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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喝得不亦乐乎。
那时，感觉口感还不错，和平常买的啤酒稍有区别，还在班里跟同学炫耀：“我喝过三鞭啤酒，你肯定没喝过。”长大后，那个悔啊。老爸还自诩文化人，怎么就不拦着我呢，让我喝了那么多壮阳酒。
难怪我长大后，嗓音变得雌雄莫辨，偶尔在电话里，人家还以为是男的。幸好，除了声音外，别的男性特征在我身上尚未发现。
7、
学校发下来一张表格，让大家填“我的理想”。我挺纠结的，不知填什么，不是没理想，而是我的理想相当泛滥。
起先觉得当主席、当总理挺光荣的，跟我哥说：“将来我们一个当主席一个当总理吧。”我哥说：“好啊好啊，我当总理，你做主席。”我想，凭什么你当总理啊，我也要当，你只能做主席。两人打了一架，结果我输了，哭着把总理的宝座让给了他。
填表格时，我爸说不能填主席，也不能填总理，要填点实际的。我认真地想了想，这个志向并非难以实现，将来等我有了孩子，直接起名叫“某总理”“某主席”，户口本一登，白纸黑字，谁敢说不是。爸爸说：“学科学，学文化，首先，你应该争取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点头，填上“科学家”。我爸又说：“你数学好，考试都是100分，将来可以做一名数学家。”我又点头，在“科学家”后面填上“数学家”。我说：“我语文也不错，我想当语文家。”正要填上，我爸皱眉说：“不对，得说是‘文学家’。”
最后，我的理想是：文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其实我还想多填几个家的，表格不够宽，只好作罢。表格交上去后，发现同学们有的填医生，有的填解放军，还有的填警察叔叔，只有我填了一堆“家”，像是过家家。其实，我是很认真的。真心以为，长大后，必然能成为一代大家，不论是科学家、数学家，还是文学家。我还听说，北大、清华是最好的大学，就经常想，将来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
长大后才明白，是我想太多了。
本文选自扣扣小妖新书《回不去的小时候》。
扣扣小妖，作家、编剧。微博id：@扣扣小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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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1 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txt？小？说？天堂
作者邓安庆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个城市换成另一个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了。”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骗，被人骂过，被偷了东西，这些司空见惯的外乡事件，都能引发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一定会转回来说：“你要赶紧找个女人结婚！”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看着一个日渐趋向衰老的肉身，内心常有自我厌恶感。
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留在上学的那个城市上班。那时候的女友打电话叫我回学校。她在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了餐馆。推开门，坐了一屋子的人，生日蛋糕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内心激动而惶恐。从来没有人这么隆重给我办这么热闹的生日宴席，面对这么多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亲密的情感，从来不是我熟悉的。从小我独自一个面对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接受，一个人消化。忽然有人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离开那个城市，在另外的城市里找工作，找到又被开掉，吃不饱饭，房租也交不起，我没有告诉她。那时候我们分手了。
我把积蓄一部分给了哥哥，另外所有的都打给父母，留下几百块钱熬到下个月发工资，有点倾家荡产之感。我总记得上大学时父母向亲戚借钱给我上学，他们一百一百地凑钱的场景让我终身难忘。我也记得母亲当时在山上因结石疼得直哭，还要去地里干活。我想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终究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生活，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我出生时，七岁的哥哥跑到地里去叫我爸爸，然后跑回家放鞭炮。现在他三十七了。我妈妈六十了。我爸爸六十一了。哥哥如今是做生意的，欠了钱，跟媳妇儿吵翻了，也跟生意伙伴闹僵了，现在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半个月。当我人生走进了三十岁的门槛，这是我碰到最糟心的事情。我内心一直存着这个想法：他一定是好好地活着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那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好了。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的前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2013年10月2日
邓安庆，作家。微博id：@浮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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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2 我想笑着说说三小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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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k拉
我小的时候，对脏话的词汇量掌握，远胜过同龄的孩子，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她是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疯子。
外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家附近的马路边，对着来往的车辆咒骂。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路人眼里，她只是一个奇怪的老太太，一个仿佛在路边自言自语的老太太，因为她骂街的声音不算大，而且带着方言，若不仔细去听，确实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我那时候比较小，有时候会把那些听不明白的内容挑出来问我妈。
我记得我问我妈，外婆说的“糖包子”是什么意思？
我妈说，不是“糖包子”，是“搪炮子子”，就是挨枪子的意思。
我问我妈，什么叫“狗日的”？
我妈说，这是说，这个人很讨厌，就像狗像当年侵华的日本人一样。
我又问我妈，那什么叫“骚婊子”呢？
然后我妈就发火了，她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以后这种话，一个字都不准说。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骨子里勤学好问的品质，很可能就是那次被她摧毁的。虽然我妈坚持认为，这种优秀的品质，我从来没有过。
外婆年轻时，家里很有钱，她是她生活那个小镇里，最富裕人家的三小姐。外婆的父亲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人，因为我外婆读的不是乡间的私塾，而是洋学堂。
我妈说，我外婆还是小镇里第一个坐着小轿车出嫁的姑娘。我想象过这个画面，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外婆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那一年，我外婆还留着披肩的长发，坐在老式的汽车里，从完全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人群里开过。我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围观镇民充满羡慕嫉妒的议论声，江家三小姐的婚礼，注定在当地是一场最吸引眼球的盛事。
外婆清醒的时候，我和她聊过她家当年的财产，我问她：“外婆，听说你家当时开了不少家商店，什么绸缎庄、干货店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田产，是不是真的？”
外婆当时白了我一眼，然后没好气地说：“这关你什么事？”
我知道这是不关我什么事情，因为那些在解放初期就被政府充公，被贫下中农瓜分的地主阶级财产，是不可能和我再有什么关联了。
但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为自己感慨一下造化弄人。
我原本应该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公众嘴上瞧不起，心里很羡慕的富三代。
我原本还应该是一个时常会无比幽怨地思考，为那些成天纠缠我的美女们“到底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这样的问题而纠结、万分痛苦的高富帅。
可如今我清楚地知道，爱我的人就是爱我的人，一点悬念都没有。
我没见过我外公，对于他，我只能从家里保存的两张旧照片上分辨出他年轻时是一个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光亮的公子哥。
我妈对我外公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在我妈很小的时候，我外公便病故了。
我妈懂事的时候，外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
那一年，解放后的中国，所有人都划定了家庭成分，外婆当之无愧地被定为地主，没收了全部财产。
我妈也没有见过外婆长发披肩、高贵冷艳的样子，在她心中的外婆，只是那个在批斗会场地中间目光茫然的地主婆，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着，聆听着贫下中农代表们的教导。
在参与批斗的农民阶级兄弟疯狂的“打倒剥削阶级”的口号声中，那个人人尊敬羡慕的三小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农民阶级的假想敌，一个所有革命故事中蛇蝎心肠的反派。
外婆也哭过，不过不是在批斗的时候，而是粮食困难好转后，从前家里的丫鬟带着几斤猪肉从外地一路找来，两人躲在屋子里对着掉眼泪。
我妈发现外婆精神异常，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外婆原本已经在省城住了几年，但国家的政策有了变化，进了城市的地主分子全部被赶回了农村。
外婆走的时候，我妈哭了，因为她知道外婆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阶级矛盾无疑是民怨最好的宣泄口，外婆成了一个“搪炮子子”。
有时候外婆也会进城，来看我妈和我舅，只是见面只能偷偷摸摸，因为我妈为外婆回乡掉眼泪的事情，被同学举报到了学校。我妈因此在年级的大会上做检讨，检讨自己和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的恶劣行径。
在学校里，我妈原本就是异类，在整个年级中，只有两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学生，我妈属于降级录取的考生，和我妈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上了名校，而我妈只能上普通的本科，我妈知道自己的录取来之不易，自然在政治上不敢走错一步。
外婆开始频繁地自言自语，有时候，我妈和外婆走在街头的时候，外婆也会旁若无人地说话，就好像一直和空气中站着的一个隐身人说话一样。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外婆说：“我没做过。”
外婆说：“我没有。”
然后不停地重复再重复。
外婆那些自言自语，我也听过，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对白存在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外婆的心里，旁边真的有一个人，他看不见摸不着，纠缠着外婆未来的几十年。
我妈后来替我补足了这段对话。完整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你是欺压农民的恶霸地主。”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老实交待，你对工农阶级欠下的血债。”
外婆说：“我没做过。”
那个人说：“你天天妄想着对我们秋后算账吧？”
外婆说：“我没有。”
外婆被同村里的军属打成脑溢血的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三年了，只是残留在人心中的观念，并没有消散。那几年政治环境开始变得宽松，我妈原以为，日子会越变越好的。只是因为国家实行的户籍制度，外婆没法离开村里，去儿女身边。
我妈一直不知道外婆怎么会惹上了军属，平日里，外婆和这些村子里政治待遇最高的人是没有交集的。
外婆在医院里面躺了五十六天，期间打人的军属来过医院一次，他指着我外婆对着医生们喊：“她是地主，她是地主，你们怎么给地主看病。”
外婆恢复意识后，人却瘫痪了，在之后的几年，外婆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外婆就这样回到城里，只是因为她户口还在乡下，没有粮票，所以必须吃高价粮。
原本按政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是可以把户口迁到子女身边。户口的申请送去市公安局很久，也没有着落，眼见一批又一批的名单通过，始终没有她的名字。
我妈去市公安局跑了很多次，按照办理户籍工作的工作人员要求开了许多证明，当然这些证明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等到那一年最后一批的名单发出，还是没有外婆名字的时候，我爸妈急了，又跑去公安局里查询。
公安局里的工作人员指着外婆住院证明对我妈说：“你这证明是随便去医院开来的吧，你自己不就是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