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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周顺昌传》：
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皭然。乞假归。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饯，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旂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
这样的人物，自然不容于魏忠贤。天启六年二月，便在追论周起元案中，诬指他“请嘱，有所干没”。周顺昌居乡，热心地方公益，“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本传》又记：
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等，前谒（巡抚毛）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
民情如此激昂，而东厂的旂尉不识风色，以致自取其辱。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颜佩韦等五人从容赴义
四十四、颜佩韦等五人从容赴义
《明史》修于康熙开“博学鸿词”科以后，史馆诸臣，生于明末，见闻甚确，所以《周顺昌传》叙东厂旂尉被殴，极其生动：
旂尉万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吾始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喻，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
颜佩韦等五人都是“市人”，周文元则是周顺昌的轿夫，结果：
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旁，题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鹭所建忠贤普惠祠址也。
至于周顺昌，被逮后，硬汉作风如方孝孺。
顺昌至京师，下诏狱。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噀血唾其面，骂益厉。遂于夜中潜毙之。时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
当东厂旂尉到苏州时，无锡亦有行动，《高攀龙传》：
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按：应即为东林书院，或在东林书院内），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沉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黄尊素的儿子就是黄梨洲
四十五、黄尊素的儿子就是黄梨洲
不上吊而投水，是高攀龙以屈原自拟，连寻死的方法都有讲究，可见他赴义的从容。《明史本传》谈他的学养说：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
按：心非阳明，必为程、朱。阳明一死，以媚世宗起家的“大礼议”主角桂萼，首攻阳明，于是复以程、朱为正学，心性空疏、无裨经世致用之学复昌。东林君子，遇见小人，一筹莫展，弄到头来，不过成了为天地留正气的烈士，苛刻而论，无非独善其身。如果东林君子不薄阳明，重视“致良知”之说，使吾心与外物贯通，理论与实际一致，如照阳明应付许泰、张忠的办法来对付魏忠贤，换句话说，多能像黄尊素那样，局面必不如此之糟。
黄曾素是王阳明的同乡，他有个儿子，名气甚大，就是黄宗羲，字梨洲。黄梨洲从父遗命，学于刘宗周，刘出程、朱，入阳明，著有《阳明传信录》。黄家父子受阳明的影响，行事就大不相同了。
《明史本传》说“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可惜东林有此智囊而不能用。他的见事之明，据正史可以提出下列数点：
第一，他以徐克启为例，劝邹元标说：“都门非讲学地。”果然，邹的首善书院奉旨拆毁。
第二，杨涟严劾魏忠贤，他跟魏大中说：“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杨涟没有，如有王安在，黄尊素就不会说这话。
第三，魏大中为细故劾魏广微，此是打草惊蛇。黄尊素劝魏，魏不听。
第四，东林内部有以地域分的派系，黄尊素尽力设法团结弥缝，而魏大中一意孤行，因而有汪文言之狱。
第五，汪文言之狱初起，由于黄尊素向刘侨进言，釜底抽薪，始得免于扩大，魏忠贤及阉党即因黄“多智虑”，必欲杀他。
第六，黄尊素曾准备以正德年间杨一清利用太监张永诛刘瑾这以毒攻毒的办法，策动李实杀魏忠贤，事不成被害。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抓黄尊素的尉也挨了打
四十六、抓黄尊素的尉也挨了打
杨一清当时授张永的秘计是：当面在武宗那里告发刘瑾，请即诛捕。话要有条理，委曲尽致，如果武宗不信，即顿首请死；等到奏准，须立即行动，不能稍缓顷刻，否则必致泄漏，祸不旋踵。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张永完全照杨一清的话行事，他征宁夏回朝：
上迎之东华门赐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怀中，谓瑾激变宁夏，心不自安、阴谋不轨状。永党张雄、张锐亦助之。上曰：“罢矣！且饮酒。”永曰：“离此一步，臣不复见陛下也。”上曰：“瑾且何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当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劝上亲至瑾第观变。时漏下三鼓，瑾方熟寝，禁兵排闼入，瑾惊问曰：“上安在？”对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谓家人曰：“事可疑矣！”趋出户，被执就内狱。……永之献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发。
刘瑾被诛，要诀在“迅雷不及掩耳”，其间不能有丝毫空隙。黄尊素最明白这一层道理，虽然他如何向李实策动未见有何记载，但策动这回事一定是有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是：黄尊素此刻是在苏州。削籍回里，照例交地方官管束或监视，黄尊素不可能公然离乡出游，所以他到苏州的行踪是秘密的，住在城外，但魏忠贤的耳目密布，所以仍旧逃不脱掌握。
当城里抓周顺昌的旂尉为颜佩韦等痛殴时，城外抓黄尊素的旂尉也挨了打，一打把“驾帖”打得丢掉了，因而不敢去抓黄尊素。“驾帖”这个名字，可能有许多人知道，因为胡金铨所导演的《龙门客栈》中曾介绍过，影片放映后我与金铨曾研究过这玩意儿。“驾帖”的作用，大致相当于如今检察官所签发的拘票或“执行命令”，由镇抚司所发。这个制度到清朝还存在，但已纳入刑部的办事程序，执行死刑，须有“驾帖”，大致是由刑部“提牢厅”的司官所签发。提牢厅主管狱政，刑部监狱有二，称“南所”、“北所”，北所即明朝镇抚司原址。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上苍垂怜孤忠之报
四十七、上苍垂怜孤忠之报
其实东厂旂尉、番役如狼似虎，他们失去了“驾帖”，并不如现在法警失去了拘票便不能执行任务。当时的老百姓，一看穿白靴的厂卫人员，便已吓得魂飞天外，哪里还敢问一声：“把驾帖拿出来看看！”只是此时苏州正闹打狗腿子的风潮，旂尉已经挨了揍，倘或没有驾帖去抓人，更得吃苦头，所以不敢找黄尊素。
黄尊素心里有数，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自己在余姚有一大家子人，倘或潜逃，必定祸延妻儿，所以自己穿了囚服到旂尉那里去报到。在京城镇抚司监狱，一样为许显纯“搒掠备至”，后来预知狱卒将加谋害，“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而死，年四十三岁。明朝末代的皇帝，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毁人才，不亡不可得也！
黄尊素有三个好儿子，有“东浙三黄”之称，老大黄宗羲享名更盛，他是古今学人中第一流人物。他看不起程、朱那一派捧着一本“语录”当金科玉律的陋儒，务为博学，兼通经史，又精天算历学，早在康熙朝的梅文鼎之前，就已发古籍中天文的奥秘。这都不去说它，且谈一谈他为父报仇。
据《清史稿·遗逸传》，思宗即位，黄宗羲进京为父讼冤，做了好几件大快人心的事。第一件是与许显纯对质，他预先藏了一把锥子在身上，在公堂上“修理”许显纯，流血被体，又把崔应元揍了一顿，拔了他的须子回家祭父。
第二是追杀狱卒叶咨、显文仲，因为黄尊素就是死在他们两个人手里的。
第三，原任苏州织造太监李实上疏自辩，说参劾黄尊素的原疏不是他自己所上，乃是他人冒用他的空白疏文；同时送黄宗羲三千两银子，希望他不要追究。黄宗羲立刻具疏奏报，说李实在今日之下犹敢行贿，则其所辩能否采信，不言可知。
等这个宪狱平反，黄宗羲率领被害诸家的子弟，在镇抚司狱门设祭，哭声竟达禁中，连思宗亦为之长叹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这些被害诸家的子弟，就是有名的所谓“东林孤儿”，学问事功，各有所显，也算是上苍垂怜孤忠之报。
四十八、各地纷纷为魏忠贤建生祠
当黄尊素被杀之时，正当魏忠贤逆焰熏天之际。时为天启六年六月，忽有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举，其事起于杭州，而贻杭州这番羞辱者，为下城的机户——机户者，织造衙门所属的工匠。按：明朝织造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清仍其旧，但归内务府管辖。江宁、苏州如何，我不知道，杭州的机户，实为各城之累，因为这些机户成了流氓地痞，杭州人称之为“机坊鬼儿”——与杜月笙齐名而居心、行事有天渊之别的张啸林就是“机坊鬼儿”出身。
据《明史》三百六《阉党传》：
生祠之建，始于潘汝桢。汝桢巡抚浙江，徇机户请，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于南京……
尤其荒唐的是，甚至京师国子监亦准备建魏忠贤生祠：
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至于建祠的靡费：
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
生祠的规制，大致如宫殿，每一祠皆有题名，不外德、惠、恩、泽等等字样。祠中塑魏忠贤的金像，用冕旒，拟于王者。凡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日”，而内阁则以典雅富丽的骈文褒答。又每一生祠皆勒石为记，碑文多为张瑞图所写，张瑞图是闽南人，做过一年九个月的大学士，他的字写得很好，但不值钱，就自己把笔墨弄臭了的缘故。
对外如此，对皇帝则称“厂臣”而不名，《明史·魏忠贤传》：
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
四十九、客氏进出宫清尘除道
称厂臣不名以外，魏忠贤的官爵，称为“上公”。亲族封侯伯，荫官职为都督者无数，一个侄子叫魏良栋，一个从孙叫魏翼鹏，分别封为东安侯加太子太保、安平伯加少师，而此二人都还在襁褓之中，其他可想而知。
魏忠贤没有儿子，有个侄子叫魏良卿，最受宠信。魏良卿甚至“代天子飨南北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是最隆重的大典，由于魏忠贤命魏良卿代行，隐然表示以“天命有归”，所以“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事实上，熹宗的性命早就在魏忠贤掌握中，但弑君容易，得天下则甚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魏忠贤还未抓到兵权，所以不敢走向最后一步。但如熹宗享国稍久，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至于客氏，与魏忠贤相为表里，在宫中的身份像太后又像皇后，《甲申朝事小记》叙客氏的煊赫相当详尽，转录如下：
出宫入宫，必传特旨，清尘除道，仪仗大约与皇后同。内臣皆蟒袍玉带，步行摆队，客氏盛服靓妆，乘锦玉辇，从宫婢数百，前提御炉，焚爇沈香龙涎，氤氛如雾。纱灯角灯，红蜡黄炬，亮子数千，黎明耀如白昼。呼殿之声，远迎数里，清远悠长，拟于警跸。从者数千，皆车如流水，马若游龙。客氏张青盖羽幢，俨然神仙在上。
客氏的亲属不多，一子侯国兴封伯爵，一弟客光先官拜都督。这样威风到天启七年八月，出了大事——熹宗一命呜呼了！
手头没有实录，不知记熹宗死因若何，《明史本纪》则仅有简单的记载：
（天启七年）秋七月乙丑朔，帝不豫……八月乙巳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甲寅大渐，乙卯崩于乾清宫，年二十三。
科道诸臣有所谕示，又十天病势恶化而崩。以他的年龄及天气和得病的时间来看，不是急性的心脏病、高血压，也不是慢性的肺结核，大概是伤寒、湿温之类的险症。
五十、熹宗曾有覆舟之事
谈到熹宗的死，就其过程而言，与武宗颇有相似之处。武宗是一个有名的顽童，他的得病不起，出于一种偶然的因素，《明史本纪》：
（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
又《明武宗外纪》对此记载较详：
还至清江，复幸太监张杨第。逾三日，自泛小舟渔于积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争入水掖之出，自是遂不豫。
按：此时武宗系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这个怪衔名，亲统各镇边兵征宸濠，事实上宸濠早为王守仁所平，武宗不过借此戏嬉一番而已。及至凯旋还京，为“不豫”后的三个月，即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告捷于太庙，第四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呕血于地，竟至不能终礼，延至第二年三月崩逝。以呕血不能终礼的情况看，似乎是生活不正常所导致的胃出血，而致疾之由，则为落水受惊受寒。
熹宗亦有覆舟之事，《甲申朝事小记》：
熹庙五年五月十八日，祭方泽坛回，即幸西苑，与客氏乘舟，饮酒乐甚。上身自刺船，二内臣佐之，随波荡漾，方相顾欢笑，拟若登仙，倏忽大风陡作，舟覆，上与二内臣俱坠水底。两岸惊呼，从者俱无人色。内官谈敬急奔入水，负帝以内。二臣已毙于水，船上金宝酒器，并湮没无存。
此是否熹宗所以得病的原因，已无从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武宗与熹宗之死，皆未得尽其天年，是起居无节、纵欲自伐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熹宗之死，是魏忠贤的大不幸，因为客、魏相为表里，难得有熹宗这样一个傀儡。魏忠贤以兵权尚未归入掌握，虽有篡位之想，却还不敢动手，熹宗在位，便得一最好的庇护，可以逐渐培养势力。不想羽毛尚未丰满至能够“振翅高飞”的地步，骤失靠山，无怪乎他会哭得“目尽赤肿”。当然，这副眼泪中或亦有感情的成分在内，但无论如何不及利害关系的深刻严重。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熹宗崩逝信王入承大统
五十一、熹宗崩逝信王入承大统
《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有一条记事，颇值得留意，说霍维华的内弟陆荩臣为管理午门的太监，曾进仙方“灵露饮”：
其法杂取糯诸米淘净入木甑蒸之，甑中底安长颈大口空银瓶一，米渐添渐熟，水渐熟渐易，不数易而瓶中之露满矣，乃米谷之精也。上饮而甘之，以余沥分赐近侍，及上不豫，忠贤归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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