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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当然，只有在黑夜才有天光：“在我劳动的地方/我对每棵庄稼、每棵草/都斤斤计较/它们看见我/在自己的田园里/劳动，直到天黑/太阳甚至招呼也不打/黑暗把它们吓坏了/但我，在这黑暗中还能辨清东西/因为在我的田园/我习惯天黑后/再坚持一会儿，然后沿着看不见的小径/回家”。他把他的恐怖，也把他的孤独永远留在黑暗的界限内。
90年代以来，小海有了一系列关于“海安”的诗歌，“村庄”与“北凌河”、“串场河”，成为小海诗歌的主题原型，这就有了“小海与海安”的话题，而小海的诗学都与此相关。在通常的评论中，论者喜欢并列地说小海诗中的村庄、河流与平原，但是如果不太拘泥于这些语词的差异，而更多地在诗与生命的本源上来讨论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三者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村庄在平原之上，河流绕过村庄穿过平原。现在的问题是，村庄是否就是小海的归宿？如果是归宿，他当年的离乡与今天的还乡有什么差别？如果不是归宿，村庄之于小海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们常常误解诗人，犹如我们常常误解村庄和河流。是的，小海说过，“我是田园之子/这是我梦想的日子/我生来注定美满入梦”；小海还说过，“而我是不愿意成为女人之身的女人/将在村庄上度过虚幻的一生”。如果我们把这些看成是小海的精神景象，那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不是小海关于村庄的记忆，而是小海关于村庄的想象。我觉得，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区分出“在乡”的小海和“还乡”的小海，我们也就不能发现小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虚构了“村庄”，这里的“区分”和“发现”当然是比较模糊的。在同一首诗中，“回家”的“我”“留下那片土地/黑暗中显得惨白/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他要照耀我的生命/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陌生得成为它/饥饿的果腹品”；但接下来诗人又说：“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也许会有新的变化’/我怀着绝望的期冀/任由那最后的夜潮/拍打我的田园”。
小海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带着“创伤”离开村庄的。小海在诗中告诉我们：“没有人解雇，我自动离开了海安的土地/古老、失神的村庄/水面上轻烟摇动/和平的生活，没有悲伤”。预言般的土地有一个预言：“我要重新生活，享有黄金”。所谓“伤害”，这不仅是指村庄的贫困与愚昧，对一个村庄之子来说，当他对“村庄”之外的世界浑然无知时，当他对“北凌河”究竟带自己走多远存有疑问时，“村庄”对他是一种“囚禁”。村庄不是我们的童话，童话在村庄之外，如果村庄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童话，那就没有当年的“背井离乡”，我们应当看到，昔日的离乡与今天的还乡，其实都是在寻找“金矿”。小海的《萤火虫》并不太为人注意，但在我看来，在诗中让萤火虫重新发光，正是诗人最初渴望自由并挣脱村庄囚禁这一记忆的复苏：“萤火虫/撒满了河面/纵横、壮观/像打开了桎梏的囚犯/找到了身体的语言/也像令我们心醉的母爱/一闪、一灭、一灭、一闪/电击着我们濒死的心脏/远离了故乡冰凉的水井/就像口对口的方言/准备熄灭”。有了“萤火虫”这个亮点，诗人才在后来的返乡之途中，洞察了那个村庄真实的面目：“那被损害和凌辱的美/腐败和怜悯的美/惊慌一生缄默的美/永远朝着低处流通河流的美/困难的芬芳抵达自性圆满的全体人类的美”（《恒久之约》）。对一个未走出村庄的人而言，他的感觉是“损害”、“凌辱”、“腐败”和“怜悯”。只有在走出村庄之后，他才能重新发现“美”，他才能高屋建瓴地说“困难的芬芳抵达自性圆满的全体人类的美”。这也是一种“置换”。“损害”、“凌辱”、“腐败”和“怜悯”曾经“电击”过诗人的灵魂，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伤”，才有了诗人的“背井离乡”。只有在那个村庄疼痛过的人，才知道村庄对自己的抚慰。一个人的乡愁孕育在诗人心灵深处最初的疼痛中，而成长则在此后漫游迁徙的岁月。有这么一天，小海听到了“北凌河”对漫游者的训谕：“你们不过是这里的外乡人/在他乡流连忘返/最终你们都要回去，回故乡去……”这就是“神”的召唤。我想，这对小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诗歌中则是抹去了时空界限的瞬间，小海就在这个过程中成熟了，他能够捕捉到那个瞬间，因此能够在诗歌中写下永恒。
重返村庄已经有条条大路。我想起小海的《边缘》之一：“一条路穿过村庄/返回。黎明前/熟睡的阴影/把大地焐热//醉酒的村长趴在地上/寻找回家的道路”。小海的路在哪里？小海摆脱了“流浪与回归”、“母与子”式的感情模式，感恩、忏悔、赞美、拥抱、亲吻等方式没有出现在小海的诗中，他没有对“村庄”作任何的“修辞”，他试图回到“村庄”的本原，并因此获得了“心灵的圆满和宁静”。这对小海来说是一次超越，甚至摆脱了艾青的方式。我觉得诗歌的大气于此可见一斑。小海重新用诗性的方式叙述了村庄的故事，表达了对村庄的爱。不变的是村庄，变化的是诗歌。也许，永恒不在诗中，永恒在“村庄”。村庄、河流、平原或者炊烟、鱼儿、麦田并非因为诗人的歌唱而存在（这就是“本原”），它们也不是医治“乡土病”的处方，只有那些没有在村庄真正生活过的人才会如是看待。小海在《北凌河》中写道：“河流也会在我身边停下来/因为我是他们的一员/虽然我对他的确是一无所知/一条完整的河流好比一个白昼/我的命运即在他恒久之中/河流没有任何改变”。在另外一首同题诗中小海还是那样写道：“5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集市/他指给我看一条大河/我第一次认识了北凌河/船头上站着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15岁以后/我经常坐在北凌河边/河水依然没有变样//现在我31岁了/那河上鸟仍在飞/草仍在岸边出生枯灭/尘埃飘落在河里/像那船上的孩子/只是河水依然没有改变//我将一年比一年衰老。不变的只是河水/鸟仍在飞/草仍在生长/我的爱人将和我一样老去//失去的是一些白昼、黑夜/不变的是那条流动的大河”。如果村庄能够改变什么，那就是：“我看见她带着自身的寂静/载着这个世纪肮脏的河水/降服了我的情感”。
“村庄只是我的一个借口。”小海说。他又一次说了实话，也说出了他创作的“秘密”。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能还乡，当我们真的以为故乡就是“精神家园”时，只要反复朗诵陶渊明的诗就可以了。我们许多人就生活在这种虚构的还乡世界里，从来没有真正走近大地，他的低吟浅唱比不上乡村夏日的一声蛙鸣，但许多人还是喜欢学青蛙叫。就像小海在诗中所唱：“但此刻，这河流/依然只是河流的概念/依然只是漫游者空洞的家园”。我觉得诗人只能在返乡的途径中寻找接近“神祇”的可能，如果我们已经清晰知道神的准确方位，那么所有的信仰之旅就成了度量自己起步的第一只脚与庙宇与教堂的距离；一个杰出的诗人当他意识接近“神祇”的必要时，一定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困惑（这是诗人的犹豫彷徨），意识到在认识人的生存状态本质时的贫乏、盲目和迟钝，并试图消除这些障碍，恢复和强化人与村庄、田园、河流对话的能力。小海在这一点上是清醒的，他在消除诗人的贫乏、盲目和迟钝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在他们这一代诗人中是突出的。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村庄”之于小海的意义，而不是习惯地说这就是什么“归宿”。我不否认工业文明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危机，我也不否认小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处于某种文化冲突中，但以此来解释一个诗人对故乡的选择是非常公式化、也是非常空洞的。因为对真正的诗人来说，他内心的冲突是永远的。当历史已经延伸到今天，我们仍然只是把“村庄”作为“精神”的对应物，不能不说是一种迂腐，一个人如果在“城市”中同样能回到生命的本原，回到诗人自身，“城市”未必不是他的“故乡”。
小海的诗学确立了小海的诗人身份，这是一个与“北凌河”谈话的人。如果把他置于“村庄”的背景上，村庄和他的关系如他的诗题：“北凌河和他的谈话人”。这是怎样的亲切和自然。这个谈话人多自在，他在想象中赤脚走在北凌河岸，他的裤管上滚着澄明的水珠：“多么遥远的故乡/只有那远去的河流给予我温暖和宁静/汹涌的河流/此刻，就像造物时那样庄严、肃穆”。其实，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我的现身”：“我看见田野里一件被遗忘的工具/为了能够找到我，我走向田野/这是一个发明事物极限而组成的黄昏”，“我为我所见到的事物/现身”。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一份杂志和一个人
在那个潮湿的冬天还没有完全到来时，我在苏州认识了林建法先生。与不少文学界的朋友一样，林建法的头发总是长长的，让我猜测他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他从来不穿西装，衣服总是宽松得很，但没有时尚的感觉。林建法主编的杂志日新月异，他自己始终穿着我在1999年冬天见过的外套和鞋子。在认识他不久我就发现，这位先生最在乎的就是他那本《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他对这本杂志的态度和情感几乎可以用现在已经废弃的一个词来说了：誓死捍卫。我的这个感觉差不多是评论界的共识，如果我对其他人的感觉不错的话。
大概是2001年的4月，我在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某个上午突然接到建法打来的电话，除了问候，主要是告诉我他拒绝了一位作者的要求。这位出了长篇小说的作者愿意给杂志一笔数目不算小的资助，希望杂志能够安排一期评论他的专辑。建法随即回绝，后来有朋友再来电话商量此事，建法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建法和我通话时语气非常激动，重复地说：这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我只认学术不认其他。我对他说应当这样。
其实，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他一贯的而且也无法改变的，我或者别人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的立场。《当代作家评论》这些年来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的重镇，原因之一就是林建法始终坚持他的学术立场。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目睹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现象，以杂志论，也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魂在，杂志在，杂志的品位在。不夸张地说，林建法的立场就是《当代作家评论》的魂儿，所以《当代作家评论》虽遭遇种种困难，不仅没有散架反而越发精神。我后来没有问过建法，他在拒绝那笔资助时是否有过犹豫，哪怕是一刹那的犹豫。如果犹豫了，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和同仁办杂志的经费太短缺了。为了办好这份杂志，他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去筹措经费，个中滋味不是所有人都能体味的。也许因为他的固执和坚持，一些关心文化事业的朋友常常解囊相助。一次闲聊，建法对我说，我为杂志欠了人情，也为杂志得罪了别人。他说完这话，我们都一时无语。
我曾经为《当代作家评论》写过一篇长文《“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他看完初稿后，给我打电话说感觉很一般，我对我为什么这样行文作了点解释，他好像也没听进去，只是在挂电话时说，如果修改稿还是这样，你这篇文章我就不用了。在讨论稿子时，我知道这人讲话从来不婉转，也不修辞，但他在电话中说话的语气和声音还是让我有点“不能承受之重”。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说，刚才嫂子批评我，怎么这样对王尧说话；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林建法就是这样。他再打电话的本意也许是换个说法，但还是不松口，虽然引用了嫂子的教导，但接着又说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谈到林建法的朋友之多，对文章的要求之严，韩少功用了这样的两句话来描述他：天真的“黑社会”，评论的“法西斯”。
他说的嫂子，就是他的夫人傅任。2000年春天，杂志在大连召开刁斗、孙惠芬、素素作品讨论会。我一到大连就看到一位女士忙上忙下，招呼这招呼那，热情大方能干，显然是知青一代人，猜想她的角色可能是杂志的办公室主任。我和林建法住对门，晚上看到她又不时进出林建法的宿舍，我不得不警惕而又好奇地问与会的朋友：这位女士是谁？这才知道是林建法的夫人。建法后来才补充介绍说，这是傅任。我听他尊称夫人觉得他很有修养，再问他夫人尊姓大名，他说刚才说了叫傅任，师傅的傅任务的任。我这才弄明白，建法的夫人叫傅任。时间长了，我们都跟在建法后面叫傅任嫂子，或者是建法跟在我们后面叫夫人嫂子。嫂子是《当代作家评论》不领薪水的业余编辑，专职是给林建法理发。
我常常以林建法为例，觉得在文学界、学术界这么多年还能保持书生本色，真的是非同寻常。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对人性问题通常特别敏感，也特别容易愤世嫉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人性堕落的速度远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在创作圈子、学术圈子里也是这样。近年来因为一同主持“小说家讲坛”的缘故，我和建法时常有机会在一起讨论些问题，他对一些名人直言不讳的批评，对学术立场的坚持，对一些人的拒绝，都让我感受到一种理想的力量。这些年来，建法走南闯北，有阅历，却没有自如应付社会的能力，一遇到稍微复杂的人事问题或者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就举轻若重，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原则性会让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但也让林建法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言行举止不时还带有童气，但是一旦讨论到作家的创作，讨论到文学评论，就认真起来，那情形如同在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在专业的学者那里也时常不再坚持的品格，在建法手中扭住不放。其实，建法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倾听和谦卑是他的另外一种性格。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林建法从来不乱发言、插话，甚至是不发言不插话，他总是默默坐在那里听着、记着，他在倾听中发现问题和命题，筹划栏目和筛选作者。建法对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总是怀着敬意，即便是对年轻一代。在主持“小说家讲坛”过程中，或者在主编一些著作时，建法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这位打电话商量给那位打电话协调，有时为了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他也反复斟酌，就像校对稿子一样。
十多年前，建法在调动工作时说：我这人最适合当主编。听者可能会认为说的是狂话，现在看来，林建法说得很中肯。近20年来，我觉得在文学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林建法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和主编，就像当年《读书》有沈昌文做编辑、主编一样。坦白地说，一个刊物总是和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巴金和李小林、程永新等才有《收获》，有韩少功才有《天涯》，前有周介人后有蔡翔才有《上海文学》，有李陀才有《北京文学》，有贾平凹才有《美文》，有宗仁发才有《作家》，等等。可以说，因为有林建法才有今天的《当代作家评论》。如何估价一份杂志、一个编辑或主编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当代文学的特点和优势差不多就在它的“当代性”，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不同的一点，就是作家、学者（批评家）、编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影响着创作和批评的展开，并且因此成为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林建法和《当代作家评论》，看待类似的人和杂志。
记得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讲座中，余华肯定了韩毓海的批评眼光，韩毓海说那篇评论是林建法让他写的。韩毓海说的是林建法的眼光。评什么，不评什么，这就是眼光，眼光来自学养和识见。建法读大量的作品、评论，又去选少数的作品、评论，所以吴俊兄说他是当代选家，我是赞成的。建法几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编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本书，他的眼光如何，就由读者诸君去打量了。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一个人的选本或“林本”与选学
江南的冬天似乎又迟到了，零零散散的树叶谨慎地落在地上，这几年大多是这样的情景。今年的特别在于，春夏之交的“非典”，不仅在时间上把冬天往后挤了，也在惶恐不安中把许多该做的事情挪到后面，积压到现在。尽管建法兄早就和我打过招呼，让我为他编的《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写篇序，我也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在收到他的入选作品目录后一段时间，我仍然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建法兄已经习惯了我拖稿、他催稿，但这次他无疑有些不耐心，因为这套书的责编陶然女士也在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