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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下，小群体与大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多，而对其处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文明进步。
对于广东疾控中心建设中的遭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谈了他的观点。他说，面对目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国家对尽快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产生某种急迫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但在疾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中出错，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建设中，政府听取部分公众意见，从而延缓了疾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这种审慎博弈、理性博弈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进步”。
对广东省三大疾控中心的建设，他提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这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础。政府固然可以以消耗公众支持度为代价来赢得短期的行政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缺乏长期效应，也难以持久，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沉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尤其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既通过公众的推动，也通过政府的理智选择，逐步但彻底地抛弃那种限定时间、限定项目、强加给社会的政府管理方式，上级应该理解，社会也应当支持。
尤其要强调的是，决不能以牺牲局部公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政府紧急工程的快速上马，因为这种做法既伤害公众利益，又影响政府权威。如果每个局部的公众利益在政府面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所谓的整体公众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
此外，疾控中心信息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更好地使公众全面了解疾控中心的功能、业务范围、操作手段、实验方式、疾控举措等情况，从而对疾控中心的建设产生一种“理性的支持”态度。
如何平衡利益关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这广东三个疾控中心的事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事件也反映了公民维权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他说，过去，社会常常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体。但实际上，小团体的利益被漠视，大团体的利益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黄卫平教授用“公共厕所往哪儿建”为例解释说，公共厕所人人需要，但谁也不希望它建在自家门口，显然，公共厕所也不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解决这一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先把公厕的位置划出来。这样，受公厕影响，附近的房产就会比较便宜。在市场机制下，自愿购买厕所附近的房子的人，不会感到利益受损。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盖好了才想起加一个厕所，那就可能造成一些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协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给利益受损的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为别人的利益单方面作出牺牲。
“当然，公民对公众利益也应该多一些支持。在得到合理的补偿后，就应该认可政府事后规划的合理性了。”他说。
具体到疾控中心的建设上来，黄卫平教授认为，虽然可以做疾控中心建设的环境评价，但对这类项目的反对，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认为，疾控中心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如果疾控中心不安全，那就不是建在哪里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建的问题了。
黄卫平个人觉得，适当的经济补偿可能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他看来，桃源村的居民对健康的关心，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关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心理因素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平衡和缓解。
“欲速则不达，”黄卫平说，“现代社会利益分化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十分谨慎小心。这是对政府的一个提醒。”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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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高潮前的回光返照？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1：22
瓦努阿图与台湾“建交”的悬案未定，又传出中国驻瓦大使“被打”的消息。一个南太岛国，以这种方式引起国人的关注，可谓颇具戏剧性。但这一次，不仅台湾投机瓦国可能竹篮打水，更大的危机也许还在后面。
“断交”高潮前的回光返照？
□时宏远（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拼外交”这个口号，台湾当局喊了多年。不过，拓展“邦交国”的声势却一年不如一年。瓦国总理沃霍尔的“暗送秋波”原本可以让陈水扁自得一次的，但这件事的几起几落却吊足了台湾的胃口，现在台“外交部”及其驻瓦机构人员也只能先降下临时使馆的“国旗”，“密切注视”事态进展了。
瓦努阿图———面积11880平方公里，人口18万———这个让台海两岸如此大费周章的“主角”，如果不是这一幕，相信既不会吸引台湾同胞的眼球，也难能上得了《人民日报》。在瓦努阿图之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出尔反尔”，这似乎早已成为台海两岸“内战”的重要内容。那么，“拼外交”多年之后，台湾战绩如何呢？
台湾“邦交国”，星星点点
虽然反复不断，但有进有出总算没有让台湾变成孤家寡人，至今维持着26个“邦交国”。其中拉丁美洲13个，非洲7个，大洋州5个，欧洲1个，亚洲没有。
综观台湾目前的“邦交国”，有两个特征极为明显：国土面积有限，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所有26个“邦交国”中，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8个，最大的是位于非洲的乍得128。4万平方公里；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也有8个，最小的梵蒂冈仅0。44平方公里，人口1400人，常住人口不足900人。
台湾“邦交国”大多分布在赤道以南，世界关注相对较少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些区域远离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低，受国土、自然资源的限制，工业基础薄弱，基本上依靠出口原材料或海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这些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贫穷”。从近几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伯里兹约7亿美元，格林纳达3。61亿美元，冈比亚3。73亿美元，马绍尔群岛2。46亿美元，多米尼加多一些，为172亿美元。至于去年刚刚与中国断交、与台湾“建交”的基里巴斯仅有4000多万美元。
如果是出于“友好”或者“国际人道主义”而对这些国家加以援助，当然值得大力提倡。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区域却成为台湾当局为了“外交”而外交的重点。的确，因为地处偏远，此类国家与中国联系较少，受中国大陆影响有限；再加上经济落后，“金钱”很容易彰显魅力。从近十年情况来看，“金钱”对它们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邦交国”的“钱袋”
建交除了国际法上的承认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有助于建交国之间发展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
客观地说，这些国家中蕴藏的商业利益微乎其微，在政治上也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力，不过“邦交国”除了简单的“面子”之外，也的确可以帮助台湾当局在某些国际场合显示其“存在”，比如最近在联大被提到的“台湾加入联合国”案。台湾的“钱袋”当然是这种双边关系的润滑剂。所谓“外交关系”，无非是台湾当局用金钱买“国际承认”，而“邦交国”则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交易”罢了。
买“外交承认”的钱当然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过政治领导人花起来似乎并不心痛。1999年，李登辉出价3000万美元买下了458平方公里的帕劳的“承认”。这笔钱帕劳人均可得1500美元，相对于台湾的人均收入当然是小数目，不过却超过当年帕劳人均国民收入。
陈水扁执政后，“金钱外交”攻势更甚。仅2001年的拉美、非洲6国之行，每处无不是金钱开道，一路烧钱达3。5亿美元。其中在巴拿马身上投入了3600万美元，为的只是换取巴拿马的接待。2002年，台湾向哥斯达黎加提供无偿援助8000万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改造。在巴拿马改建外交部办公楼时，一次性慷慨解囊400万美元。为了笼络塞内加尔，台湾每年向塞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塞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最大的一笔钱或许是“中美洲发展基金”，台湾当局除了捐款3亿美元启动资金之外，每年还要向其提供2000万美元的基本费用。
至于台湾直接给拉美7国外交部雇员发工资一事，在外交史上也可谓奇闻。据哥斯达黎加《国家报》报道，在过去的6年里，台湾当局总共注入了3210万美元，由7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分配使用。其中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共得到了480万美元，外交部每月用1。5万美元支付21名员工的薪金，另外7000美元用于补贴其他13人的工资。
外交界常说，国家间关系是利益关系，然而像台湾这样把“利益关系”直接演绎为“金钱”的，倒也实在坦白的让人无话可说。
“中国”的引力
国家间的关系，没有实力，无法满足对方的利益需求当然不行。不过，如果“金钱”成了外交的惟一基础，那么谁还能指望沙滩上的房子能长久呢？也正因为如此，“断交”始终像梦魇一样徘徊在台湾当局的心头。
2004年3月，或许是台湾当局新的噩梦的开始。自多米尼克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外交部”忐忑的情绪越来越浓。6月的时候，巴拉圭总统杜瓦德宣布，“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9月1日，巴拿马新任总统马丁·托里霍斯更明确表态“巴拿马正考虑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无独有偶，许多迹象更加重了台湾当局的担心。比如8月中旬，在得知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出席多米尼加新总统就职典礼的消息后，拉美许多国家的总统和特使纷纷取消行程，改由他人代去或干脆缺席。在2004年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邦交国”名单上，洪都拉斯、萨尔瓦多也一并缺席。这种情势，不由得不让陈水扁恼火。为什么金钱打造出的“挚友”会在此时纷纷向大陆示好呢？
这恐怕同中国外交战略越来越重视“走出去”有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的自信也与日俱增。今天，中国的视野已经延伸到整个世界，这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任两年出访的足迹以及取得的成果就能够看得出来。中国的影响力当然会触动那些总是感觉中国过于遥远的台湾“邦交国”，尤其是在中国展现的实力有可能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情况下。2003年中国否决延长联合国驻危地马拉维和部队任期，以及今年中国主动向海地派遣维和部队。这两件事，在台湾“邦交国”尤为集中的拉美地区的震撼效应不可谓不强烈。
如果说，同一个“随时可能陷入战火”的台湾地区保持关系，同一个大国对抗，意味着太大的政治风险的话，那么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力则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以巴拿马为例，台湾与巴拿马的年贸易总额为3500万美元左右，其中巴对台出口400万至500万美元。然而，近些年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巴拿马随处可见；仅巴拿马发行的公债，中国大陆就持有1200多万美元。正如巴中友好协会主席奥尔特加指出的那样，与中国建交，将为巴拿马带来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巴拉圭总统杜瓦德表示，他也是“出于南美洲共同市场”整体的经济考虑，才提出与中国建交的。
当然，还有用“断交”来讹诈的。比如今年10月，乍得就用这一招换来台湾用于“灭火”的1036万美元的援助。这种勒索在两岸“外交”争夺中时有发生。由于在“外交”上，这些国家一旦“断交”，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这种方法往往十分见效。在乍得一事上，如果不是台湾紧急援助，两者关系是否生变尤为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对瓦努阿图的殷殷期待之情可想而知。然而，投机注定只能维系一时的“亲密”，如果台湾当局无法处理好与大陆的关系，回应大陆和平统一，所谓的“外交困境”也不过是台湾一系列麻烦的小节。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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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立法与制度创新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2：20
□顾肃
民主立法是近期内各级人大的热门话题，并且被形象地概括为开门立法，各省市均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运作。比如浙江省近期规定，公民可以直接与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系，提出立法建议；媒体还报道了一些公民建议被采纳、成为新法规的实例。民主立法的本意就是与关门立法相对立，让群众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来。只有遵循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出的法律，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直接参与立法的人民代表应当从人民中民主选举（包括自由竞选）产生，具有真正的代表性；二是采用公开征求立法建议、立法听证等其他方式，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立法，这有利于提高立法工作的透明度，使立法更好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意、符合民心。
对于开门立法，向来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开门立法有可能否认专家的作用，其实这是误解。民主立法和开门立法与专家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代表民意的高质量的法律。立法的民意要求高，它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还有所不同，后者主要靠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的创造发明。法律是人民普遍意志的直接体现，如果由少数人关起门来立法，其结果往往是立法者的一厢情愿，制定出的法律与时代和社会生活脱节，或者是超越人们的行为一般能够接受的程度，违背“应当意味着能够”这一根本原则。大多数人不能履行的法律或基本无法执行的法律，几乎是一纸空文。如前不久一些大城市设立的禁讨区，从执行的情况来看，几乎都失败了，因为乞讨者太容易混在行人中，很难识别和驱逐。而春节期间大城市市区禁止燃放鞭炮的立法同样遇到了严重的挑战，近年我们常听到市区轰隆隆的鞭炮声，而禁止令却并未废除。类似的情况很多，不经过在人民代表和群众中反复讨论协商而匆忙立法，只会让法律失去民意基础，也必然会危及立法机构的权威。
然而，开门立法并不排斥法律专家的知识和作用，并不是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提案都可以成为法律。法律固然需要反映民意，但这种反映不是随时跟着民意走，甚至受情绪化的思潮所左右，或者是朝令夕改，不考虑程序公正和普适性。开门不等于放任自流，民主不等于广泛平庸。因此，今天的开门立法不应重蹈其覆辙，而应当真正使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程序公正与民意相结合。这就需要民主立法立足于制度创新和长期监督。
人民代表的政治和法律素质问题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有法律主要靠各级人民代表来讨论和投票通过，这些代表的法律知识、政治素质和民意基础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作为立法机构的人代会里具有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的代表比例很低，那显然与民主立法的要求不相称。至少代表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治经验。这也是现代民主和法治发达的国家，其立法机构成员中律师和法学家的比例相当高的主要原因。这就要求人民代表产生过程上的改革，不应当把代表资格当成一种政治荣誉、待遇和对个人贡献的奖赏，而应当着重考察和提高其参政议政和立法的能力上。因此，代表的提名不能仅限于少数机关，而应向社会公开，经过公开演讲、辩论和竞选产生合格的代表，供选民选择的候选人人数应当在当选代表数的两倍以上，这样选民选择的余地才大。
人代会立法过程应当透明、公开、公正，所有立法提案在付诸投票之前都要经过多次公开辩论，甚至需要明确规定几读（比如三读）程序，每读一次都要保证相应的公开辩论时间，不得随意缩短甚至取消。应当提倡人民代表公开质询的制度，对任何一项立法提案，如有必要，就可以要求有关的部长、省长、市长和其他行政官员、技术和法律专家到场接受质询，以澄清事实，消除代表们的疑问。有比较才有鉴别，有辩论才能明理。少数人关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的理想方案，不经过公开辩论和反复修改的考验，很难成为真正代表民意和符合法治精神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