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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的一个下雨的早上，钱雪终于打电话过来。电话开始很愉快，我们互相问候了近况，听说我在昆明后，她说想先来昆明然后去西藏玩，我答应一起去。那通电话在本来将要结束的时候钱雪总结似的说了一句：“是我不好，才连累到你也不好。”
一切都急转直下。本来一句可以看做俏皮或者撒娇的话却让我顿时抓狂，仿佛一瞬间回到了无休止争吵的那段日子。我极力克制情绪对她说：“对了，我们分手吧。”
钱雪这次反倒出奇的平静。
“你从来不能体会我的受威胁感。看来事实证明都是真的，你即便骗得了我的直觉，你骗不了你自己。”她说。
我是一个非常害怕悖论的动物，与其说是我拒绝钱雪，不如说是我拒绝分裂。我多想她明白。
6
大部分时间店里都很冷清。我下午两点下班后通常还在店里，因为没地方去，索性和左铭一起用电脑看电影打发时光。有一次放完一部片子，左铭冷不丁问我里边那句“somewhere between nowhere and goodbye”怎么翻译好。
“比偏僻更偏僻的地方？”字幕是这么说的。
左铭不置可否地笑笑。
失恋的那段时间充斥着大段大段的无聊。清晨醒来闹钟照例是七点，我睁开眼睛，墨点不知什么时候爬上我的床头，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左铭照例洗漱回来，趴在地上做俯卧撑，像墨点一样。窗外照例是滴滴答答的雨声，我拼命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刚做的梦，这潮湿的世界让我感到绝望。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搏击俱乐部》里的情节，浑身上下有种无处发泄的膨胀情绪。我爬起床对左铭说：“我们打一架吧。”
没等左铭反应过来，我的一记拳头已经打在他的左脸。他迅速还以颜色，他毕竟是练体育出身，几下我就被摁在地上胖揍。左铭没有住手的意思，眩晕和疼痛让我清醒。我多少是知道的，那些喜欢把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挂在嘴边的人往往并不可怕，真正的狠角色不在于他告诉别人自己做过什么，而是你从他眼里看不到恐惧，非但看不到恐惧，你甚至读不出任何内容。
左铭就是这样的人。
“行啦行啦，够了！”我求饶说，“该吃早饭了。”
左铭这才收起拳头。
7
不久我们纷纷离开昆明，临别大醉一场。后来我找到了新的工作，依旧不顺心，但至少我已经知道没有其他的可能。左铭后来在一家户外运动俱乐部当私人教练，顾客多是一些高级白领或者挣了钱后花钱买健康的有钱人，他说待遇还不错。我们每逢过节都会电话互相问候。
有次周五我快下班时他打电话问我周末是否有空，想去散散心。第二天左铭开着他买的二手越野车带着我去了秦皇岛，滨海大道下，一脚油门开到海边，已是深夜。海面泛起细碎银亮的光，深冬凛冽的风吹向海面，浪拍打着岸边的海冰，溅在轮胎上。
左铭说，他是来跟她告别的。我很想知道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会让倔强如斯的左铭放弃。
“我从同学口中听到关于她的一些事，感情的，经历的，那些细节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陌生的，或者说，她以最初的模样在我想象里活了这么多年，而接下来她的言语，她的举动，都被我强加了自己的色彩。”
我想了想，说：“可以想象她那种姑娘这么多年不可能感情一直空白，而你们呢？你们之间的故事，你们之间的对白，支撑你走这么远的承诺，作为朋友我同样一无所知。很正常不是吗？我一直以为你和我不一样，我知道我们愿意去爱是因为我们害怕孤独，而你以爱为信仰。”
左铭两臂搭在方向盘上，苦笑着把头埋进臂弯，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任何一门宗教神祗曾经给予我切实的庇佑，或者这个世界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话，那就是在我生命中最需要人分担痛苦，分享喜悦包括见证纪念的时候，她都没有出现。我曾经很拼命地抓住我们之间的那一点点可能，她却用数次无声而温柔的抗拒来告诉我她的世界的正常流程。两个人的关系是可能被伤透的，就像一个信用卡，额度太低，经不起我们挥霍。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连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都没有力气再说出来。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计较谁对得多一点谁错得少一点，我们没有可能了。我们为此负有责任。”
“万一她一直在等你先说呢，”我也只能继续劝，“从和钱雪的感情中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你就去告诉她，疑爱从无。因为很可能你们会突然不爱了，这无关道德与否。什么是道德？相爱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道德，不爱的人还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不道德。那些纷纷扰扰又似是而非的感情如果不忍证否，那就让时间来，让沉默来。”
左铭没有回答，抬起头望着远处隐藏在黑夜里的海平面，转而问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是绝望。”他说，“通常我们看到的海平面比岸要高很多，但我们是安全的，因为这是错觉。五个小时前阳光消失在那里，现在已经走过了东四区。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大海，任谁也休想那岸会有什么转机。”
回北京的一路上我和左铭各自沉默，一直到我租的住处门口，他才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杨旭，你记住，所谓爱情双方就像同一个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不过就是有的恰好是一个，有的恰好不是罢了。”
左铭要走的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几杯酒下肚后，我试探着问：“她怎么说？”
左铭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我“噢”了一句后，和他各自默默喝酒。过了一会他开口：“走前我告诉她，我再也不回来了，祝她幸福。我有太多话想对她说，这几年我去过哪些地方，发生哪些事情，我的心态和认知有过哪些改变。可是，我不确定她还是那个适合听的人。我不得不把这些话憋在心里走完剩下的人生，想想人生真他妈孤独。”
8
左铭没有把那些话憋在心里太久。几个月后他带队骑行滇藏线，在离下一个宿营地十几公里的地方，为了赶路，他们加快了速度。路过一段下坡路，同行一个姑娘大意了，顺坡溜车，发现速度不对时赶紧刹车，闸线断了。左铭就在她身后，慌忙中他想拉住那个姑娘，结果两个人连人带车摔下山。尸体被江水冲走，下落不明。
北方的春天柳絮飘完，我对林馨说：“我们去看看他吧。”
出事的地方在藏区南嘎巴瓦峰，山下是雅鲁藏布江。我愣愣地坐在江边，上游帕隆藏布江湍急的水流卷起浪花。除了抬头可见半山腰上一条细细的公路，这个地方没有别的标记可以判断出年代。青山耸立，江水长流，千百年都没变。就是这个地方，温柔一刀地要了左铭的命。
9
已经是凌晨四点。外面一阵沉重的轰隆声碾过，窗外的天际已经泛起鱼肚白。林馨默默地听，我感觉到她在抽泣。我继续说，仿佛没有听众也没有关系，而我只是要说。
“我经常看他的博客。他喜欢把他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和事都记下来。他说他有一次夜里住在当地人家里，没有枕头，老婆婆拿出了给孙子缝的老虎枕头；他也提到曾住在小旅馆里患上重感冒，老板的小孩子告诉他热水五十块钱一杯。他提到找到网吧写博客的时候，见到一个染着头发、满口脏话的女孩和男孩一起玩ＣＳ，半途去洗手间吐。”
“他说，在他的脑海中始终有两个自己，尖锐对立；他们并不真实存在，但是在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中，他们又无比真实。入世和出离，忠贞和放纵，诚实和虚伪，相信和怀疑，永远不能讲和。这种感觉并不好受，就好像，就好像凌晨仍旧无法睡着的时候，听见重型运货卡车吼叫着开过大街。”
林馨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她转过身来抱住我，抱得太紧以至于指甲嵌在我的后背像刀刻一般。她说：“杨旭我们好吧。”
窗外街道上路过的刺眼的车灯灯光扫过屋内，我们尽可能贴近对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此刻的我们愿意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恐惧少一点。
林馨光着脚走去浴室，她走起路来没有声音，长发铺开和背部一样完美的曲线，像一只漂亮的猫。
10
我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屋顶，试图找出故事里那个模糊又清晰的影子，试图想起我和左铭最后的对白。
“你爱过她吗？”北京最后的晚餐之后，我问左铭。
慌不择言。我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特傻的问题，而我的初衷只是想让他说点什么，随便什么。左铭苦笑着走进车里，拧着车子，突突的引擎声划破夜空。
“爱过。”
回过神来的我呆立在不明况味的汽油味中，对着一串青烟中绝尘而去的左铭修正了我的问题，话音出口却疲软地掉在了地上，如同灰烬中残存炭屑的呢喃低语。
“那，她呢？”
没错，那应该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而现在，他应该和墨点一起，住在一个介于存在和虚无的地方，木屋树林，湖光荡漾，有风。
吴晓星，青年作者。微博id：@吴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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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72 张丽娜
txt。小说。天＋堂
作者邓安庆
我们站在田野中央高喊：“张丽娜——张丽娜——”
张丽娜是全班女生中最洋气的名字，比之什么霞的、什么琴的都洋气。那时候我们从进学校读一年级就是一个班的，一直读到六年级，连班主任都是不变的，而张丽娜是我们班上唯一中途插班进来的学生。上早读课的时候，班主任把她带了进来。只见她个子高而瘦，都能比上班上男生的个头了，扎着两条黄瘪的小辫子，衣服倒是亮丽，蓝色格子碎花短袖，荷花边小裙子，白球鞋，在我们这个乡村小学看起来就特别晃眼了。班主任把她介绍了一番，说她是从城里转来的。她突然给全班鞠了一躬：“我是张丽娜，以后请各位同学多多关照！”老师吓一跳，我们也吓一跳，不仅为着这个莫名其妙的举动，还为着那一口不带土气的普通话。我们从来不鞠躬的，除非是给长辈拜年。普通话更是说得少，连老师也是用土话来讲课的。
张丽娜不仅说普通话，还给我们带来了“报告”。课间操结束，我们纷纷回教室上课。都坐好了，老师开讲了，突然从教室门口传来响亮的一声：“报告！”转头看去，张丽娜气吁吁地站在门口，右手做着敬礼的动作。老师愣愣地看着她，我们也惊讶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见没有回应，又喊了一声：“报告！”老师放下粉笔，把手一挥：“你进来呀，都上课了！”张丽娜这才放下手，鞠了一躬：“谢谢老师！”说完，低着头往自己的桌位走去。还有这样的！我们要是迟到了，就直接从教室的后门口偷偷溜到自己的座位上。
张丽娜坐在座位上，也是直苗苗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她的手就剪到背后，眼睛紧紧跟着走动的老师。老师被看得不自在了，讲着讲着咳嗽几声，土话憋着憋着憋成了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张丽娜的眼睛依旧紧追着老师，从讲台的这一头跟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跟到这一头。老师扭身不看我们了，粉笔吱嘎吱嘎地在黑板上写着。“老师！您写错了！”粉笔头煞住了，老师迟疑地转身看过来。张丽娜高而瘦的身子戳起来，她的手高举。老师让她起身说话，她站起来，指着黑板的右边：“那个‘国’字少了一点。”老师抬眼看了过去，果然是写错了，连忙过去加上一点，然后又接着在黑板上写着板书，待写完再转身，张丽娜还依然戳在那里。老师咳嗽了几声，问张丽娜：“还有写错的？”张丽娜应声回道：“没有了，老师！”“那你还站着干什么？”老师用着夹生的普通话问。张丽娜：“老师，您还没有叫我坐下……”
她不跟我们玩的。我们跳橡皮筋、丢沙包、老鹰捉小鸡，她都是看都不看一眼的，她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自己的那个红壳小本子上写着什么。跟她同桌的是我们村儿的夏冬艳，她跟我们说：“报告大王身上有一股香味，极好闻的！”坐在张丽娜后面的于春花也连忙点头。我们找着各种借口，去向夏冬艳借块橡皮啦，跟于春花说话啦，鼻子都深深吸着那清凉凉的、香细细的薄荷味道。她还每天洗头，晾干的头发中散发出蓬蓬的香波味儿。天气热了，知了叫起来了，汗津津的日子来了，张丽娜就拿着洁白的手帕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那手帕上有着花露水的味道。
我们都有点怕她，连老师都感觉有点，特别是她要鞠躬的时候，老师就很不自然地咳嗽。放学的时候，我们都各自结伴沿着田地之间的小路走回各自的村庄。只有张丽娜会站在校门口等着，有时候放学我们不想那么早回去收麦子、带弟弟，就能看到有一个穿得很利索的小老太太骑着自行车过来。张丽娜见到这老太太，眉眼都笑开了，开口叫“姥姥”。远远看着她坐在她姥姥的自行车后座上远去，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姥姥”。我们讨论了好久，都闹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第二天问老师，老师也摇头说没听说过。可是我们都不会问张丽娜的。她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的。她永远直直地挺着她的身子，从我们面前傲傲地走过去。
可是她也有不傲的时候，那是她第一次去了学校后头的女生厕所，进去没一会儿，她就尖叫着跑出来，蹲在一棵雪松下面捂着脸哭。我们还以为她是拉不出来屎哭呢，谁知她是嫌那满地爬的蛆虫，一脚落下去，能听到“啪啪”的肉响。她再也没有去过女厕所。我们到了夏天都有午睡课，一到点儿，我们就趴在桌子上睡觉。老师也趁机去办公室午休去了。那次午睡铃响起，夏冬艳从座位上跳起来，“啊——尿啊！”我们顿时兴奋地跑过来，果然一道尿渍从张丽娜的凳子下面蜿蜒到夏冬艳的脚下。夏冬艳跺着脚喊着：“不是我的，是张丽娜的！”张丽娜埋着头，她的手捂在自己的裤子上，动也不动。来上课的老师过来问怎么回事，夏冬艳喊着：“张丽娜尿裤子了！”我们“哄”的笑起来。张丽娜见老师过来，直直地戳起，我们能看到她裤子后头一大片湿迹，“老师，上节课你不在……我……我能出去一下吗？”等老师点头同意了，她才得救了一般急急跑出去了。后来，我们都喜欢站在学校门口高喊：“尿尿娜——尿尿娜——”张丽娜的姥姥惊讶地看着我们，又看了看坐在车子后面低头的张丽娜。我们哈哈笑了一通，跑远了，又聚在一起高喊：“尿尿娜——尿尿娜——”
张丽娜依旧来上课，脸上冷冷的，上课下课都不说话。我们也早就习惯了，“尿尿娜”喊了一阵子，我们自己也喊疲了，换着叫她“拜拜”，因为她到哪里见到老师都要鞠躬敬礼，喊一声“老师好！”，这是唯一能听到她说话的时候。五月份，我们的语文课上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公园”，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老师琢磨了半天，说：“公园意思是说公家的菜园。”说罢不放心地看了张丽娜一眼。张丽娜咬着唇不说话，老师只好硬着头皮讲下去，“那个公家的菜园，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说着又瞟了张丽娜一眼，我们都跟着瞟了过去。张丽娜突然起身，把凳子往桌位下面一塞，往教室外面走去。老师一激动，土话都喊出来了：“张丽娜，你要做么子？”张丽娜站住，停停，又继续往外走。老师声音大了起来：“正上课，你干么事？”张丽娜这次没停下。老师喊着坐在教室门口的男生：“夏中福，你把张丽娜拦住！”夏中福从座位上蹦出来，一把扯住张丽娜的桃红色小外套。张丽娜一只手推着夏中福，“不准拉我！走开！”老师看不下去了，走过去：“你要干么事？回去把你家长叫过来！”
那个张丽娜叫姥姥的小老太太下午就过来了。我们虽然坐在教室，耳朵却伸出窗外，偷听着老太太、老师，还有张丽娜的对话。老太太操着我们本地的方言跟老师道歉，老师也说着没事，忽然张丽娜的声音尖脆地迸出来：“我不要待在乡下！我要回去！这里什么都没有！又脏又穷！老师连公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