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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也没有认可格雷李特的立场。《普罗维登斯》杂志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城市财富是一个储备银行，它储蓄了所有劳动者挣得的血汗钱”，每个工人都有“公平和基督教的权利”来要求“分配这些利润”。波士顿市市长站在他的立场上，称市政府“有义务满足各种存在的需求”。（但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反对这种救济建议，认为如果大城市里要求分配公共财富的人数增长，那么美国就将失去它的自由。）争论还在继续：波士顿西部的“沃尔瑟姆哨兵”组织坚持认为，穷人应该要求政府“根据他们的权利提供……”
后来，由于内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些争论逐渐减弱。但战争结束不久后，政府是否有能力实施福利制度却变成了一个问题：激进的共和党人建立了救济黑人的经济援助项目，但安德鲁·约翰逊却反对他们，认为“支持穷人的制度……从来没有被宪法起草者们考虑过”。约翰逊并没有嘲笑原来那些奴隶。他对一个黑人领袖代表团讲，他希望全面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目标能够在人们企盼的眼中闪烁，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我绝不会假装比上帝还明智”。约翰逊期望慈善提倡者们能优先考虑联邦计划，他个人出资1000美元，用来支持查尔斯顿一所黑人学校。
但是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原来的奴隶没有得到什么援助，但得到《圣经》和其他东西的情况却相当普遍，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参议员C·P·莱斯利称：“在一个国家能向政治家提供照顾之前，这个国家还没有权利称其为国家。”那个时期有一段十分著名的插曲，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议长在赌马时输掉1000美元，三天后他却用“主持议会的尊严和能力”为借口，投票通过一项能从中补偿他损失的法案，要求为议员额外提供补助。
在北部的一些地方，腐败可能更为糟糕，也更没有理由。纽约穿斜纹软呢的老板和他的同伙据说抢劫了该市160万美元，但他们却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穷人。一些聪明的城区政客搞了一些“救济日”项目，让纽约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政府分发东西时排起长龙。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该市十分之一的人口每周可以从公共仓库领取配给。在布鲁克林，塞思·娄（后来当选市长）率领的记者和改革者们将这种救济制度称为“政治实体的痛苦”和“政治腐败错误”。娄的研究表明，那些并不需要救济的人也参加了这一项目，因为“政府给了他们”，他们自己也想分到一杯羹。一个女人曾用九个名字来领取救济，但“真正的穷人却得不到他们应该增加的救济。去领救济的人多数与分发救济的人有关系”。然而，城市福利却延续了下来。
使公正和仁慈之间的关系变松散的因素还不仅仅是政府项目。1873年大萧条时期，有些慈善家资助了34家免费餐厅并发放午餐，每天有五千至七千人就餐。这些措施短期内是有益的，但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大萧条时期救济穷人的募捐中，有超过一半的钱花在了冤枉处。令罗伯特·哈特利沮丧的是，这些救济项目没有经过检验，但却“随意向那些参与慈善的人发放，而不管其是否真的需要救济”。随后，一种破坏性的模式出现了：一名慈善官员注意到，不加区分发放的慈善餐可以说它太多，也可说它太少，因为“对那些的确着急需要真正救济的人来说，分发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但对那些大喊大叫却事实上厚颜无耻的人来说，却显得太多”。
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威胁惨不忍睹
主义者的威胁酒鬼与瘾君子蜷缩在廉租公寓中，没有父母的孩子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男人们排队等候着免费汤羹，被抛弃的女人们则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上。真是一个生活艰难的时代。这不是对当今美国的描述，而是对一个世纪前城市惨景的写照。的确，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但那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其生活上的艰难至少不比当今城市贫民的要少。在那个年代，城市拥挤不堪，市民寿命较短，成千上万的孤儿流落街头。由于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化速度过快，致使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在1860至1890年间，美国几乎所有东部都市的人口都翻了一番，而像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中西部城市的人口则疯涨了六倍，甚至十倍。当时，整个美国社会远比现在贫穷落后，至于劳动及生活条件更是今非昔比，惨不忍睹。
希望摆脱贫困的人们往往又因其他问题而陷入困顿。19世纪70年代早期，城市犯罪相当严重。1872年出版的《伍德插图手册》警告纽约游客，提防任何“在大街上向你搭话的人”，“除游逛繁华闹市外”，深更半夜不要漫步街头。1873年的《哈珀周刊》则是这样描述的：“袭击与抢劫已司空见惯。”到处酗酒成风，吸毒现象日益严重。1868年运入美国的鸦片高达146万磅，是1840年的六倍。当时，美国吸毒人数已高达十万之众。拉夫卡迪奥·赫恩这样描写辛辛那提市：“每天上街都会碰到几十个瘾君子。他们已完全堕落为毒品的卑贱的奴隶，每时每刻无不遭受着极端痛苦的折磨。一旦陷入鸦片与吗啡的魔爪，除极个别之外，他们一辈子都难以挣脱。”
同情的七大标识报告有失精确
即便人们认识到，19世纪后期对贫穷的斗争与我们自己密切相关，并且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第三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答案：那个时期的慈善事业取得的成就究竟有哪些？这个问题难以得到精确答案。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统计数字都不很全面，因此也就没有特别的用处。虽然，我非常得意于我写的《1890年度调查报告》，但我仍然在其中的一页上坦诚地指出，这份报告有失精确。我在三个地方写道，“这次调查结果，相对而言，没有什么用处”，“回笼的问卷份数太少，不能从中得出一般结论”。
我们不得不经常重新查阅当时的一些见闻和记者的评估。这类资料非常丰富。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在分析“波士顿工艺援助协会”成功改造贪杯者的原因时写道：“这些妇女大都由于酗酒，或由于更加邪恶的习性而人格沦丧。但……一年之中，竟有500人将500名这样的坏女人领进家中，给她们以新的希望与机会。而且，有时领回家的妇女还带着小孩。”一名在贫民窟工作的中产阶级志愿者惊讶地说：“当我亲眼看到那些醉醺醺踏进传教组织的男人们逐渐转变成一丝不苟地劳动者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见过那些肮脏的住家，所谓的床就是几捆脏乱的稻草而已，但渐渐地，我发现他们的住家变得干净起来，干净得让人肃然起敬。狰狞的脸渐渐变得祥和、友善，诅咒与粗话让位于轻言慢语。”作家乔赛亚·斯特朗1893年写道：“在过去的25年里，如此之多的小偷、赌徒、酒鬼和妓女被拯救出来，也许在世界的历史长河里，还不曾有过哪个世纪见证过如此现象。”
虽然，斯特朗和其他一些人崇信神论价值观——当然也有些人对神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们都被麦考利的实践所深深打动。穆克拉克·雷伊·斯坦纳德·贝克对那些沉沦人的自述印象至深：譬如，有一位“下三滥酒徒”，某一天他鬼使神差地拐进了麦考利传教屋……他开始相信：“当我无力自救时，耶稣有拯救我的能力。”虽然，贝克不很清楚这些人陈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很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乐意倾听这些故事，但他是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而且好奇心很强。他这样写道：〖3〗第六章同情的七大标识〖4〗〖1〗〖2〗美国同情心的悲剧〖4〗对这些人的陈述只是简单地进行报道不能准确传递这些言语中所表达出的那种迫切心愿和朴素情感。挑剔的批评者也许会说，这些故事能有什么用？但这些批评无法动摇麦考利的信念。他知道他所取得的一切来之不易。那些一度邪恶的人，那些愿意听他指导的人，他们一开始难道就了解他过去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吗？他们长期以来不是一直对主的仁慈之力茫然无知吗？……贝克还指出：“显然，不管这个人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还是满腹经纶的大学士，这些区别都没有任何意义。重新塑造的仁慈之力对于任何人都是同样的。”贝克称麦考利传教组织是“这个国家最为出色的慈善机构之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一旦这些人“降服于”耶稣，他们就能远离酒精文化，找一份工作，而且还能与家人和睦相处。
对于这一切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对于那些既嘲笑相信者也嘲笑怀疑者的人而言，也许最值得他们信赖的人莫过于自由改革家雅各布·利斯了。利斯一直见证着麦考利时代。他1890年写作了《另一半如何生活》一书。利斯一生关注纽约穷人的生活现状。每天他都手拿笨重的相机，在廉租屋里进进出出，每天得爬上爬下几十层楼梯。他用相机将拥挤在一间间廉租屋里目光呆滞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展现在世人面前。目睹了太多的悲惨之后，利斯这样说道：“我坚信，纽约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城市。一旦知道哪里有穷人需要救助，人们就会踊跃地提供这种救助。这种踊跃程度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任何其他地方也很难见到规模如此庞大的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利斯曾详细地记录了一个慈善团体的事迹。这个慈善团体在八年间救助了“4500个家庭，使他们摆脱了贫穷，过上一种自豪的、独立的生活，不再需要救济”。他还记录了几个贵夫人的感人事迹，“她们所取得的业绩是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都无力做到的。她们一共救助了六万名流浪街头的儿童”。
这些记录并不鲜见，19世纪90年代的报纸杂志有过大量的类似报道。当然，雅各布·利斯及其同龄人并不是说，一个世纪之前的那场与贫穷的战斗取得了胜利；甚至也不是说，这场战斗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利斯富有哲理地写道：“都市对于大多数的人，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对于飞蛾。”虽然一些人从贫穷潦倒的泥潭中爬出来，但很快便有其他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等待着火的考验。可是贫穷斗士们从中看到了运动的希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漫漫长冬凝积的冰块，还看到了那清冽的泉水冲破坚硬冰块的阻拦，流入穷人们的心田。这种动感与最近几十年美国令人沮丧的贫穷凝滞状态——好几代人对社会救济的那种普遍依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那时人们的乐观心态与目前普遍存在于穷人中的堕落沮丧与富人中的玩世不恭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同情的七大标识慈善事业的工作者
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不是漠视，不管这种漠视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并没有深深扎根于社会。当然，成功的秘诀也不是对穷人施舍钱财，更不是那场反对中央集权统制（指政府负责慈善救济的“户外救济”制度）的胜利。他们也认为，私人机构也有可能像政府机构一样腐败。是的！绝不是上述这些。100年前，从事慈善事业的工作者主要是被七种概念所鼓舞、激励。如今的社会慈善活动中，这七种概念却被人抛进了壁炉。为了方便记忆，我把这七种富含哲理的概念按字母排序（从A到G）为：亲情（Affiliation）、契约（Bonding）、分类（Categorization）、明辨（Discernment）、就业（Employment）、自由（Freedom）和上帝/主（God）。如果我们能弄清这七种概念在实际中是如何运用的，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发现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世纪前人们在慈善实践中所强调的“亲情”着手。100年前，许多人抛弃了家庭，就像现在一样。教会团体和希伯来慈善联合会坚决与这种社会现象与趋势做斗争。那时，许多年轻人离家出走，有些老人甚至还与子女失去了联系。为此，慈善组织要求所有志愿者努力“修复破裂的家庭关系”，“强化遭到削弱的教堂或社会纽带”。大家一致认为，救济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发放物质救济，而在于“将亲情……重新纳入到正规的工艺劳作与社会生活之中，重续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割断的社会纽带，正是这些社会纽带将他们这些人与社会上其他人联结在一起。”
实际操作中，在真正贫穷的个人或家庭申请物质救济之后，慈善工作者便开始找申请者谈话，调查他们的社会背景，以从中发现“谁与他相关并能帮助他”。接下来，慈善工作者会设法与他的亲戚、邻居，或者同事、教友取得联系。巴尔的摩慈善组织协会的玛丽·里士满说：“发放救济而不通知其朋友和邻居的做法存在道德缺陷”，“每当邻里间的自然纽带因我们的好心却是不明智的做法而削弱的时候，穷邻居注定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懒。”在某一贫困对象需要物质支持的时候，慈善组织设法从其亲戚、邻里、朋友处得到资金与物质支持，而不是从一般性的广大群体中获取这种支持。一位牧师说：“因事制宜地募集救济物资虽然麻烦一些，却具有很多优点。它加强了家庭亲情，加强了邻里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联系，而不是削弱了这些联系。”
不管是对于年轻人还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亲情纽带都显得非常重要。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的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件非常典型的慈善活动：一位鳏居老人申请救助，“联合会经过调查发现，这位老人有亲戚，他还有权要求他们提供赡养费。”他的一个侄子“没有任何赡养能力”，但他的妹夫——已有25年没有与他联系了——“答应定期给他寄来养老金”。他后来真的定期寄来养老金，基本上满足了老人的生活需要。后来，这位老人还结了婚，并与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安度晚年。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们不做认真调查”，虽然这位老人仍然可以得到面包，但他将只能“凄凉地在他那肮脏的小屋里度过余生”。同样，慈善组织为了让被抛弃的年轻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会想方设法将他们安顿在相应的家庭里，而不是安置在什么收容机构里。这样，他们可以尽快让孤儿享受家庭的温暖。
亲情同时也意味着宗教或民族之情。“纽约慈善组织协会”询问申请人的宗教信仰或他们的成长背景后，将他们推荐给当地相应的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当然，也有一些慈善团体看重民族血缘关系。“比利时慈爱协会”、“中国医院联合会”、“法国慈爱协会”、“德国女性协会”、“匈牙利联合会”、“爱尔兰移民协会”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具有民族背景的慈善团体都在纽约设有办事处，他们不希望同胞的处境与行为让他们蒙羞。在个人层面上，往往同胞会帮助同胞走出困境。
当申请救助的成年人确实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志愿人员会设法与之“搭建家庭”，形成某种“契约”关系。一个世纪之前的慈善事业志愿者通常并不是忙碌于文字事务或是救济发放事务，慈善组织更多的是要求他们通过多年的努力，改变被救者的生活面貌。每一位志愿者的职责虽然不多却很重大。“费城组织慈善救济协会”认为，“新搭建的临时家庭，其成员不要太多，三名至五名成员就足以能无时无刻地让这名申请者处在慈善事业志愿者的影响之下，让他每时每刻地感受到友情与关爱。”当然，这些志愿者并不奢望他们能轻而易举地从被救助者那里得到满意和热情的回应，那样未免过于天真。相反，费城协会告诫志愿者，“有时你难免会感到灰心丧气”，但无论如何，“你必须保持最大的耐心，最坚定的信念，以及最博大的仁慈之心”。
同情的七大标识无意改变
尽管有失败，但成功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美国希伯来》杂志在1898年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过惯了“不劳而食”的日子。在临时家庭里，志愿者们“以极大的耐心，劝他自食其力”。他很快真的自食其力了，并且重新得到了家人以及所在社区的尊重。同样，有一位坏女人，在临时家庭里，“经过慈善人员持续几个月的不间断的关爱、约束，最后，她终于表示愿改过自新”。有一个男人，一度工作热情非常高昂，后来由于一场疾病，他不能再从事过去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