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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五周年了。四月份雅安又发生地震。一场又一场天灾人祸，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点反复上演。每一出悲剧都只能哀悼不能改变。用生命都铺不出通向黎明的路，用生命都撞不破暗夜的门。人这一生，兜兜转转，不管如何过活，到最后还是不能带走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活在当下，珍惜所有。
季烁红，@季烁红，90后入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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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73 喜欢，就继续下去
txt小说天堂
作者朱肖影
1。
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作家需要被退稿200次；而从一个有天赋的普通人到一个作家需要被退稿150次，比如我；而他只需要100次。这是潘威的原话。
我们正朝着各自的150次、100次努力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又朝着作家更近了一步。
潘威比我少50次的原因在于我们各自的专业，他学的是建筑学，而我学的是土木工程，虽然在一个系里，但是有着艺术家和农民工的本质区别。他常跟我说，一个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助手，助手们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边看着电视边数着钞票。环顾左右，不幸的是助手身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叫潘威老大，除了他比我高一年级外，更多表现在他有着作为男人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次，他特别严肃地问我，你知道男人的晨勃在什么时候吗？这个我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他说，在清晨五点。
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割包皮那会，每到五点他就会被下面支起的帐篷疼醒。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经历我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经历。
总之他是非凡的，也许跟一个平凡的男孩在一起给了他优越感。
2。
老大想当作家的觉悟比我早一些，所以他的著作几乎是我的两倍，当然没发表过任何作品的他，退稿的次数也是我的两倍。老大常常责怪这个世界的厚颜无耻，一本好的作品要经历50年才能被认可，而这可能仅仅是在作者死去的一个月后。
想在死之前证明自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我被第13次退稿后，老大要求我不要在文章中写他的真名——潘威。好吧，我们可以试着给他换个名字，霸气威武点叫潘近平，幽默风趣点叫潘德纲，文艺梦幻点叫潘洛伊德。这样一来，取个生动有趣的名字几乎成为我写作生涯里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他让我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住在我楼上645寝室的潘威保持神秘。
在我眼里645寝室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本应该四人的寝室，除了老大，其他三人都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这个寝室成了我们的工作室。这也验证了所有大师的工作室都脏乱得极具艺术特色。
3。
老大也是极具艺术特色的。比如，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在性意识正蓬勃发展的高中，与同桌一起在澡堂洗过澡后相互观察了对方的身体。本以为会是一次心跳的体验，结果老大没有感觉到任何局促。这让少年的他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一个等待女生垂怜的艺术男。
其实想证明老大的性取向，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就看上了与我同级的空乘与模特专业的女生。表白后，被“给我时间考虑下”的理由拒绝。那个女孩叫方雨，老大形容她是一个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一样的女人。在我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样貌可爱、前凸后翘、有着严重娃娃音的女人。当然有的男人们会拒绝喜欢杜拉斯，但没有男人去拒绝喜欢这样的女人。
老大的喜欢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说因为方雨，他现在只有在雨天才有灵感，任何遇见、离别的桥段都必须发生在雨天，任何纯情、色情的场景都必须发生在雨天，任何自杀、他杀的背景都必须发生在雨天。我该高兴的是，女孩不叫方雷或者方雪，如果这样老大成为作家肯定遥遥无期了。
4。
在寝室写作的日子，让我们充满斗志。
记得一整个夏季，我们白天呆在寝室写作，晚上便去图书馆充电，那时学校新的图书馆还没开放，夏天旧的图书馆那里有吊扇和台灯，椅子上还铺着白色的花边，既凉快又宽敞。
但那时我发现他的退稿数一直停在了第30篇。他说，我在下一盘大棋，接下来的作品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少说也要写个十几万字，你知道十几万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一本有着200页的书，这本书的扉页我会和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印上谨以此书献给——方雨，多么浪漫啊，这样我就同时收获了梦想和爱情。
我能想象潘威的书被出版商包上书皮、贴上标签、摆进书店的样子。我坚信着，就像我也相信自己会有那么一天一样。
有段时间，除了图书馆，老大便拉着我往操场上转。我不只一次地提出，这种事只有处于热恋中的小情侣才热衷，一个伟大的作家才不屑在操场上陪另一个伟大的作家瞎逛，因为这里没有任何需要他们征服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总是摸着自己新长出来的小胡子，沉默不语地带着我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正在考虑”的方雨被一个经济学部的高富帅把走了。所以说空姐、模特和高富帅通常是一伙的，从另一个方面说“考虑”只不过是对老大的善意谎言，当然女人比作家能说谎也是理所当然的。我突然恍然大悟，我们这根本不是两个作家在操场上瞎逛，而是在猥琐地尾随。
“写作在于坚持，爱情在于等待，挖墙角在于一边坚持一边等待。”这是老大说的。
5。
寒假年三十的清晨，外面是不绝于耳的鞭炮声。我推开窗，天空是一种冬季的灰色，冷空气吹进我竖起的领子里。老大很兴奋地打进电话来说，书我终于写完了，书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小雨，我现在就带着它去追逐我的爱情去。
接下来的画面我都可以想象：老大的家在武汉，方雨的家在厦门，坐火车最快要20个小时。正值春运，老大在人群中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站票，在挤满了工人、农民、学生和小偷的人缝中，他背包里装着自己的梦想，脑袋里想的是别人的姑娘，在车厢宿夜未眠的摇晃里，梦想和姑娘变得亲密无间，在凌晨人群昏昏欲睡时，他眼含热泪微笑； 露出的牙龈如同漫山遍野绽开的红石榴。
冷空气让我打了寒颤，关了窗户，家里来了很多客人，父母熟练地向我介绍不太熟悉的亲戚，而我在此刻不知怎么有点羡慕远在另一边的老大。
大年初二的晚上，天气配合地下起了雪，烟火比城市更张灯结彩。
酒到酣处，夜色正浓时，我毫不意外地又接到了老大的电话。他下火车后，告诉方雨，自己来厦门找她了，对方顿时花容失色，挂了电话并拉了黑名单。由于不知道方雨家在哪，他下了火车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转，大过年的，硬是把寻爱之旅变成了观光旅游。先去了鼓浪屿，结果通往岛上的船停了。于是去附近的中山路逛逛，可是过了五点，活人都回去吃年饭去了。后来打车去厦门大学，特别国际化地在一家餐馆和几个外国留学生吃了饭，最后独自找了一家小旅馆，买了泡面和啤酒，看着重播的春节晚会，就算是过年了。
听着他无比惨淡的结局，我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笑得合不拢嘴。他又补充到，有好几次，他都觉得方雨就在那家小旅馆附近，在下面这条街上，车灯亮起，可以照亮她年轻的脸庞。我说，这下你现在是什么感觉。他口气轻松地说，这种感觉就像——被她退稿了。反正习惯了，还有借150块给我买张硬座票，我的钱为了保持国际友谊请那帮孙子吃饭了。
幸好银行只放三天假，隔天便打了250块给他。至于意思，那是显而易见的。
6。
冬天如此得短，一转眼就是来年春天开学的时候了。
由于潘威开学前几个星期都没来，我的写作事业也搁浅了。我们学部组织了一个乐队，寝室的一个哥们在里面当贝斯手，我闲时便去排练室近距离观察那些趴在窗口脸红心跳的女孩子们，她们显得急促又兴奋，相对于乐手，作家应该是世界上最不酷的职业了。
我给室友送饭的时候，我望着排练室外有着蓝色羽毛的鸟发呆，我喜欢它们停在对面楼顶雨水槽里的样子，显得又高傲又美丽。有个人影从体育馆那边走过来，是潘威，他靠近我，提醒我正在做的事情完全无关理想。
他说这些天跑了几个出版社，看能不能把那本“小雨”出版了。他拿出250块钱，说，这就是全部的稿费，刚好都给你。
我不知道十几万字的小说是不是只值250块，但是我从老大背光得意的脸上，我似乎觉得我们又迈出了一大步。
老大说，你要超过我还要再努力才行。
如果我们没有才华，那努力就足以使我们幸福了。
7。
2013年的夏天，五年制的他同四年制的我一起毕业了，我的退稿数停留在了第56篇。
武汉的夏天，热得让非洲的国际友人直呼要回家避暑。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把席子铺到天台上睡觉，这种事我都还没来得及尝试就毕业了。年轻真好。
照完毕业照的下午，老大用“爱情不是永恒的，追逐爱情才是永恒的”的至理名言打动了乐队的朋友们，大家决定陪老大到女生楼下向方雨表白，这几乎是行为艺术的举动刺激着大家搬着音箱、架子鼓、吉他等。
顶着大太阳，在发出噪音的音响声中，老大连唱了张震岳的《小宇》、五月天的《温柔》和张学友的《李香兰》。围观的人越多，这帮龟孙子就越兴奋。但不得不说，老大的歌声比我想象得好听很多。
“方雨，我只想告诉你，至少这四年，我的爱情是忠贞的。”在唱完最后一首歌后，老大对着一直未开的寝室窗户，对着一望无际的蓝天，对着光芒四射的太阳，高声说道。人群发出热烈的掌声，不乏一些小妹妹拍肿了手。
老实说，当他的声音渐渐消失时，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我。
8。
老大比我早一天乘火车离开。
那天上午，我和他一起收拾寝室。我们手写的稿子，这一堆，那一堆，把寝室搞得乱糟糟。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它们扔掉，这里似乎荡漾着一股类似无可奈何的失望气氛。
“其实那天下午方雨不在寝室。”收拾着床铺的老大说。
“嗯，我的室友告诉我了。”
“稿费也是骗你的。”
“250块也好不了多少。”
“有时候我也想就这样算了。”
“我知道。”
“但是面对喜欢的东西，如果认输和顺从了一次，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想到以后我在生活中获取得的快乐与此无关，就不甘心啊。”
也许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妥协和失败，但总有那么一群人，即便梦想被退稿，真心被退货，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就像是地平线上闪烁的星辰，指引着我们，无论爱情或是梦想，如果真得喜欢，那么继续下去就对了。
朱肖影，青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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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74 体面
t，xt；小；说；天；堂
作者梁鸿
“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空气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装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一个又一个，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来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两岁的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条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20世纪80年代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是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八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来北京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三百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人生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住在东五环外东坝机场二高速路过那儿。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趟车，房租一间房500元，俩人合住。在那儿干有十个月，2006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盖公园，把人又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来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六点多点出门，有二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上爬进车的。城里面的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个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没有意思。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干，还是干专业。原来那个公司不行，一是离家远，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