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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要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他们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辑出版以后，热心的读者和学界的朋友便关心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因此受到鼓舞，着手第二辑的编辑。此间，“小说家讲坛”的活动由2002年延续到2003年，又一批作家将在讲坛发表演讲。在草长莺飞的春日，我们邀请到了王蒙、马原。4月21日，在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后，马原、林建法先后赶到苏州大学，他们俩在广州已经感受到了“非典”的恐怖。我们仍然准备着马原的演讲活动，海报出了，学术报告厅安排好了。我们谁也没有说，但心里都在担心学术集会有无可能。忽然间，全国上下对“非典”有了高度的警惕，演讲活动终于被告知取消———这距原定演讲时间不到两个小时，通知发出去时，学术报告厅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听众。马原的演讲题为《抓住故事这根稻草》，对听众而言，这根“稻草”有多长就难以预料了，这不是马原设置的“圈套”。同样为大家期待的王蒙的演讲也难定时日。现在出版的第二辑，收入了王蒙、莫言等几位作家的演讲录。这一辑的出版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以此来纪念“非典”时期的精神生活。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注释：
①《小说家讲坛》丛书由林建法先生和我主编，第一、二辑分别于2002年10月、2003年8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对话时代的思与想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对中国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一直有仁智之见。“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所以，“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看似约定俗成，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人文”就字面而言，中文与西文相仿，《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的中西含义有差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人文”也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建议不妨把“人文主义”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正因为是“人学”，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存在分歧，对西方“人文主义”也有不同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做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做出清醒的判断，这样的解释、反省与判断不仅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思考路径的异同，而且也分别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
因此，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集点，寻找出相同的话题，就像美国《人文》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不同学科的写作，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遍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而且过于自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去思和想。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他的立场，掩饰也是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新人文”对话录之“新”，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工作的期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新人文”这一提法，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但是它不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徘徊，也撕去了“左翼”和“右翼”的标签。
在这套对话录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这些所谓“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所谓“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樊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大家对“知识分子”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但都非常谨慎地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些朋友不敢轻易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知识分子”相称，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由这套书的“思想状况”大致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西方哲人说过，一些人是发现真理，一些人是发表意见。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
这样一点自我认识，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试图推动对话文体的发展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许，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但是，对话因此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因此与其他文体相区别。正是在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所以。在这套书即将付梓时，作为主编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
注释：
①《“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由我和林建法先生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在美化和妖化之外（一）
韩少功：我从北京来，说要到苏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可见这个活动已经很有影响，对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以前似乎没有人这么做过。
王尧：也有，但没有这么集中和大规模。我在讲坛开幕时的致词和后来为《小说家讲坛》丛书写的序言中都提到，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同时也想冲击一下体制内的文学教育。
韩少功：对作家做一个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引导学生去理解这一些作品，理解这一段文学史，是很有意义的。对海外汉学界的有关研究也有启示。据我所知，很多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关注这批作家，但苦于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径和线索，而你们整理的这些演讲与对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渠道，构造了一座很好的桥梁。你们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一步，把这件事情做下来，说实话，有点出乎人们的想象。
王尧：在办讲坛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有些问题还要展开讨论，不仅是创作的问题，也不仅是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我们在今天，如果还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不能不面对90年代以来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东西。坦率说，我是有焦虑的，现在用这个词也许不合时宜。我觉得，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人文立场，包括困惑。我知道，你在90年代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韩少功：说老实话，能够听到你提出这问题本身就令人高兴。
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累积而成的
王尧：我还是比较赞成王晓明先生的看法，远离当代生活的批评，是没有生命力的。我想，我们不必把“当代”的概念仅仅理解为“当下”。其实，“当代”也是各个阶段的延续，而不是中断。譬如，在“当代”之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可能不仅是现在，即使在以后，如何叙述这段历史都是件困难的事。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差异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
王尧：道德化、简单化地解释当代中国，在一些人那里得心应手。
韩少功：中国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最后形成了一个疑难杂症。大致而言，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情况。首先是中原的农耕文明不敌北方的游牧文明，蒙古、突厥等族群集团越来越强大，中国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北方的边界线也越来越向南撤退。这以后出现过两次大的外族入侵，虽然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但以汉代“和亲”为标志的稳定外部环境趋于瓦解，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日本、高丽、安南等附属国都有了离心趋向。王安石等知识分子有过种种改革和复兴的愿望，但已经力所不逮，虽然有过明、清时代几次短暂的修复和喘息，但整个国势是逐渐往下走的，到了晚清已经是陷入深重危机，政权腐败，民生凋敝。正是在这个时候，人口资源的矛盾也日趋严重。晚清时期全国人口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是欧洲六千多万人口的四、五倍，对于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来说已经不堪重负，各种社会矛盾不可能不激化。第二个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涌进来了，迫使中国接受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完全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这就像生物入侵，很多陌生的物种贸然闯入，没有它们的天敌，没有能够与之互相制约的物种，于是无限地扩张蔓延，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无序程度，增高了危机的代价。紫茎泽兰在美洲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就是灾祸。食人鱼在非洲也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同样是灾祸。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原有的生态平衡不一样，生物入侵以后要实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往往需要混乱而痛苦的一个过程。西学东渐也往往是这样。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左翼思潮，来源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源于更早的宗教理想。犹太教就有共产主义因素，对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恐怕不无影响，以至以色列现在还有公有制的很大地盘。基督教也有共产主义因素，梵蒂冈教皇现在还猛批资本主义。早期乌托邦的设计者康帕内拉等等，大多是一些基督教人士，把教内的平等意识移植到现实社会中，构造了世俗的空想社会主义；然后马克思更进一步，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给予了解释，用《资本论》构筑经济学的基础，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思潮在欧洲发挥过重大作用，现在北欧的、西欧的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其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无不受益于社会主义运动。拿破仑法典是禁止工会与罢工的，工会权与罢工权是后来通过斗争取得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西方的八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等等，也都纷纷实现了。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的实践，却在东欧与苏联由盛及衰，最后自我崩溃。至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危机，比方说，在既没有犹太教传统也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国家，在一个人口资源条件极为恶化并且受到外部强国压迫的国家，这一主义会引起怎样的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变化？这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王尧：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知识分子人格和政治权威的冲突。后来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只看到了这种冲突，而忽略了别的同样重要的问题。
韩少功：是的。体现在政策安排上，是联俄还是联美？走哪条道路？这都是知识分子一直在焦虑的问题。
王尧：西方有位学者说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钟摆。
韩少功：孙中山晚期“联俄”，毛泽东晚期放弃“联俄”而“联美”，都是这样的钟摆状态。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寻找最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有时候也难免无所适从和慌不择路。所以说，有些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积累而成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几个坏人做了几个坏事。
没有理由对“文化大革命”作简单的想象
王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能否认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想，它首先不是个伦理问题。就现在披露的材料看———当然这些材料都还是极小的部分，以及亲历者的叙述，我们没有理由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想象和判断，尤其是中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能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
韩少功：“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3岁，当时觉得一两年之内，甚至一两个月之内都变化很大。哪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现在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说法很多，有的说是“文化大革命”三年，有的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还有的说当时有两个“文化大革命”，即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另一个人民大众的“文化大革命”，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我们作为过来人，与某些局外人甚至外国人的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