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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胸怀大志，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毕业后留在美国寻找美元和机会，立即回国追逐和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只要目光远大，当代中国青年，任何时候出国都可以，世界作为你发展的舞台其实永远对你开放，而不必非要迫不及待，把出国当作一个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
俞敏洪的演讲打动了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的心。哈佛大学一位公共管理硕士一直下不了回国的决心，听了演讲后，他激动地对俞敏洪说，没想到国内发展这么快，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6月份我就回去。并希望俞敏洪为他联系国内的发展机会。
一位叫钱永强的年轻人刚刚拿到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MBA毕业证书，正面临着走与留的选择。出国前，他曾就读“新东方”，他从俞敏洪的演讲中看到了中国开放的脚步。他终于下了回国的决心。现在，钱永强已是“联想新东方教育在线”的总经理，并已成为“新东方”讲授GRE逻辑的明星教师。
俞敏洪计划每年去国外10所大学演讲。他坚信，开放的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从“新东方”走向世界，也将会有更多的人在“彩虹”的牵引下回到中国。
那天，在俞敏洪的办公室里，我与他有过一段对话：
记者：你从北大的一名教师成为今天的新东方校长，是什么东西打开了你的创造之门？你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你认为如何才能解放一个人的思想，给人带来想象力和创造力？
俞：我认为这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突破你自己。假如当年我联系出国成功了，到了国外的某所大学读一个文学博士，最后成为一个文学教授，我也可能不会再想回中国创业了。有时候，一个人发展得太顺利只是一种平庸的发展，这种平庸的发展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使你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我大学时有不少朋友上学时成绩比较好，努力考完托福、GRE就出国留学了，留学时的成绩也不错，毕业以后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工作，从此就过上了一种有老婆、有房子、有车子的平庸生活。
我认为只有两种人在世界上的成功是必然的。第一种人是经过了生活严峻的考验，经过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交替，最后终于成大器的那种人。另一种人没有经过生活的大起大落，但在技术方面达到了顶尖的地步。比如说你是学化学的，最后成为世界著名的化学专家，这也是成功。
记者：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许多人在遭遇到失败和挫折后很容易一蹶不振。你的人生道路上也充满挫折和失败，你是怎样对待它的呢？
俞：这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我从小就在农村贫困家庭中长大，在高考时，又一连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这种磨难磨炼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后来我用三年时间联系出国不成功的时候，我就没有象一些人那样或一蹶不振或破罐子破摔，丧失生活信心。而是能够接受失败，能用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态面对失败。出国留学失败了，我就重新确定比较现实的小目标，那就是首先赚点钱养家糊口，再多挣点钱争取能自费出国留学。
记者：赚钱的目标是人人都有的，谁都想赚钱，这个目标太平凡太普通了。
俞：赚钱这个目标是很平凡很普通，但关键是看你怎么看赚钱这件事。比如说有些人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上来就想赚大钱，一点基础都没有就想做大事业，那肯定是不行的，也是很难成功的。所以说正确对待自己的能力很重要。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一天赚30块钱，因为我每天上一次课，一次课就是30块钱。但是当我达到了一天赚30块钱的目标后，我就开始想更高的目标，后来我就一天上两次课，一天赚60块钱。再后来，我看到别人办培训班，一天能赚600块钱，我就想是不是我也试试，因为我的能力似乎不比别人差，于是我也开办了自己的培训班。这就是一天一天进步的精神。如果一开始就让我创办现在规模的新东方，那我会被吓死。
人应该有宏大的理想，但更要知道实现这个理想的每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定好了目标之后，要实现它有可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也有可能几年的时间就会成功，因为人只要努力，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就。我曾经和学生说过，你做任何事只要每天比别人多做一点点，做好一点点就够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别人每天背10个单词，你每天背11个单词，这样一年下来你就比别人多背365个，而一年后那个人要想赶上你，可能要多花两个月的时间。而你每天比别人多背一个单词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新东方就是用这种方法一点点发展壮大起来的。当年别的班每期能招30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能不能每期招40个学生，今年新东方招了10万名学员，我就想明年能不能招11万。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小看你所迈出的一小步。
记者：有人说，不管遭遇多大的失败，不管如何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要走进新东方，就会亢奋和激动，就会重新获得斗志和自信。新东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的魅力？
俞：新东方的校训是：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这其实是一种精神。每一个追求成功的人都应该有这种精神。对一个人来说，技术上的东西很容易学到，但精神却需要培养。新东方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就是因为新东方除了教给学生技术上的东西，还教给学生比技术本身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新东方的精神。一个人如果想成功，他必须要具备技术以外的东西，这就是心态、感情、胸怀、理想和目标。如果没有这一些，就算英语学得再好，也无非是一个懂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技术人员。
我曾读到一篇文章，是讲美国某大学所做的一个实验。他们把青蛙放到一个盛满热水的锅里，青蛙马上就跳了出来。而把青蛙放到盛满冷水的锅里，青蛙会非常快乐地游来游去，然后给锅慢慢加温，青蛙仍会快乐地游来游去。等到温度很高时，青蛙已经跳不出去了，结果被活活煮死了。其实人也是这样，如果处在一个慢慢加温的恶性环境中，人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自己所应具备的东西，等到意识到的时候也许已经晚了。那么这种应具备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技术，而是理想、追求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所以，我们给每一位走进新东方的学员都当头泼一瓢热水，让他们象青蛙一样跳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的能力实现达到最大化。而且我从自己的经历认识到：一个人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思想后带来的创造力会有多大！
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学校处处碰壁的朱海军，在网络世界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留学的路被堵死后，俞敏洪创办了为出国留学生培训英语、名播中外的新东方学校。
一位社会学专家分析估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目前很多被压抑的人才，将有更多的人会向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行业、部门“跳槽”。而且，社会将会给“跳槽”者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有人估计，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有50％的人改了行。深圳的年轻人，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跳一次槽。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更新的加快以及学校学的知识在一生中派用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职业人士再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增加，原来特别看重的个人专业背景正在淡化，其限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年轻白领择业极少受到专业行业的局限，他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职业。
这种变化，也许可从一份“IT公司招聘员工最看重什么”的调查中窥见一斑：
一、绝顶聪明；二、迅速应变能力；三、敢于冒险，但绝不孤注一掷；四、渴望成功；五、富于幻想、六、适于团队工作。
从列出的这些条件可以看出，学历和专业已经退到了“二线”。
如今在我们身边，做记者的，也许是学金融的；做房地产的，也许是学中文的；做营销的，也许是学哲学的；做餐饮的，也许是学经济的……，开放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的选择机会。
其实，跳槽就是跳龙门，跳的越高，见的东西就越广阔。爱一行专一行固然是社会的需要，一专多能更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地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
第八章 水往低处流
认识王勇
认识王勇，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间演播室。
那天晚上，倪萍主持“聊天”节目，与倪萍聊天的是一位名叫段云松的年轻人。没考上大学的段云松，做过王府饭店的门童，小饭馆的老板，后来又开过红遍京城的“忆苦思甜
大杂院”，如今是五福茶艺馆的老板。
我是被邀请去当观众的。我的旁边坐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
倪萍与段云松聊完后说，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王勇，王勇的经历跟段云松有点不一样，他是大学生。
说到这里，倪萍将头扭向观众席笑着问：“你们知道北京小王府吗？很火的！他就是那里的老板。”
王勇与我隔着两排也坐在观众席上，他穿着橘黄色的套头衫，听见倪萍在介绍他，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子神情有点拘谨。接着，有人将话茼递给了他，他拿着话茼发了一通言，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可有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生苦短，应该去干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
节目录完后，我们交换了名片。王勇的名片很独特，上面画着一幅建外大街至光华路的地形图，在地形图囊括的区域里，有使馆区，有外交公寓，有友谊商店，有闻名中外的秀水街，有高级白领出入的国贸大厦、嘉里中心、丽晶花园，还有京伦饭店、建国门饭店、汉威大厦。北京小王府的几家店就分布在这个区域里。
我和王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们约好在光华路的小王府见面。
当时我想，小王府名满京城，门面一定很气派，可是坐着车将光华路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好停车打听，才知道小王府在光华路背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那是一条很幽静的小胡同，虽然距光华路不过百余米，却没有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小王府是一溜平房连着东头一座二层的小楼，粉白的墙，朴实淡雅的窗帘，门口还有几颗歪脖子树，很像居家过日子的房舍。
走进前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是一群身穿救生衣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站在海边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勇笑嘻嘻的，在他们身后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餐厅的布置朴实、温馨、亲切。难怪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那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外国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能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与餐厅连着的一间平房，是王勇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新颖别致的壁挂、造型独特的灯具、摆列整齐的书柜给人以居室的感觉。在房间的一角，临着胡同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一圈古朴典雅的沙发围成了一个小天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胡同里的风景。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也不可能讨价还价。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拿着飞机票，忐忑不安地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虹桥机场时，我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环境，将要独自在这里打出一片天下。
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外援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颇丰的两年，我单枪匹马地终于为公司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在那两年学到东西，比我在国企呆3年学的东西多得多。在国企，我是戴着游泳圈学游泳，身边还有教练陪着，不管浪有多高，风有多大，只要我不脱离游泳圈，就能安然无恙。可是在外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扑腾”先将你丢进水里，任你挣扎，任你呛水，没有本事游上来就会溺死，这时，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拼命地伸胳膊蹬腿，游着游着也许就到了岸边。
当然，溺死的人也不少。没被溺死的，就真能干成点事儿。这也是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外企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外企得到的培训和学到的经验，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有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在北京的美国公司，也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不久，我就坐上了大班位置。
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赛特的，知道赛特的北京人，只知道那是一家有钱人出入的高档商场，却不知道商场上面的写字楼藏龙卧虎，有着多家在全球都响当当的大牌公司。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穿流不息、象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象蚁蝼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大班，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怅然若失，情绪低落。
我常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当年我走出那座国企的办公楼时，许多人为我惋惜，可是几年后，那些为我惋惜的人，见我出入高级写字楼，拿着比他们高几倍的工资，见了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