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璐死词头呤闱椋逼涫担痈小选！闭饩褪撬担痈惺且恢质阈醇鸥写ィ泶锼枷肭楦械奈难⑽摹０凑章逞父秤璧恼庖缓澹奈募杏行┪恼戮筒皇粲谡飧龇冻耄海ㄒ唬┭趼畚模纭度酥贰贰ⅰ赌β奘λ怠贰ⅰ端卧窦渲叫∷导捌浜罄础贰ⅰ丁粗泄挛难Т笙怠敌∷刀颉返龋约捌渌匝跷鞯奈恼拢纭豆赜谛∷堤獠牡耐ㄐ拧贰ⅰ豆赜诜氲耐ㄐ拧分啵唬ǘ┦榭澜樽ㄎ模纭镀樟泻号捣颉匆帐趼邸狄氡拘颉贰ⅰ丁纯纭ょ胬栈葜О婊〖敌蚰俊返龋约捌渌嘎垩跷侍獾氖樾颍ㄅ昊魇闭氖樾蚶猓唬ㄈ┏て缆畚恼拢纭段抑诹夜邸贰ⅰ段颐窍衷谠跹龈盖住返龋饫辔恼掠械囊膊捎迷痈械囊恍┬捶ǎ哂性痈械纳剩纭丁坝惨搿庇搿拔难У慕准缎浴薄返龋皇堑湫偷脑痈凶髌贰４送猓褂腥舾苫匾渖⑽模纭段业牡谝桓鍪Ω浮贰ⅰ段业闹侄弧罚灿朐痈杏兴穑粲诨匾渖⑽摹３鲜黾钢智榭鐾猓逞肝募械木蠖嗍髌酚κ粲谠痈械姆段В淙凰窃谝帐跎系某墒斐潭热杂胁畋稹！ �
我们通常说的杂文，其实就是指第二种涵义，即指文学散文之一的杂感文体。这一点，可以从文学史实中得到多方面的证明。我们知道，这种文体最初出现于《新青年》杂志时，叫做“随感录”，20年代一般称为杂感，30年代以后才逐渐地称为杂文（同时也称为杂感），名称不同，但实质一样，指的是同一种东西。鲁迅生前围绕杂文所进行的斗争，无论是反对者的贬斥还是鲁迅的反驳，所指的也都是杂感文体。20年代陈源、梁实秋等人攻击“杂感”和“杂感家”，概念很明确，无须多说。30年代林希隽等攻击杂文，是指“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短文，显然是指杂感作品。鲁迅在反驳他们时说的“和现在贴切，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能移人情”的杂文，当然也是指杂感作品。四五十年代一些人提出并遭到非难的“我们需要杂文”的口号，这个“杂文”当然不能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文章”，因为这样的理解就会使所提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报刊开辟的“杂文”专栏，也决不是“各种各样文章”的专栏。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现代文学中的“杂文”的概念，就是指一种特定的文体，即杂感文体。
因此，我们在讨论杂文的文学本质时，也就把问题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并且以那些较充分地体现鲁迅对杂感创作的见解和主张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使概念更明确，这里不妨还是采用“杂感”这个名称。当然，我们说杂感是一种文体，并不意味着它的形式的单一性。相反，杂感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并无固定格式，可以是随笔式，格言式，也可以是书信式，日记式甚至是书序式等等，正如小说可以用各种方式写成一样。但杂感既然成为人们公认的一个文学概念，那就必然有它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只要具备这样的文学特质，不管用什么方式写成，都属于杂感文学。
对鲁迅杂感的本质最早作出概括的应推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把“杂感这种文体”概括为“文学性论文”。这个概括强调了杂感的文学素质，肯定了这种文体的社会批判意义，因而一直被人们所沿用。后来还有“文学性的评论”、“文学性的政论”等提法，但其实都同前者大同小异。这些概括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杂感文学的某些特征，但很难说这是对杂感的文学本质的确切的概括。因为：一、这些概括实质上仍然把杂感作品归结为论文或政论，而论文和政论归根到底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属于“文艺之林”。这就不仅模糊了人们对杂感的文学本质的认识，而且也不符合前述鲁迅的看法。冯雪峰下面一段回忆也说明这一点：“鲁迅自己不承认他的文章是政论。”当人们希望他写些进行政治宣传的政论时，他说：“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鲁迅的政论活动》。虽然政论未必都不带有“文学性”，但鲁迅仍然把它与杂感区别开来，这是很明显的。二、用论文或政论的概念不能概括杂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鲁迅杂感中有不少并不具有“论”的形式，如《小杂感》、《拟豫言》以及《知识即罪恶》、《牺牲谟》等等，说它们是论文或政论，未免过于牵强。鲁迅杂感的内容也不是用“政论”的概念可以范围的。例如《马上日记》、《病后杂谈》、《死》等以及一些有关文艺、教育和一般社会习俗方面的作品，就很难归结为政论。杂感中固然有很多涉及政治内容的作品，但不是所有杂感都讲政治问题，正如诗歌中有政治诗，但诗歌并不等于政治诗一样。三、这些概括虽然在“论文”和“政论”前加有“文学性”的附加词，但这个泛泛的附加词对于概括杂感的文学本质并无实质性的意义。社会科学中的优秀的理论文章（包括政论），除了它们本身的理论素质外，也往往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学趣味。鲁迅说过：“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杂些闲话或笑话，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华盖集·忽然想到（三）》。又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不少理论文章在论述过程中也常常杂用诸如比喻、对比、讽刺等文学手法，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典故等，以增强文章的吸引力。这些都说明学术理论文章也往往带有“文学性”，但它们不是文学。可见“文学性”这个附加词并不足以说明杂感属于文学范畴。相反，由于人们习惯于把杂感看成“文学性论文”或“文学性政论”，一些人实际上把杂感同政论或一般短论混同起来。有人选取列宁写的一些政论或短论之类文字编为《列宁杂文集》就是这种混淆的表现。列宁的这些文章，虽然也有一定的“文学性”，但其基本性质显然不属于文学。报刊上有些标明为“杂文”的文字，其实并无多少文学素质，也不过是一般的理论短文。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明确杂感属于文学，如果不把杂感当作文学品种来写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杂感政论化或论文化的倾向。茅盾早就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觉得我写的杂感太像硬梆梆的短评了。”《〈茅盾文集〉后记》。这也许是自谦之词；但是，如果，把杂感写成“硬梆梆的短评”，就不成其为“能移人情”的文学作品了。其结果，杂感这一文体就会淹没在政论文和一般理论短文之中，丧失它作为文学品种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对于杂感文学的发展未必是个福音。
从根本上说，杂感之属于文学，不仅仅因为它采用了文学的写作技巧，不仅仅因为它具有“文学性”，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反映和揭示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
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用“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所谓“艺术的方式”，最主要的也就是马克思在评论希腊神话时说的“形象化”地反映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文学与用理论来解释世界的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区别。问题在于，不能对“形象化”作简单狭隘的理解，应当充分注意到文学作品的形象化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学样式和体裁，它们的形象化的方式、特点和要求是并不相同的。叙事性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等，要求通过创造完整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再现生活。抒情性的文学样式如抒情诗之类，主要是抒写情感性形象，通过意境来启发人们感受生活。而散文这种文学样式，则主要地通过谈论或描述生活中的某些人和事或某些生活现象，捕捉具有特征性的片断的生活形象，表达作者对生活感受，以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引导人们去认识生活。杂感之所以属于文学，就在于它创造性地运用文学散文的形象化方式，加以漫画化的手法，迅速及时地反映和揭示生活。具体地说，杂感（即杂文）是通过直接勾画和剖析生活现象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一种文学散文。——我以为，对杂感文体作这样的概括，比起“文学性论文”或“文学性政论”之类的概括，可能更准确地揭示这种文体的文学特质。
二、鲁迅杂感形象化地揭示生活的文学特质
鲁迅在谈到毕力涅克的小说《精光的年头》时说过：这个作品是作者将他“在内战时代所身历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写成的《〈一天的工作〉后记》。这句话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杂感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将“某些事件或场面”加以概括和形象化的一种独特形式。鲁迅还说，《精光的年头》是一篇“没有主角的”作品。它实际上是作者将所遇所闻的人和事加以粗线条的勾勒，揉入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所谓“杂感的形式”，显然是指这个特点而言。为了说明“杂感形式”的本质特征，我们不妨对鲁迅的创作实践和他关于杂感的重要见解作一些考察。
鲁迅在自己的第一本杂感集《热风》的《题记》中说，他的作品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而写的，目标是要写出“中国的病证”。这与他的小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目的相同。问题是：鲁迅杂感是怎样把这种“病证”写出来的？这不能不是研究鲁迅杂感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鲁迅说过，他的杂感作品“格局虽小，不也描出或一形象了么？”《准风月谈·后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鲁迅的这个论断。在短小的篇幅中，以精练的笔墨勾画出对象的形象，并加以深刻的解剖，这正是鲁迅杂感的一个最突出的文学特征。鲁迅把杂感勾画的这种形象，比做“病理学上的图”《伪自由书·后记》。。这就确切地表明了鲁迅杂感形象化方式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杂感与以理论阐述为主的评论文章不同，它需要通过勾画社会“病理图”来揭示生活；另一方面，杂感的形象化方式又与其他文学品种的形象化方式不同：杂感的形象化不需要对人物、事象作细致的刻画和描绘，只要求“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勾画出对象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特征，从而“写出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成为解剖图式的杂感形象。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论鲁迅杂感的文学本质（2）
鲁迅杂感所勾画的解剖图式的形象，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型，或者说两种形象系列：一是人物“类型”形象；二是“社会相”形象。这两种形象的结合，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态，揭示了那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勾画人物类型形象，是鲁迅杂感形象化揭示生活的一个主要手法。这一点，鲁迅作了精确的表述：“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如果不抱成见，我们就应当承认，作者所提炼、概括、勾画出来的这种人物图像，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独特的文学形象。在鲁迅杂感人物类型形象中，大量的是在有关文章里集中地勾画出来，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落水狗”和“虽然是狗，又很像猫”的“叭儿狗”；《一点比喻》中的“脖子上挂着铃铎，作为智识阶级徽章”的“领头羊”；《夏三虫》中的吸人血还要哼哼地发一通高论的“蚊子”；《战士和苍蝇》中的专舐战士的伤口还要拉上一点蝇屎的“苍蝇”；《寡妇主义》中的“执拗猜疑阴险”的“寡妇校长”；《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的良心发现、退出革命阵线做一点小忏悔的“革命小贩”；《帮闲法发隐》中的以插科打诨、玩笑扯淡来掩盖主子作恶的“帮闲”者；《二丑艺术》中的倚靠权门、凌辱百姓的“二丑”；《查旧账》中的瞪着眼睛赖旧账的“名人”；《“题未定”草（二）》中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等等。这些形象都是根据实际生活中各色人物的特点，经过提炼勾画而成。作者在作品中不是把某些人的本质概括成抽象概念，而是生动地写出他们的形态、神情、心理、行为特征等等，构成形神俱现的文学形象，它们是在特定条件下生活着的某一类人的典型。这类形象的特点在于写的集中、鲜明、突出，因而给人以特别强烈的感受。值得强调的是，鲁迅在杂感写作中是着意追求这种勾画形象的艺术效果的，他常常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流露着这种意向。例如，他说《“题未定”草（五）》“总算又勾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的嘴脸的轮廓”；《文人比较学》“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立此存照（五）》“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的面孔”，等等。这些都表明了鲁迅不但把勾画杂感形象作为揭示对象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把这种形象看做杂感创作的重要成果；而他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功是无庸置疑的。
在鲁迅杂感类型形象中，有一部分不是集中提炼概括，而是在若干篇文章中分别解剖勾画的基础上集合而成。虽然在各个单篇文章中作者只是从对象的某一侧面或某一特征（尤其是心理特征）着笔，但是多篇文章的综合，却画出了对象的总脸谱，造成形象的整体感。例如“正人君子”、“创造脸”、“第三种人”等形象，就是属于这种情况。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咀，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这是对这种造像方式的很好的说明。“正人君子”这个类型形象，是一个集团性的形象。由于这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着多方面的活动，鲁迅就不能不对他们的代表人物的各种言行、手段和在不同场合下的种种表现，进行多方面的揭示，以暴露他们的真面目。但鲁迅在揭示这些人的时候，是把他作为一种社会典型来把握的。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指出“正人君子”陈源等人的名字，“可以当作普通名词来读”，“是社会上的某种典型”。鲁迅对此十分赞赏，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正因为把对象作为一种典型来把握，所以不管各篇文章从哪个角度或侧面着笔，不管写的是一鼻、一嘴或一毛，都被一种凝聚力维系着，最终显示出对象的总体形象。这种分散勾画、合成全体的类型形象，虽然不及前一种集中提炼概括的形象那么凝炼突出，但由于它是多侧面多角度的勾画，所以显得更为深厚丰实，而且还由于它更多地揭示对象的言行活动，因而更有具体感和细节感。
鲁迅杂感中还有一种较别致的类型形象，它们不是作品着重勾画剖析的主要对象，但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把涉及的某类人的特定形态和心理，用凝炼的文字浓缩成漫画式的形象。例如，“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写诗”《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洋服青年拜佛，道学先生发怒”《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热风·随感录四十八》。，等等。这些都是对生活中某类人物的具象的概括，但不是整体的概括，它只是摄下某类人物的某个特征或某一片断的情景，用鲁迅的话来说，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合“照下来的一张相”《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种漫画式小照，特点鲜明，而且概括着某类人的某一方面的本质特征，因而也具有典型性的意义。它们有助于广泛地显示人们的“种种相”。
可以这样说，鲁迅杂感用各种方式勾画的众多的人物类型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具有深刻历史内容的旧中国各色人物讽刺画像的长卷。而且这些形象中的最特出的部分，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且经过人们的不断传诵而成为口碑，成为社会人生的镜子。当人们提起诸如“叭儿狗”、“商定文豪”、“洋场恶少”、“二丑”、“西崽”这些形象名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鲁迅所勾画的这些形象的神态、特征，而且还会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某些类似的人物来。这种巨大的艺术效果，正是鲁迅杂感的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