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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和一位比他大六岁的俄罗斯女人结了婚，婚后并不幸福。他们回俄罗斯以后，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大弟弟还是有了别的女人，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老婆。他经常不回家，妈妈知道后经常去信规劝。最后他回了家。他是否就能安分地过日子了呢？爸爸妈妈不知道。 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这样的往事了。一只已经粗糙不堪的手，伸向她苍老的内心。在她53岁的时候，在一个偏远的劳改队里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辆毛驴车上去城里登记结婚。她说：“这事很滑稽。”不知道她为什么用了“滑稽”这个词，不该发生的发生了——这是她最不愿触及的往事。过了一会儿，她低沉地说：“这一切，都是命。” 她很无奈地垂下了目光。那天，毛驴车颠颠地向城里走去。半路上毛驴的尾巴突然高抬起来，“扑噗”一声，驴粪喷溅在瓦莉娅腿际的黄大衣上。男人有些难堪地看了瓦莉娅一眼。见她冷艳的脸上没有表情，他也装做什么都没发生。毛驴一路不断地拉稀，黄大衣被弄得很脏。瓦莉娅心想：“这大概是上帝在预示着什么？”她并没觉得这是一次婚姻。她像路旁边的一根木桩，厂房里的一台机器，正在完成一项功能。能不能胜任，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到了婚姻登记地，瓦莉娅下了车，男人扶了她一下，他自己跳下车来，把驴车拴好。
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登记结婚
接待登记的人抬起头，看见他们进来，没有理睬。 他们俩坐在那里，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那个女同志问：“你们来干什么？” “登记结婚。”瓦莉娅说。 “什么？”她像没听懂，又问了一句，“结婚？你同意了？” “同意。”瓦莉娅看见对方用一种怪怪的目光看她，又看看大麻脸。眼前这两个人是两个不和谐符号，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色彩，很刺眼。 对方提高嗓门，加重了语气冲着瓦莉娅又问一句：“你真的同意了？” “真的同意了。”瓦莉娅有些不敢看她。 女同志的眼睛朝别处看了看，说：“你坐那儿再想想，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然后转过身不理睬他们了。 对方是个负责任的敏感的经办人。这工作上干了许多年，凭她的观察和感觉，他们的结合相当不正常。 瓦莉娅重复：“我同意了。” 没有回答。 男人站在瓦莉娅身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瓦莉娅，那目光是：你告诉她，不用想了。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主见。 瓦莉娅下决心要彻底毁掉自己——小时候“过家家”那样，突然对小伙伴说“不玩儿了”，把自己摆设好的小玩具用胳膊一扫，一切都乱了。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她可不管。于是，她大声再说一遍：“不用想了，我真的同意。给我们登记吧。”他们终于拿到了结婚登记书。男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瓦莉娅不记得那个结婚登记书是什么样的了——在她珍藏的所有个人历史资料中，包括有她钢琴伴奏的节目单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只是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看得出，她不愿意把那段婚姻留在她的历史里。那个年代的结婚登记书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都是服从。她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命运？她和男人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就去商店买了一斤水果糖和二两茶叶。那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为自己能成全一对婚姻而满足着。那天也来了许多邻居，都是劳改队的家属。男人不断地给大家发喜糖倒茶水，看得出他非常高兴。他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他的话不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感谢政府，感谢党，给了我一个好媳妇。” 讲起这些，瓦莉娅的目光不再直视我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躲避。许多年过去了，她不停地去努力忘记过去，可是，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磁带，只要回放，将引发她内心的阵阵痉挛。那是一种被羞辱、被泼满污水、被众人践踏过的感觉。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婚纱梦破碎了（图）
在良知的动荡中，在良知的儆戒、规劝和谴责中，信仰之慧眼恒然凝视着一位不可见的无限的审判者的身影。良知动荡犹如一种无声的自然语言，它是上帝对灵魂言说的语言，其指令关涉个体的灵魂和世界的获救。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使所谓“良知”动荡的特殊的统一和意义脱离上帝的充满奥秘的“声音”和“手势语”的解释，而我们称之为“良知”者的统一尚依然存在。
——M。舍勒《懊悔与重生》
他们在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成了家。两个劳改犯，就像两个“跑腿的”，都是光杆儿司令，所谓的家什么都没有。男人只有一堆又破又脏的衣服，一股怪味直呛鼻子，为此瓦莉娅缝洗了好几天，才把他收拾得干净了些。 瓦莉娅不可能去想白色的婚纱，梦早就破碎了。结婚没有改变她什么，她只是在一天天同样的日子里活着。 她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那男人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是暴露着的。男人也许知道瓦莉娅想什么，要什么——她脸上不经意地露出微笑，定了格的微笑，她的思维已经抛弃了躯体。她是遗失在山坳里的城堡，破碎的墙体和断柱，带着诱惑和神秘，破旧不堪。 流浪汉独自生活的艰辛，触及了瓦莉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她开始承担家里的许多事。女人容易徘徊，却不轻易放弃。她逃避不了现实，同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她无法推却。做饭洗衣打理家务成了她主要事。 白天瓦莉娅下地干活。收工时候，她的男人却要去上班。好像轮流站岗，偶尔打个照面，他们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回来了。” “嗯。” “饭在锅里。” “知道了。” 一切都是公式化。这让瓦莉娅心静。没人打扰她，她还如同一个人那样生活。“他是你丈夫，他会需要你吗？”我问。 “那个人常常半夜跑回家，但不敢呆长，怕管教发现。” 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那个人”。 刚去那里的时候，麻脸男人主动地借她脸盆，主动地帮助她，不断地讨好，不久就有了这样的婚姻。丈夫只是一个标志。现在，她可以回哈尔滨了。但是，为什么没回去？ 她没能马上回家看望妈妈，劳改队还没有批准，她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结婚了，怎么还不能回去？”我问。 “上面没批下来。”她说。 回家要报告当地的派出所。劳改犯被称作历史的垃圾，社会败类，每个环节都不能放松。这是阶级斗争态度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像她这样刑满释放，在当地安家落户的“二劳改”，只能听凭上面安排，没有资格计较。 转眼，播种的季节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准假回家的消息。 瓦莉娅的身体却有了变化，她的腹部逐渐隆起。周围的人都好奇地大叫着：“哎呀！老白菜开花了！” 怎么可能呢？瓦莉娅心里比谁都明白。 腹部在快速地增大，人却越来越瘦，厌食、无力气，瓦莉娅知道自己是病了，去了几次村镇卫生所，大夫皱皱眉头，说不出什么原因。过了些日子，瓦莉娅觉得走路都吃力了，就对那个男人说：“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吧。” 男人又赶着毛驴车，陪瓦莉娅去了县城。来来去去跑了3次，终于确诊：急性肝炎肝腹水。并嘱咐家属做好后事准备。 男人怕被染上，吓得跑到外面住了。 瓦莉娅一个人躺在炕上，昏昏沉沉。邻居每天都来给她送饭，她没力气睁开眼。过了两个月，那个男人眼看瓦莉娅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不肯伺候，就到队里要求，把瓦莉娅送回家去。 瓦莉娅知道自己病得很重，就要离开人世了。在见到上帝之前，她祈祷着，祈祷在临死前能见到妈妈。 可她已经不能走了。1977年1月7日，瓦莉娅被一副担架抬着，在车上颠簸着，被送往妈妈家。回家的心情像飞翔一样快乐。她想：就是明天离开人世，我都快乐。因为我自由了，能够见到妈妈了。 瓦莉娅被抬回了家。妈妈惊慌地看着已经不成样子的女儿，躺在担架上的瓦莉娅低哑微弱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回来了，我最多能活两个月。” 妈妈望着自己的女儿痛哭，“瓦莉娅，我等了你十二年，你怎么会扔下我……” 妈妈伤心着。她在这十二年孤独地守望。她不懂汉语，能和她交流的人很少。她艰难地过着日子，就是为了等女儿回来。 男人把瓦莉娅送回家，一刻不停地赶回了农场。也许他觉得自己很倒霉，刚娶的媳妇就病成这副样子；他怕搭上自己的钱和自己的命。总之，他把她送回哈尔滨，也就不管不问了。 如今提到那个男人，瓦莉娅谅解地说：“两个人没什么感情，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他脾气很好，从来不欺负我。” “他没再来吗？”我问。 “听说我的病好了，听说我在哈尔滨能教书挣钱了，他又来了。”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1979年7月，他是作为丈夫的身份来的。他想在哈尔滨留下，住在瓦莉娅和她妈妈的家里。那个男人说：“要不，我们就回到农村去，我们要一起过日子。”瓦莉娅的妈妈坚决反对，在僵持中，她躺在门前老泪纵横：“谁要是让瓦莉娅走，就从我身上迈过去！”瓦莉娅知道该是分手的时候了。第二天，她上街花150元买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买了双份餐具和衣服送给那个男人，让他今后再找一个妻子过日子。又拿出200元钱给了他。瓦莉娅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差异都太大了。我们不适合生活在一起，我们离婚吧。” 那男人不同意。为了离婚，他们3次去法院调解，女法官对男人说：“离了吧，你们差异太大了，过不到一起。” 那个男人知道僵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那辆崭新的自行车价值是城里人四个月的工资，他就同意离婚了。 他们在奋斗路上一家小饭店吃了一顿饭。在1979年，能够像他们那样文明地在饭店吃顿散伙饭的事，还很少见，这是瓦莉娅请的饭，她知道他也是无辜的。她说：“如果不愿意回农村，我在哈尔滨给你租一间房子，给你找个临时工做做？” 男人没吱声。他多少有些恨她，但又没有能力，也没办法阻止离婚。他很无奈地服从了。 他们叫了4个菜，默默地吃完。 瓦莉娅没有食言，给他在老飞机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付了半年的租金，还给他找了一个打更的临时工作。用方单位觉得男人还本分，工作踏实，之后把他的户口办到了哈尔滨。他一直在哈尔滨干到1998年才回到江苏老家，每月按老保户待遇拿220元钱。 一天，我把电话挂到了江苏，找到了这位已经回到自己老家的男人。我问：“你还能想起韩明禧吗？” “她呀，我知道啊。” “能不能说说你们当初结婚的事情？” “那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干事给我们介绍的。” “你满意吗？” “我不太同意。我当时看好了一个河南女人。但韩明禧是管教介绍的，我只好同意了。” “你当时为什么不太同意呢？” “个子太矮了。河南女人是高个子，身体很结实。” 选媳妇就像选牛，首先看它壮不壮实——韩明禧在他的眼里又矮又弱，实在不符合农村人的标准。 可是，他的个子也不高啊。 一位知情者说：“这男的小个子，大概1米60。其貌不扬，脸上有黑麻子，人还算朴实本分。当时大伙都说这老头不简单，娶了个省歌舞团的钢琴师。” 我在电话里问这位现在已经老迈的男人：“她和你离婚，恨她吗？” “我当时气坏了，挺恨她的。” “可是，当初她病的时候，你是生怕被传染上，才离开她的。” “是啊，那时……我想算了吧……” “那你就不应该恨她了。她还给你买了自行车……给你租了房子找了工作……”我说。 “没有，她什么都没给我。不是我离开她，是她硬要和我离的。” “给你买自行的事，是你对熟人说的，还能记起来吗？” “是吗？那我都忘记了……她好像没给我买什么……她喜欢臂膀挨着臂膀走路。我是农民，不习惯。” 但他没忘记赞扬当时那些曾给予帮助的哈尔滨人——那些领导和朋友们。他非常想念他们。那时瓦莉娅很累很倦。人生的路太漫长太艰难。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妈妈的身边，觉得一下子轻松了，她瘫痪一般躺着，贪婪地吮吸着妈妈的温暖和照料。十几年来，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紧张，为周围的环境紧张，为那些混杂的人际关系紧张。她不能吃不能喝，整天昏昏沉沉酣睡。那时妈妈没有钱，家里的东西都卖了，生活很拮据。瓦莉娅不能去医院，买不起药。妈妈只能每天不断地给她冲糖水喝。 有个邻居是老中医，听说瓦莉娅得了重病，就给她送来一些药，让瓦莉娅每天吃一包。妈妈说：“瓦莉娅，这是上帝来救你了！” 瓦莉娅还记得药粉很苦，难以下咽。但那是她唯一的救命药。妈妈给她冲药，苍老的背影，满头白发，熟悉的家的味道，都让她留恋。瓦莉娅微弱地说：“妈妈，我快要死了，可我们能够在一起了，这多好啊。感谢圣母玛丽亚。妈妈，我们祈祷吧。” 妈妈哭着说：“这么多年我天天在为你祈祷，盼着你回来。1976年快过元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送来一棵大白菜，说7毛7分钱。我就想，77年会有好事的。一定是瓦莉娅的事，所以我每天都在请求上帝，让圣母玛丽亚送你回到我的身边，现在上帝真的把你送回来了，你不能死，不能离开我。” 瓦莉娅安慰着妈妈：“妈妈，我们要感谢上帝，是上帝的保佑才让我最后一次见到了妈妈。” 瓦莉娅在妈妈的身边，她的心很平静，她平静地等待上帝的召唤，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早晨瓦莉娅醒来，满屋阳光，看见阳光下走来走去的妈妈，她觉得有了精神，也不发烧呕吐。饥饿，她对妈妈说：“我想吃土豆。” 那时土豆是她们的主食。妈妈立刻给瓦莉娅煮了一锅土豆。她一点点将土豆送进嘴里……从那天起，瓦莉娅渐渐地增进了食欲。两个月后，瓦莉娅能自己起床活动了。她没有去见上帝，在妈妈的照料下，她奇迹般地康复了。她开玩笑地说：“是土豆救了我的命。” 这个时期，当地派出所作为督查机构，经常到她家“审查”瓦莉娅。病榻上的她虚弱无力，不想再面对那些冷眼，就把脸对着墙，只听有人说：“她病得真是利害！” 但当瓦莉娅能够坐起身子的时候，就吩咐妈妈去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情况。她一向是个很认真的人。为了能永远留在妈妈的身边，她必须主动汇报，自觉服从监管。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十年后重逢
瓦莉娅能够走出家门已经是1977年的初夏。她被窗外崭新的绿色吸引，眯起眼睛，有些不习惯地在阳光下眺望。她有了微妙的变化，犯人的刻板、警觉和回避正渐渐消失，留下大难不死的世故，坦然，漫不经心。 她的内心仍然敏感、焦虑、多疑。只是她学会了掩饰。那时，她的笑容有些生硬。亲人，朋友都相继离她而去——听说王维嘉的太太在她出狱前一年离开了人世，可是王维嘉没有等瓦莉娅回来，不久便娶了一个女教师——瓦莉娅匆匆的脚步，仍然没能撵上他。 当时她大病初愈，独自去了一次秋林公司。正排着队买大列巴面包，有人回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很快又转过头来，接着就招呼她“瓦莉娅”。瓦莉娅有些懵了，她看见了王维嘉！他向她摆手，示意她站到他前边来。 瓦莉娅差点掉下泪来。她委屈、兴奋，还是因为孤独得很久，终于有个亲人一样的朋友可以说话？ 王维嘉用压得很低的俄语一连串地问：“你怎么矮了这么多？什么时候回来的？这十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你好吗？”瓦莉娅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闻到了他身上那多年前就熟悉的气息。 王维嘉抱歉地告诉瓦莉娅，他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 “父亲和继母年龄大了，他们需要人照顾。”他说。 瓦莉娅点点头，一直望着前方排队的人，似乎很急。她的内心乱了。能怨谁呢？这都是命。她努力地微笑，尽量使自己的微笑变得自然柔和一点，尽量不让泪水淌在面颊上。这微笑一定让王维嘉心痛。在雷鸣电闪的日子，瓦莉娅失踪了，突然失踪。这让王维嘉痛不欲生。他不知道怎样度过没有瓦莉娅的日子。 等到十年后瓦莉娅回来，他却不能拥有她。 他随着瓦莉娅回家。见到瓦莉娅的妈妈，王维嘉跪了下来，像孩子一样哭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