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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陈丹青时，我提及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像难民，他敏感反问：这是谁说的？他出过国吗？我说是同事礼拜天，出过国。陈丹青点头：当初出去最刺激的经验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街头都像难民？用不着三个，一个就很像。我从橱窗里看到我自己，也像个难民。
其实不用出国。若你留神周围，就会发现，年纪越大，脸越难看。以电视剧《乡村爱情》为例，里头的年轻人都还正常，但是中年以上，普遍的丑。不是生理上的丑，是整体上的憋屈、不舒展，是眼皮垂着斜眼觑人，是随时准备点头哈腰的驼背屈膝。那种视觉上的不舒服，像小时候看畸形人展览，一个背上长了大肉瘤的侏儒的感觉。后者是肉体的畸形，前者是精神上的。从这一点来说，《乡村爱情》是镜子，照出我们周围人的脸。
又比如，在中国人的长相中，有一种面容是独特的：领导相。它是服装、发型、皮带、威严度的综合指数。这种面相，和我刚刚提到的《乡村爱情》中那种随时准备点头哈腰的面相截然相反。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把一个领导混在一百个群众之中，让电视观众投票，观众也绝不会走宝。我们的生活方式内化为思维方式，又外化成面相。
冷笑面具的诞生，是因为长期的怀疑、不相信，随时准备攻击与自我防卫。我的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原因之一是，男友爱讥讽她，抓住她每个出错的瞬间嘲笑她，令她崩溃。但我理解她男友，因为我就在这样环境长大。在贫瘠如沙漠般的世界，人们也还是渴望欢乐，艺术和宗教的源头被堵，只剩下俗世，最直接的欢乐来源于身边人。
欲求欢乐，祭坛上的供品，讽刺远胜赞美。少有人能从赞美他人中得到欢愉，但讽刺带来狂欢，则是相声之经久不衰早已验证过的。同时，对智力来说，赞美不如讽刺。要脑筋极灵光，才能抓住每个可笑的瞬间，演绎成段子，再三供人咀嚼。在此过程，智力得到锻炼及愉悦。对小孩来说，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你的每个口误、每次倒霉都会成为亲人欢乐的源泉，大家相互侦查，相互窥伺，随时等待发笑。当然，孩子很快学会抓别人的倒霉瞬间，抢在所有人之前哈哈大笑，这样的孩子被称为聪明。我们就是这样相互讽刺着长大，个个都是相声演员，小品明星。成年之后，我们和最亲的人的相处也依然如此，以讽刺表达亲密，以嘲笑表达爱意。
虽然欢乐祭坛上的供品，讽刺远胜赞美。但是，人也需要被赞美，被爱。此需要促成了另一种相处模式：赞美、鼓励，并从中得到欢乐。并不奇怪的是，它更常见于较富庶之地，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这是我那位女友和她男友之间的痛苦来源，他们的童年不同，欢乐模式不同。
讽刺型欢乐是攻击性取乐。攻击者欢乐、围观者欢乐，只有被取笑者吃瘪。但是攻击之矛随时调转，每个人都可能被嘲笑。这让春节聚会变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这也是每年春节后，网上吐槽一片之故：久不历练这样大场面的年轻人，骤然到一比职场还凶险之地，怎不惊出一身冷汗。
刀光剑影之外，春节聚会还有一大特征，就是弄假成真。平时未必多亲密的关系，到春节时，酒桌上，酒酣耳热，亲热话说多，把自己就感动了。关于中国式人情，热闹但总给人肤浅感，心理学家武志红举例：家里阿姨要给他拔白头发。他说不用。阿姨再三要求，并拿着夹子追到书房。他总结为何她的善意让自己堵心：“她封闭了自己的心，切断了自己的感受。她是个非常好的人，这次也特别想对我好。然而，因心是关闭的，她根本就没接受到我发去的信息。”
封闭的交流，只能交流一些套话，谁也不会从套话中得到情感满足，只好自我催眠，弄假成真。在年轻人看来，这场景中有不可饶恕的虚伪感。别忘了，年轻人有强烈的心灵洁癖。他们拒绝进入这个模式。既是说，在这种团聚中，不仅长辈的心是封闭的，年轻人的心也是闭合的。
但是再往下想，交流能力是怎么失去的？因为，在传统里，真正宝贵的感情是不需要、也不能够表达的。父母对儿女，亲族之间，何曾有过“爱”字？这缄默温静的传统，在内在文化核心被割断、失去再生能力之后，又遇到要求表达、要求交流的现代文明，顿时手足无措。于是，人是真的、关系是真的，感情是假的。所以要弄假成真。人们不具有细腻的深入交流能力，只能以赝品替代。赝品是假的，却满足了真的需求，真的渴望。
不再憎恨，只是叹息。即使是挂着冷笑的面具，即使以嘲笑表达亲密，即使这交流让人痛苦，也要看到在这笨拙的交流之下，流动着的另一种本能，它不曾被表达，也不能表达，赝品既是对它的反射与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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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81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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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张彤禾（张坤、吴怡瑶译）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 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 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 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 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但工钱总是拖欠。工厂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么是十几岁刚出来干活的，要么是三十岁以上的已婚妇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厂雇不到这些人，从这点你能看出这家厂的档次。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一进厂她就想走，但是她发誓要撑半年。吃点苦对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选择余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龄是十八岁，虽然十六七岁也能干点儿工时不那么长的活儿。通常那些毫无顾忌违反劳动法的工厂，就是敏说的“最黑的工厂”，才会用她这样年纪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过了十七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一个人逛街，买了些糖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了。她不知道别人都玩些什么。进城前，她对到底什么是工厂没什么概念。她模糊地将工厂想象为一个社交场所。“我还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好玩，”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
“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 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
她打电话跟家里说想辞职。她的父母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在读书。父母反对她跳槽。“你总是想东跳西跳，”她爸爸说。女孩子不应该心思这么活络。他要敏安生待在一个地方，存点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高明。“别担心，”她说，“我会自己管自己。”
现在她在工厂里交到了两个真心朋友，梁容和黄娇娥，她们都比敏大一岁。敏去上课的那些晚上，她们会帮敏洗衣服。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活儿，因为工人只有几套衣服。下班后那些闷热的夜晚，女工们总是排成长龙从宿舍的洗手间来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开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个姑娘不吃晚饭直接去玩滚轴溜冰，然后回工厂看一部夜场电影。入冬之后，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姑娘们冻得睡不着。敏会拉着朋友们去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身体热起来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节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时间不够他们返乡再出来。敏几天都待在宿舍里，两天内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假期结束之后她又去见老板，这次老板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黄娇娥说她要走的时候，她们俩都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这是两个唯一知道敏要离开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她们认为别的厂子条件不会更好，走不走最后都一样。敏不这么想。
她答应两个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后就回来看她们。敏那天走的时候，背包里塞了衣服，还有厂里还她的头两个月工资。她没带走毛巾和铺盖；那些东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
流水线上的十个月里，敏寄回家三千块钱，交了两个真心朋友。
她本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吕清敏的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姓吕。村子里住了九十户人家，每户有一小块地，种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种了三亩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未来就已定型，这是农村生活的核心信条所决定的——每家必须有个儿子。敏的妈妈先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终于才得了个儿子。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农村都执行得很潦草。但五个孩子终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生活的花销上去了。作为老二，敏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经济负担。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好。她记得自己惹的麻烦不断。她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顿打。有一次她妈妈喊她干杂活，她不肯。“家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让我干？”妈妈拿棍子追打她，赶了几百米。
敏很会玩。她学游泳，学开卡车，特别喜欢滚轴溜冰，受伤也不让妈妈知道。“有多少种摔法，我全都摔过，”她说。“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辆卡车，敏和他开着车在乡下卖自家种的西瓜。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这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农民工会把自己的老家和贫困、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进城这么久了，还是会谈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个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学费。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厂打工，但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妈妈也出去过一年。敏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住读，周末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的姐姐桂敏到东莞的工厂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给家里打电话，竭力说服他们让敏继续上学。桂敏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帮着付学费。爸妈同意了，敏上了两年中专，也由此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比姐姐还高，多亏了桂敏牺牲自己的学业，帮衬家里的结果。
2003年的春节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带着敏一起出去。敏还有一个学期才能毕业，但是她想省了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家乡让她很兴奋，敏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我想早点出来，学点东西，见见世面，”她说。
在东莞，桂敏给敏租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房间，帮她在一个做液晶显示器的日本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待过，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馆，在另一个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没去上班。姐姐愿意继续帮她付房钱，但敏觉得自己变成了姐姐的负担。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工传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