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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这份报告十分典型地强调了用正确方式、正确的援助量帮助别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诱使穷人去乞讨和欺骗”。私人团体在行动时应该有识别力，但政府组织却可能发现自己很难对一些人说“可以”，而对另一些人说“不”。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依赖救济者
在19世纪早期，当考察政府应有哪些合适功能的时候，许多美国作家提到了古罗马的经验。在古罗马时代，“当时的政治家”用“向穷人发放救济”来获得“他们自己远远没有能力获得的地位”。每月对所有人分发玉米的行动充满腐败，“至少得用150年时间来纠正那些坐等施舍而放弃努力工作者的坏毛病”。1845年，纳撒尼尔·威尔用这个问题总结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并且沮丧地预测，美国政府的福利制度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迟早也会完蛋，因为掌握权力的官员用这种福利来收买穷人选票，而正是这些穷人给了这些官员分发大量金钱和政府开支的权力。威尔注意到，官员的权力越大，他们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工资也越拿越多。
美国作家也引述了英国的经验。他们经常引用托马斯·查尔莫斯的观点：“国家救济是分离血族关系、结束家庭感情、压迫穷人自己的自助和自尊本能、并将他们变成依赖救济者的强大溶剂。”他们批评英国制度，因为它让每个人“活下去，而不管他是好逸恶劳、挥霍或有罪。”他们用《圣经》关于人类生来有罪的语句来引述这种批评：“我们能想像让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批准这种旨在诱惑社会中最弱部分人的制度吗？这种制度只能使懒汉和不受惩罚者肆意挥霍。”
在本质上，美国人一年一年都在将其他国家或其他年代的经验放在心上。这些经验表明，由于官方救济不歧视贫穷，因而它“只会强化有资格申请救济的现象”。“改善穷人地位协会”强调了“所有救济都是暂时的”这一规则。该协会认为：打破这一规则，就意味着许多人一旦开始学会依靠公共或其他救济，就不仅会忽视使用上帝给他们的力量，而且在他们条件好转后也会伸手要救济。这将导致大范围的人申请救济。个人和社会都没有能力应付这种问题。
所有历史和现实研究都表明，“救济用得越多，以后要用的救济就越多：这就像供求关系一样，除非这种派发是在最严格的歧视条件下进行的。”美国人也从教堂的讲坛中得到信息。1853年，鲁弗内尔牧师称，“懒惰和目光短浅可能导致国家税收资金的大量滥用和被官员挥霍。”他还进一步指出：慈善需要最大的亲切和同情，那种只将慈善工作当作获取工资而非出于爱心的代理人不应该被派去执行捐助者的意愿。开办贫民救济会应属于一种商业。其他牧师也做了类似的评论。
美国人也从白宫得到了类似信息。1854年，国会根据多萝西娅·迪克斯的提案，通过了要求联邦政府建立和维持精神病院的法案。但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否决了该法案。他解释称，虽然他愿意帮助精神病患者，他们不应对自己的困境负责，但由此引起的高额拨款可能导致联邦政府执政能力下降。他指出，“如果国会有权力为穷困的精神病患者拨付供应品，那么国会也有权力为那些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穷人拨付。”皮尔斯还认为，“这种法案事实上可能有偏见，而并不会对慈善事业有益”，联邦资金应该不再被用于地方救济：“一旦该法案成为法律，国会就会为这个目标拨款，国内的慈善基础将被耗干……”皮尔斯的否决最终被通过。
皮尔斯对“耗干”慈善的这种担心在那个时代十分典型。作家和慈善工作者不仅讨论政府对穷人补贴的影响，而且也讨论此举对那些境况好的人的态度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人们逐渐相信即使他们不向穷人提供帮助，专业人士也会向穷人提供帮助，即使他们不捐助，政府也会捐助，那么介入参与和私人慈善的源泉将被耗干。所有传统的媒体都告诉美国人，那些慷慨而有同情心的人虽然愿意努力工作，但政府的慈善项目却可能抑止并打消他们的积极性。
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些媒体唱出了不同调子。一些“美分报纸”（因其售价为一美分）变成了为“穷人”做广告的自觉鼓吹者。对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来自19世纪中叶美国的著名记者贺瑞斯·格瑞雷，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1841年，格瑞雷是《纽约先驱报》的奠基人和编辑，当时他只有31岁。他相信社会普救说，认为人的天性是好的，每个人都有权永远被救助或暂时富裕。他可能从来没有说过当时很流行的话：“年轻人，去西部吧。”但他的确建议许多年轻人通过参加公社与贫穷作斗争，人们在公社里没有竞争压力，人们天性的友好就可以表现出来。当时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罪恶本性导致懒惰，穷困的人如果得到救济而没有解放生产力就容易堕落为依赖救济者，但格瑞雷并不接受这种流行的宗教观点，他认为人们救济那些有工作能力却不工作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最后被迫承认
格瑞雷不是一名伪善者。19世纪40年代是美国搞社会实验的时代，在一定意义上，这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格瑞雷亲自参加了三个公社，这些公社都致力于寻找消除贫困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社会革命的中心。它们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尔韦尼亚协会”、新泽西州的“北美方阵”、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他甚至成了“美国联想论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团体相信人虽然天性是好的，但却被资本主义社会腐蚀了，该组织期望将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观念付诸实践。1844年，格瑞雷在纽约市的一个宴会上与一名公社主义者相遇，这名公社主义者“做过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在这个大陆上开创了这一事业，并且已致力于从事这种将长达一个世纪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还有许多边缘事业。然而，格瑞雷和其他有才华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例如查尔斯·达纳、玛格丽特·富勒、乔治·里普雷等其他人，他们这些人的确把水搅混了。如果他们没有干这一新世纪事业的愿望，他们就必须努力去解开前一个世纪的疙瘩。他们对公众谈论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每个人都有权生存，这就需要通过集体机构将财富重新分配，同时这也是消除贫困的道德办法。
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这些观念都可不时发现。格瑞雷与其前助理编辑亨利·雷蒙德一道，在报纸上对这些观念作了全面的系列探讨。当1846年讨论开始时，雷蒙德只有26岁。他一开始在《纽约先驱报》协助格瑞雷，后来跳槽到与该报具有竞争关系的报社工作。几年后，雷蒙德来到《纽约时报》。但雷蒙德仍然对格瑞雷十分尊敬，他后来曾写道：“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格瑞雷如此聪明、敬业和高效的记者。”但两人之间的哲学分歧十分尖锐，一名记者发现，格瑞雷“天性自由”，而雷蒙德“天性保守”，“他们两人一个是相信社会普救说者，一个是长老教会员……”当雷蒙德用笔向格瑞雷挑战决斗时，格瑞雷同意了，两份报纸都同意从各自方面发表12篇文章。
1846年11月20日，格瑞雷率先开始了系列讨论，他假设“整个人类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在地球上生活的平等权利，那么每个纽约市居民也有“平等分享土地、树木、水源和所有天然产品的完全权利”。格瑞雷没有讨论个人义务，而是集中在权利方面，他谴责我们今天生活的文明社会干涉了平等分享“不受阻碍、不被收买的快乐”的权利。格瑞雷的解决办法是“联合”，这样，所有的财产就都是公有而不是私有的。
作为回应，雷蒙德从历史角度认为，困难的确源于人们通过个人努力来挣取面包这种需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工作要求，贫困的问题将增加一千倍。没有它，文明就无从得知，地球的面貌就会变成荒漠，人类可能变成野蛮的动物。雷蒙德认为，人的天性就是同情。他认为，格瑞雷不愿意挑战人类本性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包括“罪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雷蒙德一直抓住这几个问题不放，直到格瑞雷在第六次辩论中最后被迫承认，仅仅是社会重组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精神道德方面的转变，由懒惰或贪婪人组成的流氓和懦夫协会不可能持久”。雷蒙德然后阐明了他的立场：消灭贫穷的办法只有通过“单个人的个体改变”。他认为改变应该“通过可将个人变成基督徒的劳动着手：寻求他们的个体和道德转变。只有在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所有必要的社会改革才能受到影响或顺势进行”。
对于这一点，格瑞雷提出了半个世纪后才变得非常著名的“社会福音”理论。他试图表明，基督教的核心是公共生活和物资再分配：“联合会基督教明确显示，这是真正宗教体的灵魂。”格瑞雷强调物质交换的必要，他描述了贫民区的生活状况，称在“连面包都没有，卫生条件差、没有尊严的地方，向他们分发《圣经》和小册子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格瑞雷的陈述使雷蒙德十分震惊，他在1847年1月20日抛出了他的全部观点。首先，他部分认同了确实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穷困的存在与缓解穷困状况的必要性之间并不矛盾，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只是该采用什么“处方”，《论坛报》与我们的立场相差很大。但是，雷蒙德并没有首先呼吁物质转换，他强调的是个人和宗教行为：城市基督教会的任何成员每年应该为缓解贫困和痛苦做些实际工作，而不是加入什么公社组织。在我们中间有成百的女性“缝纫协会”，每个协会都在为没有衣服的人提供衣物，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而不是加入什么“联合会”。他赞扬了“没有将自己当作专业慈善家的个人”，他们“每天去访问病人帮助穷人”。这些个人“来自各个阶层，贫穷、虔诚但是谦卑”。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内心的罪恶
在这一点上，两位讨论者的讨论集中到一些基本问题。雷蒙德认为格瑞雷肤浅，因为他没有触及雷蒙德所看到的根源和引起物质贫困的精神原因。格瑞雷反击称，经济条件就是根源：“联合会提供了一种消除灾难根源的方法，它彻底废除了申请救济资格、漠视及由此导致的罪恶现象。”两位讨论者逐渐转移到使他们两人产生分歧的人类观念上。2月17日，格瑞雷认为所有人类问题都有“利益对抗的根源，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社会秩序的基础”。对此，雷蒙德坚持认为，个人腐败才是多数社会疾病的根源，而绝非社会压迫。格瑞雷强调了他的信念：“同情、感情、冲动给人指明了他应该走的道路。”而雷蒙德却认为，这些同情和人类本性冲动恰恰是种下罪恶的原因，应该将这些倾向引导至工作和家庭之路，而不是依赖和贫穷，惟有如此才是消除无政府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办法。
最后三次的讨论甚至清楚表明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仰冲突。格瑞雷认为：人类的欲望本身是好的，罪恶只是从压迫和颠覆中释放出来的。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其自由演变，让其完全发展，就会导致最大范围的快乐……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这也许有可能……那么你必须有一种完美的社会；最后可能就必须有“天堂”才行……然而，雷蒙德还是坚持强调引发社会问题的长期因素。他认为：对待福音最直接和最不容易犯错的办法就是强调这些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新约》的规定比“自律”更长久和明确；我们可以将同情这种内心冲动服从于我们的理智。谁是正确的呢？哪位讨论者真正理解了同情的本质呢？格瑞雷在其第十一篇文章中表示，支持一种可将物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分配的制度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每个人都必须承认，人类家庭本质上是兄弟般的……”作为回应，雷蒙德认为格瑞雷在经济学、宗教种族学方面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总体上力图从自己的角度创造一位上帝。他认为：格瑞雷的思想表面上是宗教的，甚至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但它却否定了《圣经》最明确的原则，否定了最重要的戒律，而用自己对自然法则的解释来取代它。对于格瑞雷的信念，雷蒙德的结论是：它的整个精神是对《圣经》原则最直接地抵触，它承认正确和错误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这完全是对基督教的否定；它是从对立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其目的是想引导出相反的结果。雷蒙德坚持认为，所有改革者和记者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人类罪恶行为的发生地：罪恶真的是从社会机构中产生和制造的吗？雷蒙德认为：在找到可以适用的办法之前，应该确定引发罪恶的根源，而联合会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冲突。他认为，这个根源是“人类内心的罪恶感”，而对此的处方必须触及这一根源，或者使其无效。内心必须改变。人类本性的规律必须不再成为其生活的最高准则。他必须学会将其服从于更高的正义准则，在上帝面前释放出他的良知……只有他自己的个人意愿才能平息内心的罪恶。
这样，界线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格瑞雷认为，“人的内心并不堕落：他的热情并不促使他去犯错，他的行动也不会产生罪恶。”格瑞雷在第十二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了他的信念：“主仆、贫富等社会区别是导致罪恶的根源。”终止罪恶的方法就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公平，其中一个办法是让政府对境况好的人家征税，然后将食品和资金分给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家。
格瑞雷的观点并没有立即使社会产生大的改变，但它却规定了在所有人道德平等的基础上分发物品的案例。此前，社会一般不太愿意让政府进行再分配。公社主义的观念也只能在一些短期存在的激进报纸或小型刊物上才能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认为政府福利制度正当的声音出现了，部分原因就是格瑞雷的文章宣传。像《罗尼尔每日快报》等报纸也响应格瑞雷的号召，认为“每个人道政府都应该养活穷人”。亨利·凯里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一书中写道，由于社会整体必须对穷人负责，因此整个社会应该为此付出。
随着某些观念的改变，其后果开始逐渐显现：一名分析家在19世纪50年代末注意到，“许多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团体都认为，接受户外救济和贫民救济会的数量空前增长。”救济突升的部分原因是因为1857年的商业恐慌和随后产生的失业现象，但此后更长时期的救济数量增加却没有合适的解释。1858年，纽约金县有33000名居民的名字出现在领取救济名单上，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3％。阿尔巴尼6万人口中的13％（约8000人）也接受政府救济。在新英格兰南部的几个纺织城镇，失业率很高，富尔河地区五分之一的居民和普罗维登斯市六分之一的居民都登记接受政府援助。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聪明和阴险
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数字还要高。但令人不明白的是，经济情况好转时接受救济的人数也居高不下。纽约州州务卿的统计数字显示，户外救济并不仅仅与大萧条相关：1840年有11937人接受暂时救济，1860年则为174403人。其他城市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便如此，许多观察家却继续认为75％～90％的贫困是由酗酒引起的。例如，一位名叫塞缪尔·奥斯汀·阿里波恩的学者在一本书中讽刺了对穷人的关爱，虽然他认为在导致贫穷的原因中，放纵在美国穷人中占四分之三，但他却没有讨论放纵。1852年，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向该州的32个城镇分发了调查表，结果发现只有一份调查表将“就业需求”作为引发贫困的原因；在“放纵”原因下面划钩的人数最多。五年后的统计可能有些差别，但并不大。1857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从对该州穷人院70％居住者的背景调查中找到了放纵原因。
很难讲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救济需求有多少，也难说清楚申请救济者能有多少人有机会得到救济。但是，《纽黑文报》的编辑逐渐相信，大多数的救助给了并不值得救济的穷人。他建议救济应该由私人进行，而不应该由政府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仔细检查那些救济申请者。亨利·雷蒙德的《纽约时报》认为，政府慈善“在提供帮助的人心中种下冷漠，在通过慈善机器获利的人的品格中种下低能”。 “纽约改善穷人状况协会”继续反对“那种不加检查就向所有申请者发放救济的有问题且危险的救济模式”，“聪明和阴险、无害和爱心等因素都将纳入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