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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不经过公开辩论和反复修改的考验，很难成为真正代表民意和符合法治精神的立法。
还有就是，应当允许利益团体公开向人大代表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既然是民主立法，就不必讳言利益团体的存在及其立法建议的正当性。过去我们的理论界总是躲躲闪闪，不敢正视利益团体问题，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显然是无法回避了。谁提出立法建议和提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立法过程是否公正民主，多数议决是否真正实行。因此，应当按一定法定程序，如听证会等，允许工会、农会、环境保护团体、残疾人团体等利益团体的代表公开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但一切都必须透明公开，不得贿赂代表和私下交易。甚至在条件成熟时，立法的投票过程本身也应该公开，直接公布每位人民代表投的是什么票。否则，这些代表的选区选民就无法监督他们在人代会上究竟做了什么，支持还是反对了哪些立法方案。而与自己的选民脱节的代表就成了水上浮萍，没有根基，其立法行为怎么能够反映人民的愿望呢？（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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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劳动条件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业机会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2：11
□吴忠民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如何才能扩大就业人口方面，人们多是将目光停留在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道理是，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可以增加80万到100万个就业机会。
实际上，增加就业机会的办法多种多样，而并不是只有提高经济增速一个途径。一个很重要的情形是，在中国现阶段，如果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做好了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工作，就可以明显地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在中国特定的时期，尤其是未来的一个时期，大幅度增加就业人口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在中国某个特定的时期比起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要更加有效，而且就其工作的相对难度而言比提高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如果认真做这件事情的话，按照最为保守的估计，用不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可以增加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完成的一项大型调查（19万份问卷）表明，在中国城市当中，所有行业中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都超出了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规定，每周平均工作48。16个小时。其中，工作时间超时最严重的前六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行业人员超出的时间最多，每周工作时间达57。09个小时，列第一位；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为55。85个小时，列第二位；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列第三位，为52。33个小时；租赁和商务服务列第四位，为49。50个小时；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列第五位，为48。93个小时；仓储和邮政业列第六位，为48。74个小时。这一调查报告同时还显示，大部分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或足额的加班费。这种现象产生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既大面积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限制了正常的就业机会的增加，并损害了民生状况，进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内需拉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每周工作5天的工时制。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如果延长，也不能超过45个小时，而且还必须得到加班费。
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究竟能够增加多少就业机会？通过两种方法可以简单地估算出来。我们先按照一种最保守的方法来计算一下，也就是按照假设城市每个行业中每个就业人员全部超出每周4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计算，在2002年，中国城镇共有就业人员25639万人，每人每周平均工作超时为3。16个小时，3。16个小时乘以25639万人就等于81019万个小时，再除以45小时就等于1800万人。这种最为保守的计算说明，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仅在城市就能空出1800万个就业机会。诚然，在现实中，不可能所有行业中的就业人员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45个小时。我们再按照最为理想的一种方法再估算一下。假设每个就业人员每周的工作时间都没有超时，都是40个小时，每人每周平均工作超时为8。16个小时，那么，8。16个小时乘以25639万人就等于209214万个小时，再除以45小时就等于4649万人，即：按照最为理想的状态计算，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在城市能空出4649万个就业机会。
显然，中国现阶段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保护，城市当中能空出的就业机会在1800万人和4649万人之间，取其中位数，应当是3221万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估算结果：如果我们重视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注意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那么仅仅在城市当中，就可以增加3000万个以上的就业位置。如果再进一步进行估算，将农村当中非农领域就业人员的劳动条件改善问题一并考虑进去，那么，又可以增加1000万个以上的就业位置。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估算，我们的初步结论是：目前，只要切实地改善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条件，那么，全国城市中的各个行业以及农村中的非农领域总共可以增加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对于增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机会，大幅度改善民生状况；有助于大幅度地提升内需拉动力；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巩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极为重视这一问题，将之上升到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来对待。
（作者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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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报国一支笔——张季鸾写时评
南方周末 2004…12…09 15：22：12
《大公报百年史》
方汉奇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30。00元
□王焱
季鸾先生（1888－1941）的大名，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舆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位骄子。
张季鸾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除短期从政外，以报人生涯终其一生。他最辉煌的时期是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十五年。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共同接手《大公报》。把一张原本业绩平平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精彩迭出，其后二十余年间，大公报称雄报界，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舆论重镇，1940年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大奖。《大公报》也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论大公报三巨头的成功要素，人道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张季鸾的笔。季鸾先生不过一介书生，就凭着这支出神入化的笔，“不治而议论”，他实现了自己言论报国的理想。
报纸时评的特点是讲求时效性，这固然要求作者才思敏捷，倚马可待；但另一方面它也往往因此被人视为“急就章”，以为时移事易，速生速朽。连张季鸾自己也说，他的文章上午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用来包花生米了。可六七十年下来，尽管时代悬隔，如今当我在灯下重读那些泛黄报纸上的旧文时，依然不能不为他的襟抱识见击节赞叹。论篇幅，一篇时评不过二三千字，如此局促的天地，经过张季鸾的刻意经营，竟能在“螺蛳壳里开道场”，将这一文体的长处发挥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张季鸾写时评的时代，民国早已肇建，然而帝制中国的私天下与家产官僚制的余风，并未销歇。过去科举制下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被复制到民国政坛中，形成山头林立的依附性朋党关系。国家公职成了大小政客之间私相授受的物品。许多懵懂庸俗的官僚，食国家俸禄多年，依然将“公共权力”当做“私”的权力，视为谋生与攫取身家富贵之器具，除了卖官鬻爵之外，惟独不知国家利益为何物。报章杂志原本作为现代社会的舆论机关，却严重缺乏广泛性；在报人的职业操守流荡殆尽之际，评论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又从何谈起？《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其宗旨。由这一点去观察，张季鸾的笔固然是妙笔生花，文采斐然，但更紧要的是，他论事析理，能够时时处处出以公心，超越党派私利，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青年时代的张季鸾，为了实践言论报国的理想，曾经两度被北洋军阀下狱，但事后他的志气依然不衰。更为难能的是，经历如此磨难，他的时评政论，却不见偏激褊狭，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让读者如同听他围炉夜话，娓娓动人，听而忘倦。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犀利，说理的出色当行见长。这就使他的时评，具备了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众的复杂思维能力，避免简单化的价值评判的功能。
张季鸾生处的时代，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都是波诡云谲，各种思潮起伏变幻，每有新闻事件发生，往往激起舆论界的观点对立和派系纷争。以先声夺人、立异鸣高为敏锐者有之；以道德酷评、尖酸刻薄为深刻者有之；以苛察为明、挖掘阴私为洞察者有之；从派系利益出发，以党同伐异望风吹火为识时务者有之；凡此种种，未免哗众取宠之嫌，有悖时评的本意初衷，都为季鸾先生所不取。他的时评，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
自宋明以降，儒生转向内在世界，理学家一味高扬天理，却不注重了解社会政治领域实际的运作过程，降及民国，流风所及，时评家的议论往往也陈义过高，迂阔而不切世情。张季鸾则不然。他知识广博，储备丰厚，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内幕与隐情，能够洞烛幽微，从而使他的评论能够贴近实际，而不发蹈空之论。
张季鸾的时评讲求张弛有道，而并非一味从宏观上着笔落墨，即便是在抗战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也常有闲笔，掌故轶闻，雪夜风花。但他的闲笔不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看似不经意间往往有深意存焉，而余音袅袅，启人遐思。
当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季鸾先生以他的一支笔，在报坛上纵横驰骋，集中体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周恩来当年对人说，做报人，要像张季鸾那样，“腾龙飞虎，游刃有余”。而毛泽东则认为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国家”。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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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个民间组织受奖背后的欣喜与期待
南方周末 2004…12…23 14：45：08
方舟评论
□何斗
中国政府日前再一次发出鼓励民间组织发展的信号：540个来自各地的民间组织被表彰。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这是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对民间组织的首次表彰活动。”
昔日被视作“敏感事物”的民间组织，在中国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被官方推到了领奖台前。这背后，与经济转型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紧密相关。
而此前，主管部门名称的变化，更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深意———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司易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机构名录之中。
中国对称谓向来十分重视，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如“计划委员会—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称呼的演变，可以说与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步步相随。
民间组织主管机构的易名，按新华社的说法，“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官方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
若干年前，有人把“非政府组织”视为异类，到现在，民间组织以成就者的身份站在了官方领奖台上。此次540多个民间组织受表彰，连同此前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鲜明地写入党的文件中，可以说中国对民间组织已完成了第一次观念突破，民间组织已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不能不令人欣喜。
另一方面，具体分析表彰名单，笔者认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依然还需要第二次观念的突破。
民间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华社上周电讯稿《民间组织兴起折射社会生态变迁》，提到两起民间组织的杰出表现，一是自然之友等9家民间环保组织向有关部门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二是当欧盟宣布对中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后，温州烟具协会奋起应对，组织“中国民间第一团”前往欧洲各国“游说”抵制，最终获胜。
令人意外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颇有建树也频频获得舆论赞誉的民间组织，都没有在表彰名单里出现。
有学者把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前者有较浓的官方背景或是由政府机构转制而成，后者则由民间自发产生。可以看到，表彰名单里大部分是前者，而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属于后者。
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取得合法性地位之后，若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有第二次观念的突破，那就是打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民间组织的界限，回归本原，平等对待。
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已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取消协会的行政级别、规定官员不能兼任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使这类组织回归“民间”本色。但相比之下，目前促进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措施还不多。比如颇有声望的自然之友，只是挂在中国文化书院下面的一个二级组织。另一家知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则是以公司身份进行注册。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由于没找到“婆家”（主管部门）而不具合法的身份，活动很受限制。
事实上，尽管条件远不够充分，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逐渐把权力让渡给社会，人们成立民间组织的冲动在不断增长，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用三句话对此进行了描述：“公民结社的意识日益浓厚，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成立民间组织的申请越来越多。”
有研究者于2002年—2003年上半年在部分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经过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只占民间组织实际数量的8％－13％。这个数字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结社需求。对于管理者来说，不能仅关注改革“存量”———自上而下的民间组织，还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发展“增量”———不断增加的自发而生的民间组织。
作为政府与公民间的桥梁，民间组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是随着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限制政府权力、完成对国家的改造而进行的。因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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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南方周末 2004…12…23 14：47：00
□于建嵘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在大力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据称，这一举措是继土地承包经营、乡镇企业改制后的又一次波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是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科学发展，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而据我最近在农村进行调查所了解的情况，这项改革在推进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将会给农村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问题之一，强制性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成为了剥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手段。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是基于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营形式。它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就是整合农村社区的经济资源，把集体经济资产其中主要是土地折股量化到人，把农民的土地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