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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是透过看电视剧和听主题曲所团结起来的想像社群
今天当大家纪念黄霑，说他的作品陪伴香港人成长，除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广告创作、散文专栏、电视清谈秀以及音乐之外，其实还有一份历经艰苦的沧桑感。香港人都记得《狮子山下》：“我口也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并非因为这是首填得多么好的歌（连黄霑本人都说这是首“行货”），而是因为它是香港人身份意识的一部分。《狮子山下》本是一个写实电视剧系列，出现在1970年头，正是香港社会转型经济勃发的时机。它的每一集谈的都是住在公屋或是铁皮搭造的临时房屋里的低下阶层，他们生活中的辛酸和偶尔的平凡的小乐趣，点点滴滴都印在每一格的书面上。每一个香港观众都在里面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其他香港人。这套电视剧和它那首没有香港人哼不出两句的主题曲，变成了香港精神的图腾。是的，香港大部分居民其实都是“难民”，香港曾经是他们的暂居地，他们以前曾经想过或许有回老家的一天，或许干脆以此为跳板，下一步远走高飞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但既然大家都来到了这狮子山下，海角天边，何不共渡患难，奋发向上。于是在其他社会条件的转变下，难民成了居民，大家开始不再区分来处地都成了香港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黄霑和顾家辉最红的年代，也是电视剧的黄金年代。那时的电视剧主题曲不似今日这般可有可无，只要有一首歌成了主题曲就是唱片必定畅销的保证。而“辉黄”最为人所知的合作，绝大多数都是电视剧主题曲。当年追看连续剧是港人的集体仪式，遇上某部红火的剧集结局，街上八九点竟无一人，饭馆都提早打烊。翌日上学上班的话题离不开昨晚剧情，搭不上话的不是有病就是傻子。如果班尼狄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群人透过看同一份报纸所想像出来的社群，那么香港人就是透过看电视剧和听主题曲所团结起来的想像社群了。香港的流行文化塑造了她的文化身份，给了她独特的骄傲。而黄霑，就是塑造这种文化的父亲之一。
但身为流行文化教父，黄霑并非完全没有挣扎，没有对手。黄霑一生以狂放不羁闻名，无论到哪里都是未见人影先闻其哈哈笑声，粗言秽语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性搔扰。这种姿态，我觉得是一种斗争策略。其实从一开始写广东歌，黄霑就是在斗争，一方面要斗掉惟英文是尚的崇洋心理，另一面要斗垮歧视广东话的大中原心态。广东歌成为主流之后，他又要和看不起流行文化的正统文人斗争。他写很多专栏杂文，批评那些认为只有大块文章才是真文章的人做臭老九。他故意有多俗就写多俗，鄙夷那些搞学问的学者是象牙塔里的老古板。他的广告文案为他得到华人世界的第一座“克里奥奖”（Clio Award），他会说我就是喜欢卖商品，大众喜欢，你能拿我怎样？他为八卦周刊执笔访问名人，极尽吹捧之能事，简直是办过名流杂志《访谈》（Interview）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香港版。他写过一本《不文集》，里面全是性谜语和黄段子。别人越是骂他荼毒青年，他就越起劲，还四处向人自称“不文霑”。
黄霑这一辈子都在和他脑海中的正统派作战，与蔡澜等典型港式文化人一起，大声疾呼“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且得存得好存得妙。隐隐然有遥向竹林七贤致意、远接晚明文人作风传统之势，他强调作人主要是存真，宁为真小人，莫做伪君子。然而什么才算作“真”呢？既然毫不保留地宣泄七情六欲就是真，那么好的文化必然是满足人之七情六欲的文化商品了，不曲折不做作，痛痛快快爽一下就好，爽过了就再来一个。所以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一部接一部的通俗电视电影，都是真文化。这些文化商品又因为直接而必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故此流行与否，大众欢迎与否，自然是好文化的判准。黄霑所以喜欢在文章里举妇人能解的白居易和万古常青的《红楼梦》为例，是因为它们符合他好作品必然流行、而最流行的就最经典的观点。故在辩护流行歌曲时，他爱说贝多芬和莫扎特就是旧日的流行音乐。虽然不符实情，但这种论调在香港报纸专栏之间颇为流行，从者甚众。
爱上大众，而且要求大众也爱你，到头来总是桩叫人伤感的单恋
黄霑身处被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一直以蔑视“世俗观点”的姿态吊诡地去迎合市场，用反抗“正统文化”的表演去证明香港才是个有真文化好文化的地方。我猜这也就是他到了晚年还要跑去念博士的原因，因为他要以香港流行文化教父的身份亲自去写一篇研究粤语流行曲的论文，把他贡献了一生的东西带进学术殿堂。据说他上课非常认真，早到迟退，书读得比大部分年轻同学还努力。读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经典批判时，他怀疑阿多诺（Theorde Adorno）有没有真正听过他渺视的流行歌；念到现代文化研究替文化商品翻身的案例，他很高兴地觉得吾道不孤大有可为。
可是，也就是黄霑读研究院拿博士学位、写专栏吹捧流行文化这种举动出卖了他的矛盾。一个真正全心全意靠做广告搞销售维生的人，又何必靠什么劳什子论文去证明自己？一个一头栽在流行音乐工业的创作机器，又何苦去用白居易来合法化这台机器的运转？说到底他还是个旧文人，一个陷身在一日不写稿不写歌就三餐不继的现代商业社会里的文人，所以才总是要以狂生的姿势去唤起大家记忆里的非正统古人，所以才总是要口诛笔伐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与老学究。他永远无法说明的，是为什么他一方面那么尊敬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的饶宗颐，另一面那么喜欢嘲笑写书没人买的自赏孤芳。更可怜的是在香港这个地方，他其实不用花太大力气，就彻底征服了香港人和他想象中的道统。《不文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销售纪录证明了香港人其实保守不到哪里，用不着他那么费劲。在他心爱的广东话占据了文化主流之后，他的战斗就像唐吉诃德对着风车舞剑一般，寂寞、徒然，也难免可笑。那孤傲的“沧海一声笑”，洒脱的“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香港人连欢迎都还来不及，又哪谈得上要相送呢？
爱上大众，而且要求大众也爱你，到头来总是桩叫人伤感的单恋。因为大众总是那么捉摸不定，追他们的心要比追日还难。经过黄霑的熏陶，香港人的精神“真”得不得了。报纸再黄再血腥都不打紧，它真。歌星再不懂唱歌也没关系，他们的可爱样貌是那么地“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黄霑居然教训人了，说时下的歌手唱歌没技巧，说如今的报纸没格调。但是黄老师，他们都是“真”的呀，要不怎么会那么受到市场欢迎？难道Twins就不是明日的莫扎特吗？这可都是您老人家教的呢。于是黄霑也在这滔天巨浪之中被卷得奔流而去了，他的歌他的广告都成了经典，经典也就是不再流行只堪回忆的意思。曾经红遍港台的《楚留香》，如今迷容祖儿的小伙子或许以为是古人的老词，看不懂。
所以那一次读书讲座，黄霑应该懊恼，以他的名气都填不满一个区区三百座位的演讲厅。黄霑说：“现在的香港人真反智。”当时我就了解到，黄霑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早在他去世之前。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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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者眼中的黄霑
南方周末 2004…12…02 15：42：30
《酸酸甜甜香港地》手稿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霑，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霑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霑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霑，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霑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霑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霑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毛俊辉（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
在去年SARS过后，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想搞一个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那我就想到了顾嘉辉和黄霑这对老搭档，他们毕竟是音乐领域里最有才华的人，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有的是生活经验，对这样一个本土化的音乐剧，这非常重要。我们的经费有限，在我最担心的酬劳问题上，黄霑和顾嘉辉两位先生根本就没有在意。当时黄先生对我说，“我们就是喜欢，音乐剧是艺术嘛，我有兴趣。”
当时我的身体不好，得了胃癌，正在化疗中。关于《酸酸甜甜香港地》的创作和讨论工作，都是在我家里进行的，黄先生也每次来我家，当时看着我吃药，他还宽慰我说，不要担心，注意身体休息。整个准备工作他非常投入，每次的讨论会，他都会准时参加。当时我才得知，早在20年前，他曾经为西方音乐剧的中文版填过词，可是他不认为那是自己的作品，因为它是一部美国剧。所以，当有机会自己做一个本土原创的音乐剧时，他特别高兴。
当时顾嘉辉住在加拿大，为了搞好这个音乐剧，6个月里，顾嘉辉从加拿大飞回香港三次。他不在香港的日子里，我们3个人就在各自的家里，一起通电话，聊词和曲方面的问题。黄先生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的人，有时候会为一句话，反反复复改上三四次。不满意的时候就撕掉，重头来过。10首歌，他写了三稿。写到激动的时候，自我感觉好的时候，不管时间多晚，也会高兴地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就那么哼上一段。后来我看他的手稿，他不喜欢用电脑，写的词谱、曲谱非常工整、漂亮，这样的传统工作方式，让熟悉电脑工作的我非常惊讶。在这个音乐剧初期排练的现场，几乎每一次我都能看到他。
《酸酸甜甜香港地》首演的时候，香港的3个艺术团体（话剧团、舞蹈团、中乐团）合作，黄先生在现场看了，很激动，很满意，但是他建议在音乐上应该加点西洋乐器，因为音乐剧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剧，应该有现代感。后来，我们又请来了一个六七人的西洋乐队。在这之后，看过演出后，他又对个别词句作了调整。而且在香港演出时的节目单，就是黄先生亲自写的字，他想以这样的方式给观众留一点纪念。
《酸酸甜甜香港地》在香港上演了20场，每场一千多观众，非常成功。黄先生很高兴，说《酸酸甜甜香港地》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剧“黄霑作品”。因为合作愉快，黄霑还和我商量过，再合作另一部音乐剧，当时他推荐的是《方世玉》。他一直想做一个能吸引年轻人、同时又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的音乐剧，方世玉在以往电影、电视剧中表现得很多，也有过粤剧，但是在音乐剧方面还没有表现过，而这个题材刚好符合他的两个要求，所以我们当时就定下了这个内容。当时他劲头很足，还对我说一定要超过《酸酸甜甜香港地》才好。我想，现在他去了，这个梦想就成为永远的遗憾，不可能实现了。
（本报驻沪记者张英记录整理）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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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体利益Vs大公共安全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0：44
□本报记者 王小飞
实验室来了，我可能该搬走了
广东疾控中心建设出现的波折，实际上反映了小群体利益与大公共安全之间的博弈，这两者的冲突，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都频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
2003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些人争论说：生物实验室可能危害戴维斯市》的报道。报道说，四周遍布农田的戴维斯市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但是，居民们担心，如果该城成为联邦政府投资建设的高危传染病实验室所在地的话，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变化。拟议中的耗资2亿美元的国家生物实验室，将被用来研究传染病，包括瘟疫、炭疽、口蹄疫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
在部分居民眼里，国家生物实验室还是恐怖袭击的一个潜在目标。过去数月来，这座拥有6。2万人的小城的居民通过请愿、抗议和起诉市政当局等方式，试图阻止生物实验室的建造。
报道引用38岁的特雷西·卡普兰女士的话说：“我总觉得，实验室的建造会给我们的小镇盖上一个棺材罩子。”
戴维斯市的前任市长茱莉·帕坦斯基已在当地生活了35年，她说，实验室来了，她可能就该搬走了。“我确实不喜欢与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还有24小时的保安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
《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情况，只是美国总统布什为防范生化恐怖宣布实施“生物盾计划（Project Bioshield）”之后，全美一些地方出现的居民反对建造生物实验室的例子之一。
“生物盾计划”预计耗资60亿美元，提出要建造3个P4实验室，用以储藏和研究最致命病毒，使美国在遭受生物武器攻击时，能迅速获取安全而有效的疫苗、药物和治疗手段。
一年半的辩论和修改，布什总统的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但美国媒体说，一些居民对生物实验室的疑惧并没有消除。
美国的生物专家们认为，P4实验室应该是很安全的。参与上述实验室设计的吉姆·奥热霍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做到绝对安全，达到航天飞机的水准。”
但《洛杉矶时报》接着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7年来，美国航天飞机已经发生过两起灾难性事故。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的益处和危害也相当关注。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只有在适当而透明的安全程序与边界管理程序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从生物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并更好地接受生物技术潜在的益处和风险”。
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