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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也不曾说什么陈圆圆遣送宁远“已死”的话。
这实在是奇怪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国榷》，是中华书局用张宗祥的校本排印的。张氏根据的则是蒋氏衍芬草堂、丁氏八千卷楼、四明卢氏抱经楼等几个旧抄本汇校写定。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足本。姚雪垠同志所据，不知是否更好的旧抄足本，不好贸然断定。在没有得到解释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一件怪事。
姚雪垠同志说：“我在《论圆圆曲》的文章中，考证《圆圆》写作的时间，陈圆圆故事从开始出现到传奇化的过程，以及陈圆圆故事的本身矛盾，我的论点可能不够严密，但我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科学的。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姚雪垠同志没有具体指出。他又说，“不管陈圆圆是否病死宁远，或随吴进关而死于昆明，我都不相信陈圆圆同大顺军有关系，也不相信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投降清朝。”也许“核心”在这里，但不知道可的确。
回忆我写那篇《陈圆圆》，最早的契机恰恰是因姚雪垠同志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而引起的。我曾举出过一些例证，说明姚雪垠同志对史料的运用，不能不使人怀疑颇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他先是有了一种见解，然后就去寻找能够证明这种见解的“史料”。包括错误百出的《甲申传信录》那样的书在内。看到“已死”两个字，就干脆而彻底地宣称陈圆圆在一切矛盾尚未展开之前就已死掉了。至于大量的有关陈圆圆的文献，好象是并不存在的。这方法自然简单而痛快，但却很难说是“严肃”与“科学”。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2）
姚雪垠同志在引用同一条史料、同一人的声述时，有时就出现了奇怪的只取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的现象。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却并不声明。现在经过驳难，总算是有了一点解释。说过杨宛陈沅曾同时见系于刘宗敏的全谢山，被指为“得自辗转传闻，不应作为信史看待”。那么《甲申传信录》是作者亲身经历、亲自调查的报告书么？作者有没有在宁远看到死去的陈沅的尸体？为什么姚雪垠同志对这书要寄以如此的信任呢？“某一塘报稿”不被注意的“简单回答”是“我目前还认为那些史料不是确凿可靠的”。没有理由，只有结论。“塘报”是三百多年前的一种情况汇报的公文形式，是一种文献实物，不同于“传闻”，也不是因三百年后的讨论预制出来的证件。为什么不可靠？也许今后我们会听到更为充分的理由。
类似的情况决不是偶然的。甚至连并不艰深的吴梅村诗，也往往作了古怪的解释。我们决不应怀疑姚雪垠同志读诗的功力，但要注意他何以作出与众不同解释的原因。
总的情况似乎是如此的。三百多年前出现过大量的史料，其中有确凿无疑的“实录”，也有“传闻”，还有“文学创作”。姚雪垠同志就是用上述的种种方法，和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抬杠。九条“矛盾”，很少不是定为“不合情理”而引申出来的推论。这算不算是就历史科学说出了有价值的话呢？
照我简单的头脑看来，研究历史问题，结论应该从大量充分的史料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获得，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有利、不利的史料都应受到重视，只有经过分析、研究才能决定取舍。“不相信”、“不认为”这一类充满主观色彩的词句出现在严肃的论文中是不合适的。判断一个人的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惟一标准也只能是实践而不是宣言。
姚雪垠同志正面阐述的许多治史应取的态度与方法，看来都是非常正确、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他在实践中又往往忘记了它们。
例如，姚雪垠同志曾在讨论李岩的问题时强调说明，“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是不行的。不过在谈到刘宗敏与陈圆圆的关系时，就把陈圆圆这个有名的女人看成是比硝镪水还要可怕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沾惹，不惜想尽一切办法为刘将军辩诬。但据野史所记，曾为刘宗敏所掠的还有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家媳妇等一大批别的女人，姚雪垠同志就都置而不论了。这就是说，名气小或无名的女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掠取，但陈圆圆则不行。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出，在姚雪垠同志看来，女人中间是分着等级的。有的能旋转乾坤，有的就只能与草木同腐；有的“艳名”昭著，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不妨随意玩弄，有的就该“敬而远之”。总之，不只她们的“个人作用”天差地远；在同样受到污辱、迫害时，她们应得的同情也是有等差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呢？这和姚雪垠同志声明坚持的不相信吴三桂降清是为了陈圆圆的观点怎样合拍得起来呢？
历史论文与历史小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同样要受到作者历史观的制约。在论文中为刘宗敏洗刷辩诬，目的也是为了创作小说的方便。刘宗敏是大顺农民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是一个英雄。在历史记载中如有强加于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是必须推倒的。但他终究不是一位毫无缺点错误的“高大全”的“英雄”，也是事实。无论大顺军的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作为一位军中主将，进城以后，如此对待妇女总不能说是不必重视的“小节”。我不想推论姚雪垠同志的作品曾否受到“三突出”那一套创作方法的影响和这种影响有多深，但从他为刘宗敏“辩诬”的热情与手法看，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至于这种创作“方法”与“理论”的得失，实践早已提供了结论，用不着多说了。姚雪垠同志曾义愤填膺地说，许多“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明白，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可爱的“素朴的革命感情”。凡是对刘宗敏（也就是大顺军。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了刘宗敏“个人”在姚雪垠同志头脑中的“作用”与分量）的“诬蔑”我们就要反对，就要洗刷，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则是次要的，不必多费心思。这确是一种“可爱”的素朴的感情，可惜并不科学，也得不出理想的果实。
姚雪垠同志责怪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有些话说过了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值得慎重考虑，也应该加以说明。提起《甲申三百年祭》，我总是立刻记起文章发表之后在重庆立即引起的反响。当时那些反对此文的论客大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就和崇祯领导下的覆亡前夕的明朝一样吧。这和姚雪垠同志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是怎么说都牵不到一起去的。我的意思只是说，一篇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出现以后，往往会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赞赏或反对。反对者也不一定都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例如，不赞成给革命者脸上抹黑的意见就是来自截然相反的阵营中的一种反对意见。这种观点及论据直到今天依旧是有势力的。他们不赞成“灭自己的威风”，理由是怕“长他人志气”。应该说确是单纯到了可爱的程度。历史真实是无情的，难道一床锦被就能遮盖得了么？遮盖的结果往往是加快了发霉变臭的速度。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3）
姚雪垠同志又说：“关于郭沫若同志应该不应该‘摸’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屁股’，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口口声声要摸‘走资派’的屁股那样，以及郭沫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就预见到全国解放那么快，以及解放后我国的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学术问题的话，我不想与黄裳同志讨论。我只谈我对历史著作和政治宣传的基本看法。”
姚雪垠同志虽然说他不想讨论这种够不上“学术”资格的问题，但他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不该‘摸’。”这次在重新发表前进行修订时，加上的“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句，就使意思变得更为清楚。那就是说，时代虽然隔了二十多年，郭沫若因为曾有此一“摸”就使自己化为“红卫兵”；李自成、刘宗敏因曾被“摸”过也变为“走资派”。而我因为说了一句“摸屁股”的“俏皮话”，也就变为“四人帮”论客那样的角色了。这都是清楚的。
由此可见，在姚雪垠同志看来，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贴打倒“走资派”的大字报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是主张应该“摸”的，理由俱如前述。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废话，因为这种“辩论”确也没有什么学术气息。
我反复想过而终于没有想通的是，为什么一位作家不能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估计，而这种估计又不允许是正确的呢？难道只有算命先生才有这种权利么？
任何时候社会上属于不同政治集团的个人，是随时随地都在估计政治形势的。譬如，对于抗战能不能胜利，抗战初期有过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的估计就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全然不同。姚雪垠同志抗战中到过重庆，辗转于后方，我看就是相信抗战必胜的一种表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后来不是逐渐跑到南京去了么。至于抗战胜利到来的迟早，人民和反人民力量的对比、消长……这些问题人们都是关心的，也都有自己的估计。对人民的军队，是希望她永远不脱离群众，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还是盼望她腐化变质，失败崩溃，人们也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我真不懂，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在这些重大的政治形势估计上，有人可能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有什么理由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已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推荐给人民，自然不是为了引导群众都来钻研晚明史，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对人民斗争至关重要的历史经验。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就是指此而言。
预见这事物，恐怕是有的吧。坚定的信念，加上科学的判断，就会形成正确的预见。在这里，信念也是科学的产物，和求神拜佛得来的迷信完全不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没有对前途的估计，他还活着作什么呢？在这里，对不许人们有正确预见的这种见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而也没有办法同意。
姚雪垠同志说，“要推翻我的判断必须从整体上推倒”，又说，“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读了这些话使我感到异常惭愧。晚明史籍浩如烟海，我只是读过其中的几本，有的不过是一点零碎、片段的知识。因此只能写下一些枝节的意见，没有动摇什么完整体系的野心，也说不清“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所说的往往都是姚雪垠同志不愿讨论的算不得“学术”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核心问题其实倒应该在这里。最后，不能不对郭沫若同志的评价问题说几句话。因为姚雪垠同志有“黄裳同志的文章中所明确表白观点和态度，与我们今后应如何对待《甲申三百年祭》很有影响”这样的话。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是因为姚雪垠同志在《论〈圆圆曲〉》中为刘宗敏辩护而批判了郭老对刘宗敏的看法。我明确地表示了我的观点和态度。不过我不想被指定为郭沫若的辩护人，更不想反对人们指出郭老的缺点、错误。我想不管是谁，就如被视为“偶像”的郭沫若同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也要受到公正的批评，没有任何理由为之回护。郭老的治学是有缺点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缺点，因而导致不小的错误。如《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作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些近来在学术界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最有力量的批判，无过于摆出颠扑不破的论据，并加以清楚有力的说明，而不在于重复大量的斥责。郭老已经逝世，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的失误更审慎地作出公平的判断，因为被批评者已经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了。姚雪垠同志在《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对郭老的指控，粗略的估计有近三十处，而事无巨细，在每一条后面都有一段“小结”，指出他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4）
从“轻于相信……草率论断”、“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凭‘假使’空发议论”、“全是空话”、“舍本逐末”、“读书粗心、即兴命笔”……到“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为‘以论代史’、‘以论带史’开了风气”，“和严肃的历史科学家们所持的态度和治学方法背道而驰”，“离开实事求是，单凭主观随意的抽象假设”……看了这些“结论”，人们难免产生一种印象，郭老已经完全失去了研究历史的起码条件。姚雪垠同志在文末又说，“我们批评《甲申三百年祭》，丝毫不减低对郭老另外一些著作的高度评价”。这怎么可能呢？有着那么严重的缺点毛病的人，能写出另外一些值得“高度评价”的著作来么？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么？
我觉得学术争鸣最好的办法是明确地说明自己的意见，指出对方的失误，尽量避免使用尖刻的词句。自然，这样作是不容易的，但不可不努力以赴。“结论”性的话最好少说，结论由读者来作效果会更好些。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给对方“定性”，不但异常吃力，效果也是不理想的。这只是一连串尺寸不同的“帽子”，要求每顶都尺码合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这样的“喜剧”，难保没有几顶飞回来落在自己头上。例如，姚雪垠同志指出郭老运用《明季北略》时引书卷数有问题，下结论道，“倒是可以证明郭沫若同志读书不细心，连卷数和题目都未看清，当然谈不上辨别史料的真伪了”。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也有些失之空泛、不够准确，因之也就减低了科学性么？姚雪垠同志自己就曾误将沈榜的《宛署杂记》算在孙承泽的名下，难道我们可以据此就下结论说他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么？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的并不只一件两件。
郭老是个有浓重诗人气质的人，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格外触目，犯的错误也很不少。诗人并没有犯错误的特权，凡有谬误都应一一指出，以正视听，这是没有丝毫疑义的。不过在批评时，慎重一些，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也是必要的。姚雪垠同志责难郭老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就进行研究，只靠一本《明季北略》就发议论。在今天看来，这确是有点荒唐的。不过也要想想抗战中在内地的得书之难。当然可以辗转借阅，不过也并不容易也不可能求得大致的完备。从抗战中住在内地的一些学人的论著，可以看出这个普遍的缺陷。即以今天的条件论，我们研究晚明史到底掌握了现有史料的百分之几，也很难说。在这方面，谦虚一点没有坏处。对前人未能摆脱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应该寄以同情，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不足的同时，不一定表现出可笑的优越感来。我相信世间一切事物，总是后起者超越前人，将来超过过去与现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未来的青年学人看来，很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不予体谅，毫不假借，他们将说出使今天的学者、作家无地自容的话，这是想想都有些可怕的。但我相信，未来的青年一代必不如此。
1981年6月23日
《黄裳卷》 第二部分关于柳如是（1）
关于柳如是
过去随便翻阅晚明野史，经常遇到有关柳如是的故事，逐渐引起兴趣。不过这和许多旧时代的诗人文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煊赫的一位。无论是“秦淮四媺”还是李香君、卞玉京，她的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一张小像，一颗印章，一面镜子，一只笔筒，都是发泄幽情的好题目。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去了若干年的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跑来“讨替代”。
古今有些才子的有些设想，确是十分古怪的。譬如一个人，死了以后变鬼，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变鬼之后，会不会一年年也老下去呢？一般的意见又并不以为如此。牛僧孺作《周秦行纪》（或云这是旁人托名所作，用以进行政治陷害的，是颇古的“阴谋文学”，这里姑不具论），说他夜宿汉薄太后庙，会见了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潘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