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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回来，他却不能拥有她。 他随着瓦莉娅回家。见到瓦莉娅的妈妈，王维嘉跪了下来，像孩子一样哭着说：“妈妈，我对不起瓦莉娅。” 王维嘉就这样走了。瓦莉娅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瓢泼大雨的傍晚，王维嘉给她买了牙膏和牙刷，然后他们若无其事地分了手，那个傍晚成了他们缘分的尽头。不止是王维嘉。三十多年来，托里亚、米拉和伊万，她亲爱的爸爸和两个弟弟，那些使用俄罗斯语言、蘸马哈鱼籽酱、吃黄油烤面包的朋友们，都纷纷地告别了瓦莉娅。 哈尔滨的黄昏带着隐隐的失落走进了夜晚。 我问：“那后来，你有没有再成个家？”“不想了，没有要求。”瓦莉娅说，“那时有不少人来求婚。妈妈拿着拐杖冲来人喊，谁再来我就打谁！” 那一年，瓦莉娅54岁了。 中国大地开始回暖。 中国的大门刚有些松动，米拉的信函就急匆匆地赶到。米拉知道了瓦莉娅曾被投进监狱，非常关心。信里夹着一百元美金。从那时起，米拉每年给瓦莉娅寄钱和物品。米拉去世后，米拉的丈夫仍然按时给瓦莉娅寄包裹。瓦莉娅给他去了一信，告诉他不要再寄了。米拉丈夫来信说：“米拉走时告诉我，你是她唯一的妹妹，要我一定照顾好你。” 1977年，人们相传要恢复高考了；关闭了十年的高校大门；就要重新开启！在一个黄昏的日子里，邻居领着孩子来到瓦莉娅的家，请她辅导俄语。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又有一些学生来找瓦莉娅，有的来学英语，也有的是学日语的。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已经30多岁。他们对瓦莉娅十分敬重。 为辅导外语的事，瓦莉娅特意去派出所汇报，表示分文不收，她愿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是真心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给予别人。 派出所的同志对她的表现非常赞许，并说：“瓦莉娅，你和你的母亲需要生活，可以收些费用。这是你的劳动，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是件光荣的事。” 瓦莉娅听惯了训斥和批判，这样的鼓励和肯定让她十分珍重。她开始自己编写教材。她没有教学参考资料，只能凭着记忆，回忆小时候学外语的过程，一句句、一段段琢磨，把它们写下来，然后誊在练习本上，然后一本本地抄。上课时，她学生的手里都有一本外文“教科书”。 荒芜了十几年教育，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外语充满好奇。瓦莉娅的学生认真可爱，他们给她带来快乐，带来另一个天地，也带来尊严和自信。 学生们围坐在那个椭圆形的大拉桌旁，兴致勃勃地听课，她不再是孤独的瓦莉娅了。眼前这些单纯、明净、活泼的孩子，使她变得更柔和亲切，获得了做母亲的幸福。 她的学生里有位很特殊的同学，不考大学，不想做什么，学俄语只是为了一个缘分。他叫胡天，俄文名字是阿寥沙。 胡天家住马家沟平工街一间老式俄罗斯民房。马家沟是白俄群居的街区。他没进过俄国学校，但俄语口语很好。他和俄国人交往密切。但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这块土地上不能让俄侨呆得太久，他们陆续离开了中国。后来，曾有朋友想带他一起去澳大利亚。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儿子成了“苏修特务”
他爸爸坚决反对他和俄国人交往，怕那些俄国人把他的儿子带到很远的地方。他竟然去“爱国主义运动委员会”告发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在1975年的一个深夜，胡天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一年他27岁，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车工。随后，他家被风卷残云地搜查了一遍。胡天收藏的俄罗斯工艺品，瞬间被一扫而光。糊涂的爸爸这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但一切都晚了，儿子成了“苏修特务”，一关就是九个月。 胡天走进瓦莉娅家是1977年冬天。他先学习俄语，后来学英语。他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对外语有一种莫明的喜欢。那时，在哈尔滨这样的人不少，有的人家在家里交流时使用俄语。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文明，不想放弃过去俄罗斯式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或者这种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生活中的人们，有时不知自己处在怎样的境地更好，极力排斥同类，或想使自己变成另类，或者尽量趋同，隐藏自己。 就在那时胡天认识了他的太太赵女士。 赵女士这时就坐在我的对面，是在她的家里。她不是那种花枝招展的女人，美丽而安静。她的丈夫胡天已经患脑溢血去世一年多了。她轻声轻语：“阿寥沙非常想出国看看。他喜欢打猎、钓鱼、滑雪，喜欢唱歌、喜欢艺术，性格奔放、豪爽幽默，待人彬彬有礼。在‘文革’最乱的时候，他嘴上总是挂着‘您好’、‘再见’等礼貌用语。”赵女士说：“我真后悔，当初不该阻止他去澳大利亚。他那么想出去看看。”她的话，大概是说给昊永昌听的吧。她现在和女儿在一起。女儿在一所大学里读书，学的是装潢艺术设计，周五才能回来。她自己每天面对的是胡天过去的影子。桌上摆着俄式茶炊，靠窗处的书柜上有一件黄铜俄式汤盆，上面刻着涡卷式花纹。还有六弦琴，过去它常常伴随男主人唱《喀秋莎》、《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每到黄昏，六弦琴的旋律似乎就会无声地响起。它等待着男主人和它一起歌唱。 还有许多俄罗斯工艺品，在胡天活着的时候，会一件一件地摆弄着它们。现在它们都成了主人的纪念。 那天，我在瓦莉娅家，赵女士随后也来了。她笑了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走进瓦莉娅的卧室，看看有没有要换洗的衣服。临走的时候，她对瓦莉娅说：“妈妈，电费还没交吧？什么时候交，告诉我一声。” 她是随丈夫这样称呼瓦莉娅的。刚谈恋爱时，胡天经常带她到瓦莉娅的家，瓦莉娅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结成夫妇。瓦莉娅说：“胡天是个很好的人，我是怕小赵嫌弃他，因为那时还没给他平反呢。都32岁了，我替他着急。”瓦莉娅像孩子一样地笑了笑，“我喜欢给年轻人介绍对象。”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走动。当时那些常去东正教堂、哈尔滨市最后的“莫希干”也经常到胡天家做客，他的妻子会给他们做一桌香喷喷的菜肴，让他们好好喝一顿。他们一起去教堂，去俄侨墓地。有很多年，胡天一直照顾一位多病的老俄侨。他是个盲人，一只胳膊截肢，孤独生活在哈尔滨。生活上的事都由胡天料理，直到国外的亲属把老人接走。胡天总是默默地做好事，常嘱咐妻子：“要多关照瓦莉娅。”关心老俄侨成了胡天的生活重点。赵女士说：“去年美国洛杉矶来了一个电话，是老哈尔滨的犹太人阿布拉姆打听胡天的消息。他不知道胡天不在了，知道胡天已经过世，他很难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有着手足之情的中俄朋友们相继不在的时候，这样的故事是否还能延续下去？1991年，一些健在的老白俄，从澳大利亚来到“故乡”哈尔滨，爱讲神秘故事的阔利亚也来了。回去时，他专门带了几条“老巴夺”烟厂的香烟。“老巴夺”烟厂是1902年两个从莫斯科来的波兰籍犹太兄弟创办的，30年代的时候，被英国烟草公司控制，解放后改名为哈尔滨卷烟厂。现在，它又恢复了老牌号。阔利亚回到澳大利亚，给那些曾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送去老巴夺香烟时，很多老人拿起香烟，放到鼻子前闻一闻，“太熟悉了”，说着两行老泪就落了下来。 那天，赵女士和女儿路过她们家原来住的地方。那里一片片的俄罗斯民房早被一座座火柴盒样的大楼代替了。她们还记得自己家的大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芍药、扁珠莲和黄太平果树。春天的时候，满院子的粉色、白色和黄色，还有植物的香味，很诱人。搬迁时，许多人惋惜地将那一束束花连根带走，移植到别的地方。它们的美丽就这样延续了下去。窗前有两棵老榆树，它们还在原地守望，守望着一代代人在眼前走过、消失，然后又有新的面孔出现。现在它们变粗了，也茂盛了，一个人搂不过来。女儿扬起头，望着它说：“妈妈，树上那个铁丝扣，还是爸爸拴晾衣绳时留下的。” 他走了，痕迹还在。
第十五部分：托里亚我们又重逢了悲喜交加的年份（图）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辛怀时） 杨尚昆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的宴会上说，在过去的岁月中，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说，这次会晤来之不易，要求双方表现出智慧和责任感，坚持不懈地克服很多年以来沉重地笼罩在苏中关系之上的“消极的积垢和成见”。 ——1989年5月16日《哈尔滨日报》 1989年，对于瓦莉娅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她亲爱的妈妈在那一年去世了，她唯一的亲人，唯一能在精神上给她安慰和支撑的人离开了她。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离别，也注定要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但是，瓦莉娅不同，渗透在她血液里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土壤。尽管在狱中她改造了十年，她却看见了不能认同、不能接受的阴暗角落。她不惜一切地回到妈妈身边。母女俩互相滋养，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浓浓亲情的境界。那时，她已经教过了许多学生。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大学毕业，还有的已出国了 1982年春天，哈尔滨电工学院俄语系的党委书记傅云秋女士来找瓦莉娅，她说：“韩老师，您能不能为我们的学生讲俄语？” “让我当老师？”瓦莉娅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是的。我们很需要像您这么好的口语老师。” “可是，我现在正在申请平反，还没有什么消息……”瓦莉娅有些顾虑地看着傅云秋女士。 “没关系，我们经过了讨论。我们的学生急需要知识，您能教好她们。我们相信你。” 听了这话，瓦莉娅的心情好久不能平静。为了让人相信她的清白，为了澄清自己，为了取得社会和人们的信任，她到处奔波上访——几年过去了，没有结果。 但电工学院的师生们却信任她，让她站在了学院的讲台上。她珍惜这样的机会，认真地备课，要让自己在生命暮年美丽起来。 以后，林业大学也邀请她为研究生辅导俄语。她每天奔波在两所大学之间，很忙也很快乐。 当夜深人静，当她独自难眠的时候，是她灵魂独享的世界。她可以和爸爸妈妈对话，和远在美国的米拉对话，和那些她熟悉的又离开她的朋友们对话。也无数次地问：托里亚，你在哪里？ 夜深时候，她站在圣母玛丽娅像前祈祷。 1979年的一天，一个学生上完课后，对瓦莉娅说：“韩老师，现在有许多曾经被打倒的人，都纷纷要求平反。你也可以去找找有关部门吧。” “有这样的事情？”瓦莉娅的眼睛里带着疑问。 “有没有你都要去试试，这是个机会。”学生这样说。 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瓦莉娅连夜把材料准备好，第二天就去了省公安厅。那天天气很热，她跑得满头大汗。门卫挡住了她的去路。一位身穿警服，威武挺拔的男人问：“你来干什么？” “我找领导，问问能不能给我平反？”瓦莉娅的声音怯怯的。 对方的眼睛顿时就睁大了，“你还想平反？你知不知道，你是大特务。” “我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务。我是无辜的。”瓦莉娅非常激动。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迫害了你？” “我没说。我只想请领导对我的过去再进行核查。” 经过几番周折，瓦莉娅才把自己的申请送了上去。从此她一直为自己的平反奔波投诉。三年多以后，她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 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哈尔滨人陆陆续续地奔向苏联口岸进行贸易。两国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同年9月8日，苏联民航在哈尔滨设了办事处。一天，瓦莉娅和一些俄侨陪同办事处的人去了博物馆旁边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办事处职员的夫人柳芭。她们一见如故。当柳芭知道瓦莉娅一生独处的时候就问：“您为什么不结婚？”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爱过一个俄罗斯人……后来我碰到许多追求的人，可是无法再爱了。” “那个俄罗斯人是谁？” “阿那托里·维列日夫。” 柳芭听了后，立刻惊奇地瞪圆了眼睛，“噢！你说阿那托里·维列日夫。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同志，现在是建筑工程师，就住在哈巴罗夫斯克。他是一个很文雅很有风度的人，大家一直叫他‘贵族’。” 瓦莉娅听了几乎叫起来，她兴奋地说：“啊！真是太巧了。能不能帮我联系上他？现在他是工程师了？”
第十五部分：托里亚我们又重逢了与托里亚相见（图）
“我一定给你联系，一定。”柳芭说。 时间不长，瓦莉娅就得到了托里亚的联系方式。那时，哈尔滨对俄的经济贸易正开展得红红火火。黑河、绥芬河、满洲里等口岸城市拥挤着许多和苏联做贸易的人。俄语翻译稀缺，已经有几家公司邀请瓦莉娅去做翻译。那时，瓦莉娅也想去苏联，去哈巴罗夫斯克。她多想见见托里亚！她也想去阿拉木图见见她的两个弟弟。 妈妈去世后，弟弟来过中国。他们希望瓦莉娅去苏联。在那里，他们可以照顾她。还有国外的朋友们，他们也在想方设法地劝她出国定居。但是，瓦莉娅都拒绝了。她给他们回信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真的不想离开中国。在这里，有我的初恋，我的爱情，我的父母，我的所有的欢乐和痛苦。这些都已经成了我一生的财富。如今，还有我的学生，我的中国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多照顾。更重要的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它的美丽，它的风情，以及它给我带来的所有故事都弥足珍贵。” 1990年圣诞节的时候，瓦莉娅终于去了哈巴罗夫斯克。不知为什么，一踏上那块土地，她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她慢慢地体会到，那个城市太像当年的哈尔滨了，那民房，那树丛，那小路，还有那里的人们。 在瓦莉娅受聘的公司里，有位热情的经理。他听说瓦莉娅的恋人就在那个城市，就极力地促成他们见面。他还在哈巴罗夫斯克给瓦莉娅买了一件白貂皮领的呢大衣、一顶白貂皮帽子。哈尔滨人就是这么热情豪爽。 就要见面了。
那天晚上，瓦莉娅无法入眠。她想象着托里亚的样子。想象中他还是那样英俊、风度翩翩。他黑黑的大眼睛深邃莫测，情意浓浓。她想起那个冬日也像现在这样寒冷。他们一起朝瓦莉娅的家里走去，可是，到家了，他们还是不想分开。于是折回身子，踏着厚厚的积雪继续地走着。积雪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他们的眉毛和面颊都染上了白霜。托里亚转过身来，用手捂在瓦莉娅的脸上，说：“冷吗？你看，你都变成了白雪公主。” 第二天，瓦莉娅径直朝托里亚家走去。那条路怎么那样的漫长啊，让她足足走了四十五年。四十五年里她焦灼等待，曾迷失，曾被丢弃。在她67岁的时候，她满怀往日的伤感和绝望，追逐初恋的足迹来到了苏联，来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在楼下她犹豫了。她不知道见面时该说些什么，那么多的话和思念，该从哪儿说起？ 一道阻隔了她和托里亚四十五年的门。他出不来，她也进不去。如今，门被叩响，门开了。 是一个女人，胖胖的女人。 她们对视着。女人说：“您就是托里亚初恋的女朋友！我知道！” “您是他的太太。” 女人的敏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尤其在爱情面前。 “您快进屋，我给托里亚挂个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已经70岁的托里亚走了进来。 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瓦莉娅，他们对视着，时间一点点地走向了1945年的夏天，那个忧郁而又沉闷的夏天，那个不堪回首的夏天。 “那时，你哪里去了？”瓦莉娅的目光在问。 “我被命运拖走了。可是，我一直都在等着你。”托里亚的目光是深情的。 过了很长时间，他突然问：“瓦莉娅，你怎么矮了？” “我在监狱里得了病……我的牙都掉了。” “可是，我爱你，我一直都在爱着你。”托里亚说着，用那怜爱的目光看着瓦莉娅。他非常同情她的遭遇。他想起了自己被流放的年月，沉默了。 瓦莉娅泪水涟涟。 托里亚深情的目光。 他们对望着。 瓦莉娅想起了托里亚给她读过的诗，西蒙诺夫的诗《等着我吧……》：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