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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令一律采取英语。来自乡间的“淮勇”们记住的是中国式的翻译，如“前进”（Forward march），在中国指挥官的口中便是“发威马齐”。 李鸿章重实用，肯变通，他走得比他的恩师曾国藩更急更远，很快成为洋务运动的最具分量的领袖人物，中国近代改革的最重要的政策设计人和实行者。在他和曾国藩的联名奏请下，容闳的“幼童留美”之梦终于变为现实，而李鸿章的后半生，也和“留美幼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6节 当老书桌被搬动
鲁迅先生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国改革之难。现在，曾国藩、李鸿章们正想小心翼翼地搬动一张桌子。可这不是普通的桌子，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书桌。 像容闳在澳门和香港读过的新式学堂，直到1862年以前，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洋人打交道，遇上了语言不通的麻烦，当时除了临时雇用稍通西语的商人“通事”外，主要是依靠外国人自雇的翻译。可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十多年过去，培养翻译的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清政府都没有做。 “火烧圆明园”之后，为解决和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题，总理衙门着急了，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提出赶快从广东和上海的商人里找懂 “咈”、“咪”、“崤”三国语言的来当外语教师。这“咈”是法国，“咪”是美国，“崤”为何国待考。可是后来，说“咈”、“咪”、“崤”话的中国老师还是没有找到，只好硬着头皮聘请洋人当“教习”。这就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的由来。第一年招生十名，是些在科举路上踉踉跄跄走了多年的老学子。 担任教习的一个美国老师回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学生带着孩子，他问： “哦，这是令郎吧？” 学生煞时红了脸，显得局促不安。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孙子。” 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因为同文馆而开了小小的缺口。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接着，1864年，广州同文馆也建立了。 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现了一所新奇的学校，它的学生，有的学习英语，有的学习法语。有一位学生，在他的晚年，还清楚记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记得和尚们诵念佛经，学生们朗读外语，此应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动情景。这位学生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他在十三岁时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在洋教习的指导下，那里的学生们不但学习外语，还学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学堂驾驶，以英文教学。 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式学堂，可是前者只是培养外语人才，创办后的三年内，争议不大，影响也小。后者大规模引入“西学”，就有许多风险，但它毕竟是从平民子弟中选拔培养单纯的技术人才，和科举制度没有正面冲突。也恰在船政学堂开办的同时，1867年，在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恭亲王打算把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内容纳入同文馆的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并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也来参加学习，讨论新学。这就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恭亲王的决定，遭到士大夫阶层一片反对。他们认为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率先发难，指责这是“习为机巧”，认为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 他的奏折遭到当时支持变革的慈禧降旨驳斥。可是慈禧的解释是，让“正途人员”进入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言下之意，“中法”和“圣道”是不会丢弃的。这使反对声浪继续高涨，一副对联在京师流传：“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这时，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提出了措辞更加激烈的奏折，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倭仁从“立国”的“根本”破题，强烈反对向洋人学习：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他给同文馆扣上了“变而从夷”的大帽子，警告变革将会使中国人通通归于外国： 夷人吾仇也……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他斩钉截铁地要求：“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倭仁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士大夫阶层崇敬的理学大师，他的言论足以倾动一时。他的奏折一出，在京师四处传诵，没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馆。以倭仁的声望地位，恭亲王不能等闲视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称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再被迫迎战，强调“不得已的苦衷”。此后十多天里，两人交章上奏，针锋相对，你驳我辩。 在相持不下之时，恭亲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的话，反唇相讥，说，倭仁知道有这样的人才，真是“不胜欣幸！”那就不如请太后降旨，让倭仁保荐数字中国教师，另设一所学校，就请倭仁主持。 这个建议竟然得到慈禧的批准。慈禧甚至干脆任命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官员，把他拖下士大夫们所厌恶的“洋务”浊水。这一招果然厉害，倭仁气得在马上眩晕，几乎跌落，回家后脸色憔悴，不思茶饭。 倭仁被斥，风波却并没有结束。恭亲王表面上击退了反对派的进攻，实际上他的改革方案大打折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原本有意来投考同文馆的人，也裹足不前。同文馆只能勉强考试，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录取了三十人。因为被录取者素质太低，很快又淘汰了二十人，留下十人上学。这十人，最后只有五人毕业。 这是1867年。就在同一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开学。学生们学的是福泽谕吉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大批外文原版书，学生们有大、中、小不同规格的词典，他们用英文念经济、历史、地理、物理，高声朗诵福泽谕吉亲自编写的《世界国尽》： 世界之广大，国家之众多，大别分为五大洲……，不了解世界，人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孩子们在念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 智能生勇，渡水使用汽船，行万里之波也毫不恐惧；行于陆地的蒸汽机车，宛如给人添上双翼…… 日本人走得很快。可是在中国，改革不容易，伤筋动骨，而碰着中枢神经的改革就更难。同文馆的风波，显示那张古老书桌的坚固沉重。洋务派没法挪动它，只好绕开它走。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7节 有一个姓蒲的美国人
一百多年前，当大清国打开大门，第一次向西方国家派遣外交使臣时，首位入选的竟然是一位美国人——Anson Burlingame ，中文名蒲安臣。 这个奇特的安排，和数年后“留美幼童”的出洋有直接的逻辑联系。 这些照片是我们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找到的。它们是“蒲安臣使团”1868年出访美国时的留影。照片背面的字样显示，摄于纽约第五大道的照相馆。蒲安臣何许人也？清政府何以委任一个美国人作为中国首任外交使臣？ 蒲安臣，1820年出生于纽约，曾入哈佛大学研习法律，早年从政。他能言善辩，风仪动人，但言行激进。他强调民族自由，爱为弱势民族打报不平。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有一次，他当面对一位州众议院议员的言行表示不齿。那位议员觉得众目睽睽之下有损体面，提出要和蒲安臣决斗，没想到蒲安臣当即应允，并提出决斗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进行。时间到了，那位议员怯阵脱逃。蒲安臣名声大震。 蒲安臣是林肯的好友，坚决支持解放黑奴政策，却被对手击败，失去议员位置。林肯就任总统后，派他去奥地利当公使，但奥地利国王听说蒲安臣支持民族独立事业，拒绝接纳，使他的行程半途搁浅。而就在此时，中国和美国续约，他奉命改道，成为美国驻中国的公使。 和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辉煌不再，要抓住机会在残局下分一杯羹的西方使节们不同，蒲安臣对中国充满热情，认为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大有可为。在美国波士顿的一次有中美两国官员参加的晚宴上，他说： 中国和美国地理位置相似，中国在太平洋畔，美国在大西洋边，面积、纬度相当，河网、山系类似。密西西比河恰似滚滚东去的长江；遥远的蒙古高原正如我国西北绵延的大草原。但我们不仅地理条件相似，也有相似的道德和政治关系。中国以省为单位，正如我们以州为单位。他们相信人民是权力的来源这个伟大的理念。我们用选票选举，在中国，他们用考试选拔人才。我们欢呼自己的公民当选，他们欢呼他们的学者中榜。我们同样地反对社会等级制度，同样包容一切的宗教信仰…… 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有点相似，都是自愿，而非强迫。他们高度重视学校教育。推崇教师为最高尚的职业。 …… 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也可以向我们学习许多。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敬老；学习他们的清醒；学习他们谦谦君子的仪态；学习他们学者风范；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会如何养鱼；学习如何了解农作物习性，气候的冷热变化和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如何灌溉，如何施肥。实际上，选派一些观察力强的人到中国去，记录一些见闻，将是一件获益匪浅的事情。中国人或许讲不出所以然，但是通过日积月累，他们起码掌握了做事的门径。 …… 演讲被掌声一次次打断。出使中国五年，蒲安臣叹服这个古老帝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悉心洞察中国的民情，坚决反对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在他任满即将回国时，1867年11月下旬，总理衙门大臣为他设宴饯行，酒酣耳热之际，一桩传奇似的历史事件发生了——清廷邀请蒲安臣为中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使臣！ 中国长期把自己看做天朝上国，各国来和中国交往，都是“万方来朝”。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个国家派遣使节驻京，也纷纷要求中国派遣使节到各国。但总理衙门回答说，各国到中国来，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所以应当派使。可是我们中国并没有到外国去办的事情，无须派遣使节，驳回请求。这种观念直到1867年才发生变化，在国际压力下，总理衙门终于提出，应当派遣使节到外国，以便“知己知彼”。 据蒲安臣1867年12月17日写给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的信说，宴会上，恭亲王等人希望蒲安臣离华后，像英国前任驻华公使一样，卸任后仍向各缔约国解释中国的困难，并转达中国对各国友好的诚意。蒲安臣立刻答应。这时，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蒲安臣说：“你何不正式代表我们呢？”蒲安臣当作戏言，没想到很快总理衙门就请蒲安臣暂缓离华，1867年11月21日，清廷正式下旨，派蒲安臣前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认为，“这个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欲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而要求这个最年轻的国家的代表作为这种变革的中间人时，实不可忽视或加以拒绝。” 蒲安臣在担任中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使臣期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1868年代表中国和美国签定了《蒲安臣条约》。 有人认为《蒲安臣条约》是蒲安臣背着清廷签定的，是个屈辱和荒唐的条约。也有人总结，《蒲安臣条约》是当时中国和外国之间签定的对中国最友好的，或者最无损中国利益的平等条约。 正是这个条约的第七条，为日后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七条：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须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批准的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理学堂。 蒲安臣的出现，使容闳的长夜现出曙光。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8节 我像夜鹰睁开眼睛
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出洋购买机器，1864年春到达美国。转眼间，他从耶鲁毕业已经十年。他正赶上“1854年级”同学的十年聚会，见到容闳，大家惊喜万分。当时南北战争正在进行，同学们的话题集中在国家大事，似乎不曾注意，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要改革中国教育的闳（Wing），今天怎么成了机器商人。容闳在心里说，买机器，只是我的一个步骤；我朝思暮想的教育计划，说不定会因此找到实现的机会！ 1867年，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已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铿锵运行。有一天，曾国藩来了。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后，曾国藩即将出任两江总督。未到任前，他先在辖区巡行，而最感兴趣的，是制造局。这位中国机器业的创始人，在容闳带领下，兴致勃勃，一件一件观看从美国运来的设备，看容闳“试验自行运动之机”，听容闳讲解机械的原理。 “文正（曾国藩）见之大乐，”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乘此机会，我建议他在工厂旁设立一个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教他们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这样，中国将来就可以不必用外国机器和外国工程师了。” 曾国藩十分赞许，学校很快开办。容闳在自传中说，对他教育计划而言，这次成功是“小试其锋”。不久，他就有机会向江苏巡抚丁日昌进言，阐述他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丁日昌也是一个“不愿骑驴的人”，曾任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容闳称他有血性、好任事、勇往不缩。丁日昌对容闳的计划大加赞许，立刻请他代写条陈。 容闳在购买机器后，曾国藩专折请奖，被朝廷特授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也是“知府级”官员了。但这级官员仍然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他们的建议，只能通过具有“奏事权”的四品以上实官代奏。这是清朝的制度。 容闳写的条陈，有四条建议：一、建立纯粹为中国资本的股份汽船公司。二、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力。四、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 “第一、第三、第四条实际上是陪衬，”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我眼光所关注而希望必成的，自在第二条。”因为他知道，官场批答公事，许多建议会被驳回。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留学”建议或许得以幸存。“我把想要达到的目标放在第二，也是有意让它不显得过于偏重。” 丁日昌当然是有“奏事权”的，但他还是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些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 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文祥“丁忧”了。 “丁忧”，就是父母逝世，当官的儿子按制度要退职回乡，服丧三年，不得过问政事。文祥因“丁忧”而停止工作。仅仅三个月后，他本人又去世了。 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大臣的去世，对容闳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灰意冷，那种龙腾湖海的豪迈之气荡然无存，”容闳在自传中写道，“厄运接踵而来，仿佛苍天不厌其酷。……藏在胸中已经十多年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次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希望几乎灭绝。 从“蒲安臣使团”出国的1868年，到1870年，整整三年，苦闷的容闳心有不甘，仍一次次向丁日昌进言，希望丁日昌常向曾国藩提及教育计划，以免日久淡忘。他没有想到，他的“大计划”，竟然因为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而出现了转机。 “天津教案”有如三十年后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一次预演。在外国势力日渐渗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