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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许以重利，要他们设法把李毓昌的查赈清册偷出来烧毁，因为李毓昌复命期限已快到了，一旦烧了，万难从头查起，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又好再做手脚。李祥等人答应了下来，焉料李毓昌也存个警惕心，一面警告这些家人少在外面揽事，一面把清册管得严严的。李祥等人多次找机会，都无法得手。
眼看李毓昌即将回省，王伸汉发急了，决定孤注一掷，杀人灭口，由包祥出面，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商量，讲定由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再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利欲熏心，一口答应。找个机会，先投毒于茶水，待李毓昌服毒发作后，又合伙用绳子将其勒死，再将尸身悬挂梁上，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省里派来的查赈官员自缢在临时公馆里，按说也不是小事，但王伸汉揣上2000两银票去淮安知府王毂耳边一嘀咕，这事就大事化小了。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无所谓地认可了自杀的结论，又会衔上报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也是一路上的料，点头画押，就算小事化无了。接下来，王伸汉发文通知山东即墨，着李毓昌亲属来领柩回籍，同时兑现前言，把李祥荐给长丹＇通判，把马连升荐给宝应知县，顾祥发了笔昧心财，想回老家享福去，王伸汉再另送一笔盘缠，由他上路。
从常情判断，这件冤死案就这么定局了，偏偏“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又漏出了破绽。先是李毓昌的本族叔父李太清来山阳领回棺柩时，在死者遗物中发现了一篇文稿，内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这使他大起疑虑，但衙门里定的案，连省抚、总督都核准了；倘提不出有力证据来，哪得翻案，只好运柩回乡再说。
灵柩到了即墨全家痛哭，准备举哀埋棺，可李毓昌妻子在整理丈夫衣物时，发现一件他平时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忙告诉了李太清。李太清更加怀疑了，当场作主，开棺检验，一验就发现有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写好呈文，急忙赶到北京，向都察院喊冤。一个新科进士即用知县被怀疑是害死，这可不算是一般冤案了，都察院依照规定向皇帝奏呈，清仁宗对州县衙门无法无天的事，向有所闻，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还发道圣旨给山东巡抚吉纶，让他马上把李毓昌的尸体运进省城详验。同时再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即将山阳知县王伸汉并有关人证征调北京审讯。
皇帝三申五令，各方不敢怠慢，急如星火般地动作了起来，山东北京，可就不比两江地盘上能让他们一伙一手遮天了，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冤案的来龙去脉被弄得一清二楚，最后由清仁宗亲自决定了处理办法——
李毓昌“不肯捏报户口，侵冒赈银，居心实为清正”，应树为榜样，特令赏加知府衔，隆重安葬，并刻御制《悯忠诗三十韵》于石碑，树在他墓前。因为他没子嗣，皇上又亲自为他找个儿子过继，继子也赏了“举人”功名。
山阳知县王伸汉抄没家产，立处斩决，连儿子也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王毂同恶相济，立处绞决；王伸汉的“二爷”包祥，“著即处斩”，让他再去阴间跟主人当长随；李毓昌用的那三位“好二爷”顾祥、李祥、马连升，全部凌迟处死，中李祥的受刑地点就放在李毓昌坟前，处死后还要“摘心致祭，以泄愤恨”；江苏巡抚汪日章 ，“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皇帝骂他是聋子，着即革职；两江总督铁保呢，用清仁宗的批语来说，叫“昏愦糊涂已极！何堪忝列朝绅”？也是著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清仁宗悯忠长诗的这最后几句，意在让天下官吏警惕，可这种“赈弊”在历代官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一块诗碑一座坟，又岂能为它作个句号呢？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五、有理无钱莫进来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天，陕西神木县出了一桩人命案，县衙门受理后定了结论，送到省署核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是素有“能员”之称的李星沅，他和按察使傅绳勋在复核案卷时，都看出其中有弊，便委派西安知府李希曾复审，果然发现了不少漏洞，最后搞了个水落石出，重新定案。此案奏闻清宣宗后，下旨将神木知县王致云褫职，李星沅、傅绳勋和李希曾皆以“审讯精详，俱加二级”。（陆以湉《冷庐杂识》）一升一黜，依据很清楚，老百姓打官司，都从州县衙门打起，行政官也就是司法官，连案子也审不清楚，援例定罪又不合律，那就没有资格再坐衙门了。宋人真德秀说州县官员要以“四事”自勉而剔除“十害”，“四事”是“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池事以勤”；“十害”是“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前面六条，全从司法上引起，可知断案理讼，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要政，也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弊窦。如前述王致云丢掉顶戴，那是额角撞上天花板，偏让他遇上李星沅这么个顶头上司，还怪聘用的绍兴师爷不争气。其实更普遍的情况，则如《宋史·欧阳修传》中传主所叹了：据记载，欧阳修被贬做夷陵知县时，无以自遣，常把衙门里存放着的旧案卷调来观看，发现“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不由仰天长叹：“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那位神木知县，只能说是偶而的倒霉货罢了。州县衙门究竟是怎样审理案件的，“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妨结合真德秀所说的衙门“十害”，来做个浏览。
先从“招引告讦”说起。冯梦龙纂集的《广笑府》中，有一则题为《衣食父母》的故事——
优人扮一官到任，一百姓来告状，其官与吏大喜日：“好事来了。”连忙放下判笔，下厅深揖告状者。隶人曰：“他是相公子民，有冤来告，望相公与他办理，如何这等敬他？”官日：“你不知道，来告状的，便是我的衣食父母，如．何不敬他？”
这是笑话，但概括出了事实真相，虽说历来封建君主对老百姓发出的“圣谕”中，总是告诫大家息讼，州县衙门也跟着学舌，但从骨子里讲，大多是希望告状的越多越好。有人告状了，就是有人送钱来了的同义语。以清季见诸明文规定的官司钱来看：第一项就是“递状费”，告状人要买县衙门里的“官定状格”，每套正副两纸，收费60文，填写后缴进衙门，得同时缴800文，以后如不服判定再往上级衙门控告的话，还得加倍，告到府、道一级是1600文，告到省里是2000文。按规定，这笔缴状费分成两半，400文由刑房书吏、差役等瓜分，400文上交给上一级衙门；第二项是审案费，每案审结后收费10千文，由败诉者承担，如两造理平，则各自承担一半。如果是涉及债务、田土、房产或其他财产等案件，那就得抽红，比例是按涉及案。中的钱财总值抽取百分之二。如果是涉及风化、治安这一类的案件，那就有罚款名目。总之都得搞些油水出来，一半算是衙门里的审案费，，另一半交上级衙门；第三项是其余杂费，收了状纸，要派差役去传被告，派两个差役，由原告被告各付每差300文以上传差费，路程在5公里以上的，每5公里加费100文。有暂时需要看管的人犯（嫌疑犯等），被差役管住还不算，还得按日付给80文口食费，等等。读者须看清的是，这些收费全是明文规定的，此外，的“陋规”和贿赂全不算在里面，也无法计算清楚。比如本书第四章 中介绍过的，仅“快班”差役，就有诸女口“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种种需索，不一而足。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名份钱的“呆出息”，名外钱的“活进帐”，才造成了衙门中欢迎打官司的心态。于是内外勾结、挑拨词讼、包揽官司等各色“招引告讦”的弊端，全缘在这钱字丛生暴长。历代封建政府对此现象，也是有所认识的，比如唐宋时都实行过民事案件的诉讼时间限定，凡田宅、债务、婚姻这类状词，一律在农历十月初一到来年三月三日以前受理审结，用意是这个期限之外全是农忙时，官司一打起来会误了农时，可这又给土豪劣绅们钻了空子，霸占别人产业妻女时，专拣不受理告状的日子干。到了明清时，这种“务限”制度改进了．变成定期“放告”，就是每个月都有几天规定的受理民事诉讼的日期，刑事案件则随时可诉。但这种诉讼制度趋向进步的另一面，就是“招引告讦”益加方便了。·“泛滥追呼”之害，紧随兴讼而来，民事案件有两造，有中保，有家长，有族人；刑事案件有苦主，有尸亲，有见证，有邻右，通通打在网里，正可一一勒索。《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急忙逃走。衙门里接到报案后能干些什么事呢？鲁达的房东被抓起来，两家邻舍被抓起来，郑屠家的老小邻右人等，也教一并拘集。至于“贼开花”之类，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哕嗦。假如是命案，则还有一道验尸手续，有时是县尉带着刑房仵作去现场勘验，有时是知县大人亲自出马，还得填写“尸格”（验尸报告单）。尸格填写完后，还要“指出四下扶同甘结”，这“四下”就是尸亲、被告（包括正凶、帮凶或嫌疑犯）、邻居、见证等，然后全押回衙门，或投入监狱，或暂押班房，于是又有“淹延囚系”一害，也叫“淹狱”。管监狱、班房的狱吏、牢子、禁卒一类，在里面拼命折磨被羁押者，这些人的家属就得赶快塞钱，再设法向老爷、师爷、大爷、二爷、老典、刑房书办等各道关口打点，争取办个“取、保候审”。能够保出的那些人，照例都是见证、邻居之类，剩下来的那些人，还有得是活罪要受，常见的现象就是传而不讯，讯而不审，审而不决，月复一月地拖下去。如宋人张舜民著《画墁录》载，宋仁宗时，有个妇女因奸情入狱，进监牢时正怀孕，到案件审结出狱时，已抱着一个“发被面，齿满口”的孩子了。南宋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有一段揭发，大致可看作是历代州县衙门办案的通病：“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惨酷用刑”之害、“听讼不审”之害、“断狱不公”之害，自然而然地相继产生，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理无钱莫进来”。好在历代名狱冤案，戏曲小说中详细描绘极多，毋需作者饶舌了。
最后，州县衙门中究竟由哪位坐大堂当主审的问题，倒是值得一说的。许多人由戏剧小说传奇之类中得出的印象，似乎审案听讼总归是七晶正堂的事，其实不然。按制度，审案须由知县负主要责任，但也完全可以根据不同讼案的性质或案情轻重程度，委托佐式去主审；或者案件定论后呈报上司复核时，上司不满意，也可以指名道姓要原审衙门中某县丞某县尉重新审过。比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收有一篇上级主管部门致某县署的训词——
知县不能了事，以本司为推手之地。且如张琪系词人，全不责问的实；项辛一系停赌席之人，岂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被论人，全不曾与词主对实。今将枝蔓人一例具解，累累而前，可见谬政。案责付原解人管押，改委赵县丞，请著起精神，将要切人逐一对实，其无干碍人即与著家。知县毋得泛扰，限十日了绝，违追承吏。
很显然，这位原审知县办了几件案子，牵丝挂笼抓了一大批人，审结上报后，上司很恼火，驳回并指名由县丞再审，还警告知县不得干扰。县丞是知县的第一副手，县尉有管理治安责任，他们主审案件，应说是顺理成章 的。此外，主管簿书、赋税等务的主簿，也可以主审案件，但一般多限于民事诉讼。《樵书》上记有一则主簿断狱事，十分出名，谓南宋宁宗时，华元龙在湘阴县任主簿。有万俟离子孙与岳氏争田，久而不决，案子转到主簿廨审理，华主簿立即判决道：“岳武穆—代忠臣，万俟离助（秦）桧逆贼，虽籍其家，不足以谢天下，安敢与岳氏争田？田归岳氏。”当然，佐式审案，全带有主管委托或上级指派性质，倘若他们单独受理讼词而不经过县衙刑房、招房等机构并由正堂老爷的签押房转来，那就是违制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六、割鸡也得用牛刀
《论语·阳货》里，记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当县宰。有一天，孔子带着另外几个学生去看他，才进武城，到处都能听到弦歌之声，原来子游这位父母官上任后，花大力气抓了礼乐教育，所以老百姓都能作弦歌了。孔夫，子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这么一块小地方，哪用此大道啊？子游马上反驳老师：“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听使唤。”孔夫子一听，大为高兴，转过身来对另几个学生说：“你们几个都听清楚了，他讲得很对！我刚才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据作者所见，这大约是最早的关于礼教治县的记录了。及西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个传统得到继承与光大，也成为州县衙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具体的内容呢？最最表面的文章 ，是祭孔；比较实在一点的，就是兴学。朱元璋说学校是风化之原，应该承认他讲得有道理。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曾在广东徐闻县做过典史，职掌是协助知县分管治安风化这些事，当地人俗好勇斗轻生，不知礼义，有违治安的事当然不会少。于是这位《牡丹亭》的作者就从根治上着手，在县城西门塘畔办了一所·
“贵生书院”，共有12间教室，并亲自去书院讲课，·据《徐闻县志》记载，汤典史讲课时，“户屦常满，廨
舍不容”，看起来是抓出点成效了。
按制度，州县官学都有教授、教谕一类学官负责，恒州县正官也有时时关心的职责，科举出身的老爷们，应该常去学校里和秀才们讨论经书。此外，定期出题目考试学生，也是州县正堂的日常工作，那些花钱买官做的老爷们，就把这些事委托给师爷们代劳。明清时代的科举规矩，分县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个等级，县试由知县任主考官和阅卷官，换句话讲，天下秀才，都从州县老爷那枝笔下讨出身。《妙香室丛话》里记有一件趣事，说是某知县因公事离署，由县主簿代理正堂，这个主簿本来是刑房仵作，后来补吏，再由吏道得官，熬资格熬到了主簿，说起策论诗赋这些东西来，那是一窍不通的。偏偏县试的日期到了，既然是代理知县，·那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好在还有幕僚们相帮，拟了一道八股文的题目，叫《何伤哉》。报考的童生中，有个“代书”（即衙门指定替人书写状纸者），破题时犯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老毛病，写道“伤痕难辨，於所受者审其是焉”。那主簿还要装模作样看试卷，别的都看不懂，唯有这一份最对他胃口，亲笔批道：“此文周身细看，浅深部位，一丝不走，只结尾处尚少‘余无别故’四字。”他还以为这则可伤哉》是在考验尸知识呢，惹得师爷们传为笑谈。，‘反过来，也有果真爱才如命而闹出笑话的，《南事笔记》载李紫礅当元和知县时，很注重对人才的拔擢。某年省署学政举办考试，有个童生冒籍（即冒。充本地籍贯）去考，被人检举出来。李紫璈很赏识这冒籍者，亲自去学政那儿替他说情，学政嫌其多·事，置诸不理。李大人气哼哼退出来，正遇上那个自己没水平、又爱嫉妒别人的检举者，顿时火冒三丈，冲上去动手就揍。县太爷和劣廪生打架，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马上便有那些二爷三小子们一起上前，硬把他推进轿子抬走了。，
推行礼教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旌表节妇义士、孝子贤孙等。地方上出了割股疗亲的孝子、奉祖弥谨的贤孙、守寡抚孤的节妇、为民除害的义士，州县官员都应及时向上级申报，事迹特殊的，还要一直申报到朝廷。奖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或者是县官亲自上门慰问，或者是请到州县衙门里赴宴，再用旗帜鼓乐送回家里，或者是为其在闾里前立一座牌坊，诸如懿孝坊、寿母坊、贞节坛等。够上旌表的人户，有减赋免役等优惠待遇；立过牌坊后，还可泽及宗亲族人，不少悲剧又缘此发生。比如族内出了个青年守寡的妇女，族里人为争取弄到一座贞节牌坊，就用尽手段不许她改嫁。至如割股疗夫、取肝救母之类愚蠢的事儿，更是难以统
计。明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