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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听说那谁要结婚了，未婚妻很受他父母认可，都同居了。老夏也有了新感情。听到消息后，她笑着说，是吗，祝贺他啊。然后去了洗手间，一刻钟后才回来，接着微笑吃蛋糕，聊别人的八卦，事不关己的样子。
其实，我好明白她这种感受。我也明白她的疑惑，因为这种疑惑我们都曾有过。她在一刻钟里一定对着镜子问了无数次，为什么不是我。
傻姑娘，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你得到的爱，又何尝不是其他人曾经赠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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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喜欢乔安和陈公子的故事，老夏和那谁就是这段感情的原型。这算是一个不像故事的故事吧，全是一些碎片，但是写的时候我也非常难过，难过到自己吃了两个蛋糕。这明明是一个别人的故事，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呢。
也许吧，我们都曾经这样爱过他们，爱到自己像一条狗，摆着尾巴等他们丢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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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7 水晶球归来的夜晚
t xt 小 说 天 堂
作者巫昂
自2003年，我辞职、搬到京郊，已经很少见得到写诗、写小说的同行，生性孤僻难自弃，外加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从那时起，我差不多每天，都感到自己面临了“江郎才尽”，睡醒之后，觉得脑壳里一点料都没有，干枯晦涩，而辞职无外乎是为了干江郎的营生。
自1998年开始写诗，那五年，好像一段热恋，激情退去后，友朋离散，每个人面对每个人真实的生活，我还未真正感受到诸如“我真是一个好诗人啊”，“我写不好谁还写得好”，就如彗星撞地球，又偏离了正轨。所谓正轨，也不过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条轨道，它无限接近一个闪着光的球。
那只球不过是写出了好作品而已，我揣测自己的艺术生命会一头栽倒在半道上，03年起我对自己写的诗已经不再满意。从98年到03年，满意的时间那么短暂，起初的两年是无知的满意，后来三年是热热闹闹数小无猜的满意，为了跟大家一起玩，不至于落单，拼命从脑子里挤出一点儿脑浆，写些什么。那样。
一匹马从来都是野马，那样很好，从来都在野地里狂奔，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匹马在马厩里生出来，长大，被套上缰绳，有个看不见的主人，一种被属于的关系，那就很难再野回去。在写作上，我本是一只野马，没来由，稀里糊涂，几乎没有所谓的启蒙期，古今中外的大诗人没认识几个，更不要说读遍各种诗，每每被谴责以灵气取胜，每当被过度评价时，我便默默心虚。写诗这件事很怪的，你不能什么都不懂，但你也不要懂太多，跟一门学问似的那么一清二楚，所以我打算先生活一阵子再说，活看看能活成什么样子。
04年到07年，我跟那时的家属一起做他的事业，写剧本做电影，活得忙碌而浮躁，文艺工作者在一起真是悲剧，首先，大家忍受不了由单数的我变成复数的我们，何况对方打算用他的我来吞掉我的我，我的这个我一定会从心里不同意。在影视圈我没有交往到任何一个朋友，全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交朋友的那种真心实意，已经被下半身时期的“我们”透支了，难以再度那么全然、彻底地跟一群人发生深刻、可以维系终生的友情。
其实，辞职前我当过三年新闻记者，我在新闻圈交往到了难得的一个女朋友，她陪伴我许多年。她一度有机会成为摄影师，但自己走到交叉路口放弃了，记得我力劝过她，后来觉得自己的力劝终究无力，从事文艺，不是人人合宜的道路。何况我自己，也走得一般般。
那些时间，我每天都感觉到创作力在离我而去，它像一只巨大、光滑的水晶球，里边光影迷离变幻无常，表面涂了不知道什么润滑油，在手里根本抓不住，那种时候，你去问别人：“嘿，你把你的水晶球照看得怎么样了啊？”也很奇怪，每个人都不会告诉别人自己跟水晶球真实的关系，好像一段政治婚姻，又好像马和马屁，虚空幻灭。
我跟我的水晶球关系很松散，有接近三年，它都在收拾行李打算离家出走，我在深夜跟它也许能聊上两句，早起又要做饭，又要赶专栏，又要琢磨今天该去见哪个牛鬼蛇神，便不再有功夫理它了。世界很公平的，我没看出那段生活与经历跟写得出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好像假如生活虐待了你，她就会想办法还给你一些礼物，07年，我重新写出来了诗，那些作品贴到诗江湖，得到了朋友们的赞美，我也很高兴，水晶球暂时回到我身边，我跟它有了个不成文的协议，合则在一起，不合则分。
那时我已决计离开北京，要么去美国，要么去澳洲，因为美国的老友橄榄枝来得比较快，便选择了去美国，没有任何计划，只是想彻底离开中国，或者说，北京。那天独自一人，飞机飞离首都机场，外边是十一月的机场水泥地，硬邦邦的，天气阴沉得很，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飞机滑行时，竟忍不住放声痛哭，人们一定以为我要去奔丧，同一个过道的一对老外夫妻默默地坐着，不做声。
生活本身对我而言，一向是硬邦邦的，特别是那些年，我那么倔，自己选择了那么过，就闷头一条道走到黑，也不跟人诉说，也不分享所谓真正的心得，在异乡，很多次想像自己死在路上，不因自杀而死，因为意外。我没有信用卡，带了少许现金，没有手机，每到一处只能用公用电话，跟人约见只能靠运气，各种规矩从头适应起，被孤单打击得七零八碎，这些感受，我只写在诗里，只跟水晶球说，去教堂，确实常去，但内在的皈依感，对不起，我还没有找到。
我觉得自己是离群之雁，飞得越来越远，连叫声也懒得发出来，每天的寄托就是工作，写诗，写小说，继续写专栏，08年开始做工作室，跟随我工作了很多年的小夕，我跟她说：“我给你我付得起的薪水，你随意做，但我希望天长地久。”每一次工作室进新人，我总是以天长地久的期许开始，小作坊本来稳定就是一切。
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跟水晶球之间该有多好？
工作室初时是做笔迹分析，类似心理分析与咨询，后来做了个私塾，有了学生跟我学笔迹分析，我自己又去学了催眠，又收集不少人的梦境，做些交谈和分析。有了一些非常铁杆的客户，做了客户后来又成了我的学生，全然信任我，希望我可以影响和改变她们的命运。我想，我一个人已经足够倔强，还要把这倔强的种子散播到各处。实际上，主流的、多数人在过的生活是安全的，你住在大陆上，而非茫茫海洋的小船，同船的没准儿也有一只孟加拉虎，你要靠饲他以自己的血肉，方得存活下来。
10年开始，那年我回了北京，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又写完了第二个，和半个第三个。我又觉得心理咨询和上私塾课，终究太耗费脑子，脑子里那点黄金，经不起反复开采，所以做了shu手工，一个手工小作坊，也是稀里糊涂胡乱开始，到处去找自己感兴趣的手工制品，成了一个杂货铺。然后再减回去，减到并无可减，确立在眼下做定制小物件的点上。
每天一早离开床铺，爬到顶楼的阁楼，那里看得到天，写该写的东西，到了下午开始处理琐事，晚间躺在沙发上看书或刷微博，目前为止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进过北京五环内，尽量地连通州也不去。整个冬天，工作室的自来水管都被冻住，停了水，中间挖开，重新换了水管，一个礼拜左右又冻上了，我去隔了两个通道的朋友家取水，在她家做饭、洗澡、洗衣服，每次洗完澡，都强迫症发作地把她浴室和洗漱台上的瓶瓶罐罐摆放一遍，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这周边还很荒凉，再往外就没有房子了，有个农场，冬天也没有人，只有一群羊，和几只马，窗外就是那些羊和那几只马。
孤单也许来袭，但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北京，根可算扎在这里，根茎上的血直接进入了泥地，不男不女不北不南不悲不喜，过着近乎机械刻板与世隔绝的简单生活，可以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把我那个叫做比比的猫放到顶楼露台上去奔跑，他活泼又胆小，探头望一下外边结了冰的河，就会蹿回来。我依旧悲观地等待自家的水晶球回来，它偶尔回来，回来得不太明显的时候只能写写应景文章，中等好的时候，可以写小说，只有偶尔的，最好的那几天，能写一两首诗。
或者，余生的命运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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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8 黑客之春
t…x…t＿小＿说天堂
作者邹波
有了网，我们似已习惯向陌生人掏心，布赖德利&bull；曼宁在泄密之后，心情还是难以排遣，想找同道倾诉，却偏选中阿德里安&bull；拉莫来坦白。
但这个举动，不仅是在陌生人中择友不慎，还是个刻舟求剑的错误。他并不知道：拉莫已不再是昔日的“黑客英雄”，他已经变了。
要不是鬼使神差地向偶像拉莫吐露内心，曼宁将很可能仍自由而隐姓埋名，继续留在美国军中。余下的“泄密”步骤只用交给朱力安&bull；阿桑奇的网站。
阿桑奇本人的安全呢……他已足够有名，有名到全球化的名声尚能保护他，得以躲在厄瓜多尔驻英使馆里，继续高调地替那些只想隐姓埋名的泄密者们忍辱负重，外加来自冰岛的一项归他自己的性指控。
今天，如果一个泄密者，仅仅完成“泄密”——比如曼宁这样，向 “维基解密”提供“2007年美军空袭巴格达影片”、“2009年美军阿富汗格拉奈大屠杀影片”、“伊拉克战争日志”50万条，以及25万份美国外交电报等——他也许仍然是安全的，因为全球惺惺相惜的黑客同人共建的匿名机制，他仍可保持匿名。
《福布斯》记者安迪&bull；格林伯格2012年深秋出版的这本《杀死秘密的机器》（this machine kills secrets）主要讲的就是这类仍在继续完善的民间匿名机制——
简单说，如果现有的民间加密技术，加上现有的匿名技术，将实现狂野的无政府自由，会有真正彻底匿名的金融交易，“将使毒金交易、暗杀筹款、更不用说各种避税交易都成为可能”，当然这样一来，“《1984》里老大哥也会成为牙齿掉光的老奶奶”。
这不再仅仅是破掉政府和公司的密码黑进去，而是开始建立草根们自己的网络堡垒，这听起来真像《终结者》的故事，破落的反抗军已经能发明自己的机器人——网络技术甚至正在造就人民与政府在资源方面的平等。
从另一角度形容这种“继续完善”——则如意大利黑客、globalleaks的联合创始人皮埃罗桑蒂所说：如仅仅只有“维基解密”网站，它仍只是一个脆弱的靶子、古典的靶子，但结合了bittorrent之后，它就会成为具有“全球分布式、放大式泄密功能”的napster版的“维基解密”。
于是所有的“泄露”都会具有水性，光滑、无阻尼甚至无人性地复制，更重要的是，再也不需一个活人阿桑奇在最后去顶罪。皮埃罗桑蒂说：“的确有人想效法阿桑奇成为斗士和英雄，但多数人则更想以不用负责的方式去参加这场民主自由之战……这是未来的斗争模式。”
美国陆军一等兵布赖德利&bull；曼宁不想成为阿桑奇，他只想成为皮埃罗桑蒂说的“大多数”，他不要变成“出头鸟”精英，虽然他有强烈的悲悯，本书作者格林伯格试图描绘：曼宁不要成为与白宫公开叫板的不同政见者，他是出身平民的普通士兵，一个半隐秘的同性恋，并且看起来像是同性恋中更文弱的一方，他仅仅是“简单地对现实不满、倔强、反权威、但也无力。”
《杀死秘密的机器》里先后写到23名可笼统称为黑客的人，但这里我仅梳理4个人的关系——其他19人勘称化身为技术桥梁的黑客，他们为斗士们和默默无闻不愿负责的匿名泄密者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不像这4个人那样直接面对人、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
这4人中：1931年出生的丹尼尔&bull；埃斯伯格、1971年出生的朱利安&bull；阿桑奇、1987年出生的布赖德利&bull；曼宁这3个人可以说在同一阵营——泄密者。
82岁的埃斯伯格十分同情年轻的曼宁。埃斯伯格老人也许能代表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的体制内的“贰心者”，是上一代人，甚至上上一代人，他是前美国军方分析师，是传统意义上的“通敌”罪人，埃斯伯格对媒体说，自他自己开始，美国历届总统曾先后给5个人判处这样的罪名，而26岁的布赖德利&bull；曼宁是第5个人，阿桑奇则有可能是第6个。曼宁入狱后，埃斯伯格参加了在白宫门前声援曼宁的示威游行，他说：“我就是那孩子。” 埃斯伯格老人的表情甚至有着一个身背冤假错案的中国老人的悲壮和沉痛。
当年，埃斯伯格作为军事观察员亲历越南战争真相，逐渐由一个鹰派变为鸽派，再由鸽派，变为泄密者，他内心的挣扎和曼宁对军事法庭的自我陈词类似——“这些事实开始深深困扰我”，于是泄密如鲠在喉。
1971年，埃斯伯格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机密文件，当案子还在审，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窃听就曝光了，尼克松的总律师本人以腐败、阴谋和阻碍司法公正被起诉，这是尼克松下台、越战结束的序幕。
埃斯伯格与曼宁两人都并非技术意义上的黑客，埃斯伯格尤其缺乏技术，他们决定性的工作不是“侵入一个系统”，他们通过职业便利就已有了情报权限（clearance），他们决定性的选择在于下一步——是否泄露这些秘密，这也是自由意志的下一步、由消极走向积极的下一步。
所以，这本书追溯的似乎不完全是黑客的鼻祖，而是泄密者的前辈，他们是超越技术而自古存在的，甚至代表着先验的人类的反骨精神——埃斯伯格是个老派知识分子，有着坚定自我正义的人，他泄密的时代还没有网络，靠的是复印机，他甚至刻意让他的孩子来帮他，因为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被捕时，“孩子们能理解是为了什么”。
但曼宁却没有来找这位长者倾诉，曼宁似乎仍没有认清自己属于什么人。
尽管同样需要勇气，但这种自我正义也许到后辈曼宁那里已经变得模糊，因为黑客们特殊的血质掺杂进来。黑客们技术出身，天生不从价值观出发行事，他们骑在技术的双刃剑、却仍貌似自由意志的人，他们更易相信爱因兰德简单彻底的个人主义，却不完全理解她对资本主义的爱，黑客们往往会出于自命不凡而做出任何事。
汉娜&bull；阿伦特说：哪天人摆脱了“必要性”，人就解放了，这也许是她的人权思考多走了一步，就带了点虚无色彩。我觉得：任何冲突下的自由都是出于必要性的——为了反抗强权和奴役，但没有了敌人的自由呢？
曼宁叛国的争论引发了美国社会近年关于“奴性思想”的争论，美国人最近也很喜欢谈论“vigilante”（老百姓自治团），尤其在破产的底特律内城，这仍是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古老争辩……黑客阵营本身也一直在分化，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同样为80后的阿德里安&bull；拉莫身上——这第4个人是前3个人的共同敌人：
1986年出生的拉莫只比曼宁大一岁，但却在黑客界出道很早，他爱入侵公司网络，可总不忘主动免费为其修补漏洞，继而他迷上篡改新闻网站的新闻。2003年他因入侵《纽约时报》的电脑系统并掌握员工大量个人隐私而被捕，处65000美元罚款，并处六个月家庭禁闭和两年缓刑。
但他2003年事发后拍的自传记录片迟至2010年才公开，刚刚泄密的曼宁看了后彻夜难眠，相信这比他出道早成名早犯事儿早的兄弟会志趣相投，曼宁却忽略了拉莫当下的言论和人生态度。曼宁被拉莫过去的幻象激励——我们常被更懦弱更不真诚的偶像教唆，去做出真正的大胆行为，我们其实非常孤独。偶像们却早已藏身其后。
表面上拉莫似乎没变，看来还是无家可归者，旅行用灰狗，喜服安非他命和止痛药，睡废建筑和朋友家的地板，但这个外表仍酷、生活方式仍像异类悬浮尘世漂泊的年轻人，却已有一颗“苍老”的心。他似皈依了国家主义。拉莫当下的觉悟言论在我听来没什么新意，有点像五毛。在曼宁向他倾诉之后，他果然也向国家出卖和揭发了曼宁。
本书作者非常苛求地像公知口吻地说：曼宁并不想入狱，而上一代人则更像英雄视死如归，曼宁的遭遇更像命运的玩笑。但无论曼宁如何迷惘，想不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