兵力毕竟有限，分兵与魏延出子午谷肯定也少不得大量兵士，诸葛亮所部力量便弱了许多，能否对付那些魏军也是未知之事。便是对付得了魏军，正如前面所言，能否及时赶到与魏延会师也是难知之事。诸葛亮有一大特点，便是谨慎至极，他不同意魏延计划乃是再正常不过。
其实，也就是立场不同，便是魏延站在诸葛亮的立场之上，有一将自告奋勇行那子午谷计划，魏延会答应吗？他便是相信自己能成事，但是也会疑虑那一将是否能成功，（若是魏延亲身犯险，魏延自然对自己的能力相信无疑，则大军该何人带领呢？）尤其是这个成功与否决定了整个大军的走向，那时的魏延也必然会如诸葛亮一般谨慎。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知其位的滋味。当年诸葛亮辅佐刘备时，也提出过许多冒险的计划，但是一旦自己掌权，便谨慎无比，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越是谨小慎微。魏延和诸葛亮的冲突其实都没有错，只能说是一种自己扮演的角色冲突。
说到这里，我们再说说奇兵，子午谷计划便是典型的出奇兵制胜，奇兵因为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便被尊为成功的不二法门。但是也需要注意到，奇兵往往也就意味着风险大，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成功的奇兵事例，但是那是因为失败的没有列入史册而已，实际上奇兵大都以失败居多，正常情况下，一般的战斗都是以所谓的正兵也就是传统战术比拼实力，奇兵只是辅佐而已，而且奇兵也是要许多条件的。
奇兵其一者：被迫而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危在旦夕，故不得以而用之，这种奇兵都是被逼出来的，就好象曹操初起兵时往往出奇兵制胜，但是并不是他喜欢出，而都是被逼的，就好象官渡偷袭乌巢，那也是因为被逼得没办法了才硬上的，日后曹操出征也都是正正规规和人比拼，没有玩这种险招的，也是，我现在家大业大，又没人把刀架我脖子上，干吗要冒险呢，韩信当年背水一战也是因为当时实在没兵了。
奇兵其二者：需有兵可用，你说你想出奇兵，那一定要能调动得了那些兵才行，不管有几个兵，若是你调动不了，那也别想出什么奇兵了，韩信能出奇兵那就是因为有兵权，虽然兵是差了些，但是总有，后来邓艾能出阴平也是因为他实际上也是独立带兵的，他没和钟会合兵，独立带军，否则能不能出阴平也是问题，至于魏延就不行了，受到了诸葛亮的节制，兵权有限，没有命令是出不得奇兵的。
奇兵其三者：实力对比强者可出之。又要说到实力了，大家或许很奇怪，不是奇兵都是弱者所用吗？为什么变成这样了。确实，弱者要出奇制胜，因为他们实力弱，不出奇难以扭转，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实力弱所以也没办法出奇，因为经不起打击，一旦失败则血本无归，但是强者不同，因为实力强，所以可以在正兵之外还分奇兵骚扰之，成功最好，不成功也对整体影响不大。就好象蜀汉对曹魏，魏延的子午谷计划即便成功，对曹魏也不是灭顶之灾，还有大量地盘可供回旋。但是邓艾偷袭成功，则蜀汉覆灭。魏延子午谷计划失败，身为蜀汉大将的魏延身亡，近万将士战没，对于北伐大军则元气大伤，但是即便邓艾所部全没，曹魏还有钟会在后，钟会之后还有司马昭亲领大军随后。（当然，还是因为邓艾自己统领所部的关系，但是也是因为当时曹魏实力足够强盛，诸葛亮就没有那么多的实力可以留出大军给魏延，这一点到了姜维那时也是一样，姜维当初也和魏延一样觉得给自己的兵少，但是得掌大权也分不出兵给手下部将，就是因为实力不足。）
所以说对于弱国来说，出奇制胜是一种办法，如子午谷，但是这种办法伤敌也伤己，赌博性很大，做的不好便是亡国之途，不是万不得已不会用，而另一种办法便是如诸葛亮这样以正兵出击，在局部形成优势，指望对手犯错误了。
这两种办法不能说好坏，都是要看运气与对方的反应而定，后者相对稳妥一些，诸葛亮选择了后者，是因为他的地位，也是因为他的谨慎，也是因为国家的实力。
正文 第九十三章 辩与论
三国随章侃第九十三章辩与论
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
本回之中有两件大事，其一者是未来的蜀汉大将军姜维归汉，说起来三国时期对于降将的待遇都是不差，蜀汉投奔到曹魏那的黄权孟达都颇得宠信，但是如蜀汉这般重用的还是少之又少，日后夏侯霸光杆司令逃了过来，不单得封车骑将军的高位，后主还亲自与他拉关系，将费祎暗杀的那位也是从曹魏那边投降过来的。而一个降将能成为日后掌握一朝军权的大将军，并深得朝野上下信任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姜维就做到了，当然，实际上姜维在曹魏本就官职不高，大半事业都是在蜀汉做下的，不过这其中诸葛亮对其的重用信任分不开，虽然不是象演义中那般，但是诸葛亮对姜维确实极其信任，视其为培养对象。不过演义中的姜维那段识破诸葛亮计策与击败赵云则是演义为了显示姜维之能而造出来开的，姜维归汉颇为离奇，本来姜维与天水太守一起出行，走到一半太守听说诸葛亮大军来了，而且诸县都纷起响应，于是担心这身边几人，便自己跑了回去，等到姜维一行（和姜维在一起的也就是演义中提到的那几位梁绪尹赏那几人）发觉太守跑了，跟了过去到了城门那不放他们进去，然后又跑去冀城，也不放他们进去，这一行人走投无路，结果只好跟了诸葛亮，演义在其中加了一些作料，将太守的疑心归咎于诸葛亮的计策，应该说比历史还合理，但是毕竟不是历史。姜维这样做肯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日后诸葛亮退兵他和母亲妻子都失散了，此时的他没想到的是他日后大半生涯都在为蜀汉做事，成为了蜀汉的大将军。
姜维的事先介绍到此，日后他有颇多篇幅，我们还是来说说另一件大事。王朗被诸葛亮骂死。当然，这只是演义而已，诸葛亮在演义中有两大论战，其中第一次是舌战群儒，第二次便是骂死王朗。自然，这两次都是演义虚构的，诸葛亮到得江东没有舌战群儒，更没有骂死王朗。但是演义这虚构也并非完全凭空，因为这两次诸葛亮都有发生过论战。
这第一次自然不需说了，诸葛亮虽然没有和江东群儒论战，但是却和孙权论了一次，说服了孙权与刘备同盟对付曹操，这在诸葛亮的传中占了颇多的篇幅。这第二次嘛，也不是没有来由，刘备死后，华歆，王朗，陈群等几位汉室老臣，曹魏显贵写信给诸葛亮，干吗呢，劝降！这几位知道刘备死后刘禅年幼，大权在诸葛亮手中，便写信给诸葛亮，（对于大权在诸葛亮手中这点谁都清楚，国内如此，曹魏孙吴那边有事也就找诸葛亮。）大意便是曹魏这边天命在此，你们就降了吧。诸葛亮一开始不回信，后来看写信的人多了，大有攻心宣传战的意思，便写了一《正议》公开发布，也就是公开信了，这一事可以说便是诸葛亮与王朗论战的雏形，之所以找到了王朗作为这个被骂的人物，一来是王朗正好当年是写信给诸葛亮的一人，另外王朗在诸葛亮北伐那年死了，这时间最近（虽然诸葛亮北伐是春天的事，王朗是十一月才死的）。《正议》其实比演义中为诸葛亮所写的那些话好了许多，想想当年诸葛亮就是靠说服刘备孙权两人才有了日后的功劳，其辩论之力自非一般。
说其这论战，这历史可就早了，从人类会用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就开始了吧，只是那时应该辩论的是对具体利益的分配，比如今天打到的鹿应该怎么分，我们部落该不该和别的部落交换猎物。等到了社会制度秩序建立起来，人类便不单对具体的利益，而且对总体利益，人类利益，道德，思想，行为规范，制度开始了全方位的辩论。
古代西方，最出名的便是希腊罗马的辩论，那些思想家们都有着极其漂亮的辩论能力与语言组织能力，但是最知名与出色的还是那些街头演说家们，用华丽的语言煽动人们，用刻薄的话打击政敌，尤其那些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一个优秀街头演说家便能煽动其可以撼动政权的力量。这点在近代西方革命中有着极好的体现。
至于中国社会，地域的辽阔使得街头演说家的影响力有限，但是也不乏杰出的辩论者与演说家，在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时代，诸子百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辩论。哲学，军事，政治，道德，几乎无所不包，各家的代表人物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学说，也在抨击别人的学说。
在孟子等这些诸子百家人物的辩论中，辩不是第一位的，而论才是最重要的，辩只是为论服务而已，他们的辩论只是一个目的，宣传自己的学说。在民众中辩论，为的是获得民众的支持，多收信徒，在王者贵族面前辩论，为的是获得上层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各国之中，无论是在王侯的住宅，还是平民的聚集区，甚或农民甚至奴隶的集会上，都可以看到几个士人在激烈的争论着。
辩论，终究只是一个软力量而已，只能间接的影响别人，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人，要想如诸葛亮这般骂死王朗毕竟只是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场面，人类之间还是要靠拳头说话的，诸子不能应付秦国大军，而儒生也只能在秦皇的面前被炕，无论多么的善辩。
说到底，辩论只是一个手段，无论是在市集之上与人辩论，还是朝廷之上与人辩论，都只是一个手段，为的是达到一种目的而已。为辩而辩，也只有在练习课与现代那些辩论比赛中才会出现。（辩论辩论，所谓辩者，只是下乘，做的不好便是陷入诡辩术的境地，没有立论基础，再好的辩者也只是一个说客而已。所以说一度流行的辩论比赛根本毫无益处，随便抽取一个论题做正方反方，这使得选手只是单纯的比较辩论技巧，甚至堕落到以抓对手语言上而不是理论上的漏洞，调侃以获取掌声为乐，这样的辩论纵使胜了，又有何用？相比起来，那些魏晋空谈家都比之好得多，至少他们辩论的是自己想论的，而不是机械的抽取论题辩论自己不喜欢甚至不懂的东西。那些大专辩论会与其说是在辩论，不如说其在作秀更好些。）
辩论目的其一：说服别人，让别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辩论的最初目的，所谓语言的魅力，以改变历史，历史上那些说客的名字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而说服别人也有一些分别，如从说服的程度上分，或是彻底的说服，让其成为自己的信徒，就好象那些宗教传教者所做的一般，不单从技巧上辩而胜之，而且将思想也全部灌注了进去，获得全身心的胜利。历代那些思想大师便是此中高手，尤其是那些宗教开教之初者，以一己之力获得众多门徒的拥戴支持，进而成就盛举，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即便现在的各大宗教中人，也多有能言善辩者，当年便是靠这起家的嘛。
或是普通的说服，论而胜之，让他做到了自己想让其做的事，但是并非全身心的迷信之。与其说是思想上的臣服，不如说以利益分析上的选择，各代说客都是以此为生，诸葛亮能说服孙权，便是利用了对时局利益的分析，而不是思想上对孙权的洗脑。假如前者可说是思想的征服，后者便是利益的驱使。当然，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胜利者只是点拨而已，提个醒，另一方其实在内心中和胜利者在基础面上有一个共识，或者说，潜意识里有这样一个共识，胜利者只是说出了失败者想说或者还有疑虑的事物而已，让他下了决心而已。也就是说，真理，至少辩论双方认为的真理是一致的，或者说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一直存在，胜利者只是早些发现了这点而已。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双方根本在基础面上没有共识，他们认为的真理或者基础利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条件下的辩论目的不是说服。而是宣传。
辩论目的其二：宣传。诸葛亮在收到陈群王朗等人的来信，并不回信，可见他知道辩论并不能说服陈群他们来投，就象他们说服不了自己一样。但是为何他依旧还写了《正议》呢？这便是出于宣传的目的。
从古至今，自有文字以来，各种势力甚至每个人之间的争斗都会伴随着宣传。而其中多是以辩论的模式。一方提出自己的观点论据，另一方反驳之。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些辩论便是胜利了也毫无用处，这些宣传并不可能使敌人不战而降，但是都在做，而且乐此不疲。在其中捏造事实，诽谤，顾左右而言他，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辩论并不是要达到说服对手的目的，而是为了在第三方之中达成一种宣传而已。当然，这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